对人物话语的去势与整容--合作化小说话语策略之一

合作化小说作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小说,存在着多种话语形态。为了突出和强调政治话语的权威地位,遮蔽、压抑和扭曲历史话语与人性话语,采用的话语策略之一就是对人物话语的去势与整容。所谓“去势”是指有目的地压抑、删改那些符合人物性格却不符合政治话语或叙述需要的话语,主要方法有通过外力使人物适当沉默和让人物自我去势、自我否定。“整容”也可叫做“包装”,具体又可以分为大手术与小手术、浓妆与淡妆两类。小手术或淡妆是指离人物的思想性格不算太远的包装,大致合乎情理;而大手术或浓妆则完全不顾人物思想性格的逻辑而让人物说一些他不会说或不愿说的话,结果使人物面目全非。常见的办法包括阐释型整容,即人物说出一段话之后,叙述者或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作出一种歪曲性的阐释;以及在直接引语中偷梁换柱,对所谓正面人物进行拔高、对所谓反面人物则极力丑化。     

再论“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分析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不朽形象,也是世界文学当中第一个“多余人”形象。自此,世界文学中逐渐出现了很多“多余人”和“类多余人”。过往对多余人的研究大部分过分强调其历史背景因素,这样的角度其实是缩小了这个形象的广泛性。试图从人性这个本质而永恒的角度去分析“多余人”形象,并把奥涅金和达吉雅娜放在一面镜子的两面进行审视,能帮助挖掘出这个形象的核心共性和真实内涵,对“多余人”形象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     

论贾母——《陋室评红》之十六

贾母,这位封建贵族老妇人的形象,在红学界以及有关论著中,很少有专门评论,即使有之,大多是一笔带过式的。贾母在《红楼梦》中究竟是个怎样的形象呢?我以为她是主要人物之一,正面人物之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红楼梦》里的人物有许多是很难确定是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简单地给贴上个标签是不能令人折服的,正象鲁迅指出的那样:“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     

驳所谓“三突出”是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文艺创作的典范

江青一伙及其御用文人们吹嘘说,“三突出”这个以一方突出和陪衬另一方的“原则”,是为了“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了辩证法的“重点论”,是“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文艺创作的典范”。这是为江记“三突出”贴金。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创作原则”,纯然是用形而上学的模式来扼杀革命文艺的紧箍咒。“三突出”刚一出笼时,“权威”解释是:其一,突出一方和陪衬一方相比,在戏的份量上应占“突出”的优势。据说,如果“把反面人物写得与正面人物份量对半,或者写得非常     

教养

对于全社会而言,公认的有教养是指遵从社会各阶层都认可的行为方式,就是按伦理、风俗及社会公共道德行事。比如早些年,有人问你“您贵姓”,有教养的人一定说“我免贵姓某某”,可如今若没有半百年龄的人都不“免贵”了。可见如今“免不免贵”都与教养无关了,是这个时代把那个时代的教养给免了。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进步意义初探

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进步意义初探李小林俄国评论家赫尔岑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曾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①之后，“多余的人”成了俄国文学中一类典型形象的代名词。这...     

红楼隔雨相望冷 珠箔飘灯独自归——论贾宝玉的感情行程及其归宿

贾宝玉是《红楼梦》最重要的典型形象,也是不易把握、议论颇多的一个形象。有说他是“贵公子”的,有说他是“多余人”的,有说他是“叛逆者”的,也有说他是“新典型”(或曰“新萌芽的代表”)的。我们不想从政治角度给他一个什么鉴定,而是想在分析他所赖以生长的土壤的前提下,着重剖析一下他的感情系统,及其与他的归宿的关系。     

“寻一车兵器,不若以寸铁杀人”

杂文是鲁迅一生中的主要战斗武器,也是他创造的一种新文体。它的特点之一是简练。简练是从准确来的,没有多余的笔墨,能抓住要害,恰到好处就是简练。所谓“寻一车兵器,不若以寸铁杀人”就是这个意思。 简练是作家才能成熟的标志,是阅历丰富的结果,也是笔墨净化的结晶。所谓“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也正是指此而言。 过去,“围剿”鲁迅杂文的人攻击鲁迅写杂文是因为“容易下笔”,“一挥而就”,不费功夫就可以达到沽名牟利的目的。针对这些恶意的中伤,鲁迅回答说,杂文“也不十分容易做”。他对许广平说:“殊不知我这文章虽然短,是绞了许多脑     

布鲁姆：都柏林的游荡者——《尤利西斯》人物形象研究

布鲁姆是乔伊斯作品《尤利西斯》中的重要人物,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乔伊斯倾注了毕生的精力。自《尤利西斯》问世以来,布鲁姆这个人物形象就饱受争议,围绕着这一人物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是“英雄”还是“懦夫”,学者们进行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析和争论。跳出二元对立的模式,从城市游荡者的角度重新审视布鲁姆这一人物形象。     

