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歌德早年的古典学教育

歌德之所以成为一位古典主义诗人,与他早年在法兰克福接受的古典学知识教育有内在关联.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问题展开分析:德国当时的古典学怎样直接和间接影响了歌德;歌德的家庭与法兰克福社会为歌德提供了怎样的古典知识教育.在歌德出生的年代,德国人开始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文化,大量的考古学发现也可以让人们看到古代的艺术.歌德早年在鉴赏古代艺术品及学习古典文化中逐渐培养起自己的古典心性,这潜在决定了他日后的文学道路.     

中国古典词学用事论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学用事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肯定与主张词作用事之论的承衍,二是词作用事要求之论的承衍。其中,第二个维面又包括两条分支线索:一是要求词作用事自然妥贴圆融之论的承衍;二是要求词作用事灵活、事为意用之论的承衍。这几条线索从主体上展开了词学用事论的空间,将古典词学用事论的内涵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     

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词气论

我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词气论,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宋代);成长阶段(元代、明代);兴盛阶段(清代前中期);深化阶段(清代后期).上述四个阶段,标示出了我国古典词气论不断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的轨迹.     

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正变论

词的正变论是中国古典词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其一大特色。它经历了从本色论、从词体论、从自身流派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延展到清末及近代 ,随着词家们对自身词学理论反思的加强和整个时代词学批评内涵的深化 ,最终发展为词的审美意境论正变。传统词论正变理论显现了它漫长而繁复的历史消长过程及其演化特征。回顾和梳理这一词学历史的脉络 ,对词学理论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古典文献学的现代生成及其意义

世间学问包罗万象,治学门径各不相同,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离不开文献,离不开古人所谓治书之学,今人所谓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汗牛充栋,内容地负海涵,治理中国古典文献是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其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疆域,具有独立的价值意义。本刊专设有"文献与考辨"栏目,其故亦正在于此。重视文献是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也是清华大学文科的优秀传统。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学校研究院"授课时提出取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旧材料互证,主要谈的就是运用文献的方法,体现的是对文献的重视。为继承和光大这一优秀的学术传统,清华大学于2008年4月成立"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由中文系教授、中华书局原总编辑、长期从事古典文献和文史研究的傅璇琮先生担任主任,聘请校内外专家10余人担任研究员。顾秉林校长在中心成立仪式上强调,中心的成立是清华大学继续全面推进文科建设、努力创建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重要举措。为此,本刊约请中心部分研究员撰写了一组文章,或通过对具体文献的释读纠谬说明文献学的重要性,或分析传统古典文献学的当代新内涵,或介绍中心近期文献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项目,或思考整理古籍和继承传统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正体现了中心主...     

中国古典词学中词曲之异论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学中词曲之异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偏于从艺术体制角度辨说词曲之异论的承衍,二是偏于从字语用笔角度辨说词曲之异论的承衍,三是偏于从声律表现角度辨说词曲之异论的承衍.这三条线索相互比照、渗透与融通,将我国古典词学中词曲之异论的主体骨架与基本内涵呈现出来.     

中国古典词学"格"范畴的承传

中国古典词学“格”范畴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批评层面对“格”的承传运用;二是理论层面对“格”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格”最早在北宋中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至清代,成为人们品评词人词作的主要审美范畴;在第二个维面,古典词学对“格”的阐说集中在清代,其内容主要体现为从创作主体人品才性学力角度探讨词格,从诗词体制上立论格调之别,对词格审美特征与要求予以论说,并对词格创造予以考察。上述两个维面,将“格”作为古典词学审美范畴的内涵充分展现了出来。     

论中国古典园林美学观

中国古典园林以崇尚自然写意著称,这种造园风格和造园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厚土壤。中国古典园林美学观的定型可分为六朝崇尚自然的园林美学观的形成、中唐追求写意的园林美学观的生发和宋明写意园林美学观的成熟三个时期,并分别受到六朝玄学、中唐禅宗及宋明理学这三种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入影响。     

