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 ,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 ,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 ,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 ,指出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苏共丧失执政合法性的历史启示

苏共曾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探讨苏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瓦解并最终下台的原因,汲取其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加强和巩固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礼治、法治与合法性

本文以合法性概念为切入点 ,分析了中国古代礼治和西方法治的合法性要素 ,探讨了中国礼治的合法性危机和法治的合法化道路 ,并以合法性的经验与规范的二元论为基础 ,分析了当前中国法治之路上法律移植论和本土资源论之间的分野 ,明晰了这种智识分野的理论根源和社会基础     

合法性问题及在当代中国的应用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中最古老、最基本同时又是最具现代性的问题之一.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合法性的问题变得愈为突出.我们知道,社会多样化的物质资源、人们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及多样化的公众需求使得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意味着政府将失去公众的信任与忠诚,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基本结构将发生质交或量变.当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面临着调整与重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大任务,而发展和完善"宪政"则是目前中国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基本出路.     

人才测评的功能分析:问题及其合法性

中国的人才测评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新兴行业。在繁荣的背后,隐含着人才测评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学界对测评的功能分析的忽视,是这些危机的产生重要原因。应对人才测评合法性危机,有诸多策略,如:认清人才测评的社会建制机理,规避人才测评的合法性危机;说明人才测评自身固有的特点,解释人才测评的合法性危机;优化人才测评理论与方法应用的条件,减轻人才测评的合法性危机;规范人才测评的运作流程,消解人才测评的合法性危机;走出科学主义心理测评观的误区,重建人才测评的学理合法性;反对西方测评理论的话语霸权,重建人才测评的历史合法性等。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变及其重构

合法性关系政权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合法性资源则是可以证明政治系统统治合法性的有形的物质利益或无形的价值符号。随着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变迁的加快,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发生巨大变迁,带来潜在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必须从多个角度维护和重构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多元价值反思中的西方合法性理论

西方合法性理论发展到现代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研究范式的分庭抗礼,也已持续了数个世纪。无论是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对“统治绩效”与“行政效力”的关注,还是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对“价值规范支撑”与“统治权利论证”的重视,西方的政治思想家们都面对了一个无法轻易克服的理论困境,即“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的规范主义回归已经成为该理论今后发展的基本趋势,但如果理论家们还是带着西式眼镜看待这个世界、观察合法性问题,那么,他们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所谓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了,而是西方文明的危机     

孔子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探析

孔子具有丰富的合法性思想。面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合法性危机,孔子开出了克服合法性危机的药方：正名。孔子把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统治者的“为政以德”之上。孔子的合法性思想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也存在着一些必须加以转换的不足之处。     

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特色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与繁荣,加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权面对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邓小平强调:经济绩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取向。     

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分析架构及实现途径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愈益突出。社会的发展、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变化中的公众期望使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可以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政权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主要有：确立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并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把政府转变为公共政府;建立广泛的协商机制等。     

埃及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应对

转型国家常常面临来自合法性危机的挑战。合法性危机形成原因涉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层面,危机的程度亦有强有弱。面对危机,具有自我适应、自我调节能力的政治体系,通常会通过改变结构和功能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对系统构成的压力。较之改革,革命则是一种更激进的途径和方式,是旧政治系统合法性极度危机的产物,革命也为新政权重建合法性创造了条件。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分析穆巴拉克时代以来埃及政局变化对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政治合法性问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多元性和变化性的参照系中构筑政治合法性,必须超越传统上经验主义依靠大众对统治服从的经验,也不能局限于规范主义对永恒正义的抽象思辩.合法性是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统治秩序的有效性也依赖于自身事实上被承认.转型期的中国,如果要保持政治稳定,消除合法性的危机,就要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保障.     

权力合法性的概念及历史演变

目前国内学界经常提到合法性的概念,但是合法性的内涵外延仍界定不清。本文主要对西方语境中的合法性概念进行一番梳理;同时阐述合法性理论的历史发展。判断权力合法的标准,最初是“客观秩序”,启蒙时代发展为个人同意,从而奠立了古典民主理论的基石。其后,韦伯等人对合法性理论的发展中断了对合法性规范主义的探索。哈贝马斯对此展开批判,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合法性,这也就是西方语境下的“民主危机”。     

论权力的合法性与组织结构变革

权力的合法性是指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统治的认同。权力的合法性不仅源于产生权力的资源或制度,还包括了对权力的价值认同和权力运作效果的接受。权力被合法化以后,权力的运行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但是,合法性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与特定的环境相联系,即便已合法化的权力也会由于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原有支撑合法性的基础发生变化,不再为合法性提供支持,于是便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起点,为了重获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对原先的权力分布进行调整,权力分布的重新调整过程必然引起组织结构的变革。     

重塑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必然选择

合法性概念经历了从韦伯的经验主义到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的思维历程。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党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巨大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危机——一种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自利性是政府的重要属性,是与政府公共性相对应的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属性,主要表现为政府以潜在的或显在的方式去追求政府自身利益.政府合法性主要指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政府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以及政府价值是否得到社会成员自愿忠诚和支持的问题.文章在对政府自利性以及政府合法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探析了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危机两者的关系问题.合理的政府自利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不断满足人民合理的利益需求,提升政府的合法性;过度扩张的政府自利性将导致政府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不断受到侵蚀,降低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意识,从而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     

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在西方:一个文献综述

“合法性”这一范畴自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首次提出并加以系统研究以来,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分析的关键术语。西方学者们就合法性内涵、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功能、合法性危机、合法化途径等多个方面,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思考,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论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及消解

传统公共行政受合法性问题困扰由来已久,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形成于对代议民主制权力结构之上的现代理性官僚行政的持续改革中.传统公共行政以政治-行政二分作为其理论成立的根据,其官僚体制的特性使得民主与效率之间产生了深层对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各个层面冲击着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表现为合法性危机.我们应该从深入理解合法性危机中学习如何巩固公共行政的合法权威.     

我国民间组织合法性研究综述

合法性问题是影响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目前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合法性概念、合法性分类、我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现状及危机、合法性建构等内容。如何将合法性理论与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是我国民间组织合法性研究的主要挑战。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解决路径及其启示——从商谈伦理视角看

本文从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考察着手,对其"商谈伦理"作为合法性危机解决途径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合法性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理想的言语话语环境下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