反面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突破——论《冬天里的春天》对王纬宇形象的塑造

反面人物苍白无力,甚而至于公式化、脸谱化,这是建国以来我们许多文学作品引为缺憾的通病。特别是十年浩劫中的一些作品,“高、大、全”式的正面人物灵光四射,气冲斗牛,反面人物则焉头搭脑,一个个都是傻乎乎的,都在窥伺着什么,容易错误地估计形势,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几乎都不堪一击;即使稍有一点精明气的,也不过是色厉内荏,时时会显出内在的怯弱。进入新时期后,随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复苏,反面形象塑造上的薄弱现象愈来愈为文艺界所重视,许多作家进行了有益的探求,象《于无声处》中的何是非、《乔厂长上任记》中的冀申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由     

不要让作家作茧自缚——评作家应有一个“无形的‘禁区’”说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在文艺题材上应否设置禁区?经过几年来的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文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基本趋于一致:“题材必须多样化,没有任何禁区,人物也必须多样,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落后的人物,都可以写,没有禁区。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见茅盾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发言:《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但是,最近读了杨从荣同志《“禁区”辩证解》一文(载《四川日报》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四版)后,又使人感到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鲁迅笔下的“多余人”与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之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上,出现了奥涅金·毕乔林等一系列的“多余人”形象。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也出现了吕纬甫、魏连殳等“多余人”。两种“多余人”在其产生、发展及基本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但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更由于鲁迅对封建制度本质一针见血的揭露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表现出独具的特点。本文经过比较分析,认为鲁迅笔下的“多余人”的产生是他本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认识的产物,也是他在革命低潮期和婚姻不幸、兄弟失和时,内心苦闷、彷徨的一种表现。     

关于元杂剧的贬曹倾向——兼和景孤血同志商榷

曹操不仅是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重要的戏剧人物和艺术的典型形象。因此,如何评价曹操问题的讨论,也势必涉及到对传统戏剧中曹操形象的看法。在这次学术界开展的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论争中,我读到了景孤血同志的文章,他根据元人杂剧十一种,认为在这些剧中有的把曹操处理成正面人物,有的则处理成反面人物,可说是“毁誉参半”。在这里,景孤血同志虽然没有再作阐发,没进而谈到正个元三国杂剧的     

论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使19世纪俄国文学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学行列。本文对19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几位“多余人”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既指出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又总结出他们的不同之点,从而深刻论证了“多余人”形象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对俄国文学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     

提高识别“蛀虫”的能力——剖析《水浒》中的宋江

《水浒》中的宋江,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主要人物。他是一个“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的正面人物”,还是应该加以否定的反面人物呢?是对梁山泊农民革命运动作出过贡献的“非常杰出的领袖”,还是钻进梁山农民队伍的“蛀虫”?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各种形式的内在联系。”让我们来剖析一下宋江在梁山农民起义的各个阶段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各种形式的内在联系”,来揭示宋江的本质,从而总结经验教训,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     

高度理性化的独语--"文革"文学语言论

“文革”文学语言是由上个世纪 40年代解放区文学语言发展来的。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 ,在教条的文艺观念的制约下 ,“文革”文学语言运用两种叙述语式分别叙写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 ,叙述语言严守规范而缺乏活力 ,文学语言为官方的政治语言所取代 ,语言浅白却单调而且内涵不够丰富 ,呈现出一定的病态。     

正面人物反写 反面人物正写——莫言小说主人公形象的书写策略

莫言是一个异类,他的小说创作颠覆了传统"正/反、好/坏、进步/落后"二元对立的人物书写模式。在他的笔下,好人不好,坏人不坏,人物呈现出复杂的生存状态,个性丰富且复杂多变。正面人物反写、反面人物正写,是莫言书写小说主人公形象的策略。这种书写,不仅反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主人公形象"高大全"的创作方法,而且颠覆了阅读想象和传统价值观。     

世纪儿 多余人 零余者

世纪儿多余人零余者张承菊在文学作品中正式塑造“世纪儿”形象以“世纪儿”命名的是１９世纪初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他的《阿达拉》和《勒内》被誉为“打开了浪漫主义世纪”。“多余人”是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到５０年代在俄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组形象系列。这组形象...     

魏晋南北朝时代河西僧人的西行与南下

本文题目虽曰《魏晋南北朝以来河西僧人对南朝佛教的影响》,其实所牵扯的人物不限于“河西”,而包括了整个甘肃。但河西僧人所占的比例却要大的多。这里说的“西行”,是指去西域;所谓“南下”,是指从河西去当时的南朝。所涉及的人物大都在魏晋南北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