论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美

中国古典园林以建筑为基础,将建筑、山水和花木高度融合,把自然与人统一起来,借助诗文绘画进行审美点化,创造一个"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被称为"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这种在自然审美的畅神意识之外注入的"诗情画意"和"环境美"的新内涵,形成了中国古典园林独特的意境美。     

中国古典词学“趣”范畴的承传

中国古典词学"趣"范畴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批评层面对"趣"的承传运用;二是理论层面对"趣"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趣"在北宋前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发展到清代,成为人们品评词人词作的主要审美范畴;在第二个维面,古典词学对"趣"的阐说集中在清代,其内容主要体现为对词趣审美内涵、特征、形态、生成与创造等方面的论析。上述两个维面,将"趣"作为古典词学审美范畴的内涵展现出来。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1926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20世纪20年代复兴国学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虽在实际运作中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样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但其根本动力却是源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是厦门大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它在国学研究与学科发展上所进行的尝试,有过自己的贡献,在中国学术传承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从《辨骚》看刘勰"宗经"与"逆经"思想的矛盾与超越

《辨骚》篇中刘勰基于宗经思想认为楚辞不如《诗经》雅正,但对楚辞自身文学成就进行评价时却认为楚辞内容与形式的新变超越了《诗经》,从而出现了“宗经”而又“逆经”的矛盾现象,本文认为这种矛盾现象并非刘勰思想的缺陷恰恰是他超越前人及同时代人的伟大之处。     

试论出土文献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出土文献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具有重要而直接的推动作用 :1 有助于丰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内容 ;2 有助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深入认识古代文学艺术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3 有助于解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聚讼已久的公案性问题 ;4 有助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校读古代文化典籍 ;5 有助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革新     

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刻印述略

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汉文译著运动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刊刻者和刊刻情况进行梳理后发现,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刻印主要以四川、江苏、云南和广东等地为中心,其他地区亦有零散刊印;主持刊印者多为教内人士,亦有商人和武职人员等。     

20世纪后半期儒家经典研究述略--以六经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为中心

20世纪后半期儒家经典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建立至70年代末,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术界的普遍运用以及极左倾向的产生;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至世纪之交,表现为实事求是学风的恢复和发展,相关出土文献的整理并引发学术新论的推出。20世纪后半期学人的继续努力,使儒家经典的成书年代、作者及性质等问题得到进一步清理和解决。     

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

在＂新国学＂视域中审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民族文学入史也是个＂新国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命题,但迄今在某些关键环节包括相关的学术实践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其中,＂民族文学＂概念问题、全国性文学史忽视民族文学问题及＂新国学＂建构与民族文学教育问题格外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在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具有针对性讨论的基础上,从对策性思考角度提出了建议。     

范文澜及其《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理论启示

范文澜先生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学家,他在延安时期通过《中国通史简编》所形成的史学理论不仅指导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还在实践上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进行经学史研究,即要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坚持斗争是经学发展的动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辩证思维方法等。这些史学理论指导经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对我们今天实现经学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重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集部·总集》漫议

由日本人资助编纂于二十世纪初期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互为补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本书并没有最后完成,且存在很多疏舛。当前,傅璇琮、赵昌平先生正召集国内目录学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专家、学者,意图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工作。我们即以旧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集》类为例,说明其优缺点,以对正在进行的新编工作提供几点建议。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

理雅各五卷本《中国经典》,每卷都有一篇付印前言.这些前言就内容而言,多涉及其翻译缘起、翻译方法体例及相关事宜;而就其功能而言,则构成了《中国经典》的有机部分.这些文献与"中国经典"一起,共同记录并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个英国传教士兼汉学家走进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的途径及其跨文化交流方式.这种方式既非殖民主义者对待殖民地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汉学家的"东方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更深沉的跨文化交流的渴望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