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和宗旨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与徽州宗族的繁荣是分不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宗族制度的严重冲击以及徽州宗族统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徽州宗族统治者编纂《新安名族志》的宗旨，不仅仅是“明本宗，纪世系”，更重要的是为了纠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风俗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宣扬和加强封建纲常，以便形成一个尊尊亲亲、雍雍睦睦的社会人际关系，巩固封建宗族制度，加强封建宗族统治。     

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

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王善军中国封建社会宗族制度，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即由门阀宗族制度逐渐演变成为以“敬宗收族”为特征的宗族制度。①这一变革，也就决定了封建宗族制度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历史性变化。“敬宗收族”宗族制度的社...     

明清宗族保障与基层政权运行关系浅析

宗族保障的产生,是我国传统社会国家救济匮乏,人们探求自我保障、团体保障的必然产物。作为依附于宗族的一个功用,宗族保障在赋税缴纳、地方治安、地方文化等方面间接地通过宗族组织对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积极或消极的后果。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宗族完全服从于政权,但其中既有家国同构、互促共存的一致性,也有强霸一方、挑战权威的矛盾和斗争。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的房长及其权力

房长是族长之下徽州宗族领导层的重要成员,根据宗族内部分层管理的制度设计,他们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对所在房乃至宗族的内部管理和运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房长的权力主要包括族内行政事务管理权、族内经济生活监督控制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房长尽管拥有权力,但若玩忽职守、发生闪失,要负一定的连带责任。对过失房长等宗族领导层成员的惩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沿着稳定有序的轨道向前发展。     

宗族养老的嵌入性建构

宗族养老是扎根中国大地、浸润中华文化、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以尊上敬上文化为本的宗族文化为宗族养老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引,是宗族养老得以开展的根基;宗族习俗从“礼”的层面明确了宗族养老的规范要求和责任担当;宗族成员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互助养老的开展,实现了宗族互助养老网络的联结;多样化的宗族养老项目相互补充有助于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推进宗族养老的完善,形成具有浓郁文化性与民族性的宗族养老。     

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以黄梅县程氏宗族为例

以往学者多将族产作为宗族的经济基础来加以考察，但在黄梅程氏的各房支争夺族产的个案中，显示了其作为界定宗族边界的标尺。明清时期，庶民宗族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间赋役制度、官方的态度、地方社会的反应等等因素都在左右着这一进程，本文通过对黄梅程氏个案的细部描写，以此反映出这一过程的复杂性。     

桂林回族宗族的形成与特征

宗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地域、文化背景下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文章论述了清代以来桂林回族宗族的形成与特点,认为明代入桂的回回人世系相继不辍、人丁繁盛,桂林回族士绅阶层的形成及修谱建祠、设置族产、会族等活动的开展,是推动桂林回族宗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以宗族活动传承伊斯兰文化,宗族迁徙影响回坊兴衰,宗族功能的不完整性是桂林回族宗族的主要特征。     

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农村宗族网络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助OLS和Probit模型,探索了农村宗族网络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并将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考察了两者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宗族网络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存在积极影响;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在性别和家庭规模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正式制度在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间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社会保险虽然实现了全覆盖但是待遇可携带型差,反而减弱了宗族网络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而商业保险弥补了社会保险的不足提升了宗族网络对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积极发挥传统宗族网络关系的现代生命力,在构筑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险基础上,开发更多针对流动人口的商业保险,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的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个体家庭经济建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社会因素促使几近消失的宗族势力重新复活。但随着改革深入发展,国家法理权威下沉逐渐弱化宗族宗法权威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冲淡了宗族血缘纽带,理性合作日益成为宗族联系的核心,宗族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宗族这一传统力量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改变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特性与现代理性特质的双元兼容状态。     

海南旧谱牒的功能和新谱牒纂修中的民间立场

谱牒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海南谱牒以本族源流为先导 ,以世系图表为核心 ,着重记述了始迁祖以降的族脉延续。旧谱牒有着以族田等经济手段维系族众、以家法族规与国法互为补充等功能 ;新谱牒则呈现着内源性确证和族史考辨的个体写作实践与民间立场。     

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社会资本视角中的社会保障

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巨大潜在功能的生产性社会资源。文化、家庭、公共物品作为社会资本的三大来源使其功能在社会保障中得到了微观体现。社会资本对于中国社会保障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资本被充分利用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保障不断完善的过程。鼓励家庭保障、推动社会互助、开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培育责任共担机制意识等有益性的建议将有利地促进社会保障的健康发展。     

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发展特点

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但逐渐形成了庞杂而丰富的思想体系,而且其慈善主体也实现了从最初单纯的国家慈善到以国家慈善为主、宗族慈善和宗教慈善为重要补充的多元化发展过程。另外,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轨迹还明显具备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兴衰相表里的重要特点。     

中小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理论探索

在现实发展中,中小民营企业均面临着产权一元化、家族专权和家族制管理等制度障碍;企业的制度变迁又存在传统"家文化"观念、独特的人际交易模式、社会信任资源短缺、市场发育与法制不健全等供给制约。因此,中小民营企业要谋求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观念更新、产权界定、管理创新等方面作出理性的路径选择。     

徽州世家大族促进宗族和谐和发展的措施

以朱子学为宗的徽州世家大族为了促进宗族和谐和宗族发展,在16方面采取了重要措施:1.敦伦孝悌,2.增进亲情,3.救灾济贫,4.扶孤恤寡,5.提倡节俭,6.管教游闲,7.反对争讼,8.禁止迷信,9.打击赌博,10.防范盗窃,11.尊敬耆老,12.勤奋创业,13.彰善瘅恶,14.发展教育,15.和睦邻里,16.封山育林。因此,家庭成员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一些矛盾缓和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徽州世家大族促进宗族和谐和宗族发展的一些措施,不仅产生了一定社会历史作用,具有一定社会历史价值,而且还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土司宗族的丧葬、祭祀活动述略

李土司宗族作为明清以来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的土族土司世家大族，其社会行为中体现出极其浓厚的宗法思想。考查《西夏李氏世谱》等关于李氏宗族墓、祠堂祭祀方面的记载，其中贯穿了封建宗法文化最基本的孝道思想。然而，作为与一般百姓家族不同的世家大族，其丧葬与祭祀又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