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的背离和补充——兼谈《世说新语》何以不收陶渊明

陶渊明一般被认为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但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性故事集《世说新语》却只字未提陶渊明,这不禁让人感到诸多遗憾。事实上,只要我们分析一下魏晋风流的具体表现。加以比照。就会发现,陶渊明与魏晋风流是有所背离的。他之所以没有被选入《世说新语》当然有诸多的原因．但总体上．他不符合《世说新语》的选入标准。当然,陶渊明生活在那个时代,身上难免会有一些魏晋风流的影子,而且,陶渊明所追求的“真”与“自然”对魏晋风流“佯狂”的表现缺陷有所补充．其三教融合的思想也纠正了魏晋名士玄学人生观的不可实践性。     

沉醉之中的理性

酒与文学作品历来有着不解之缘,但是将饮酒生活审美化、诗意化却是陶渊明对文学的独特贡献。在魏晋饮酒之风盛行之际,陶渊明虽然也嗜好饮酒,却能去掉魏晋士人饮酒时的狂放色彩,将理性精神注入其中,即使在酒醉之时也能保持足够的智慧与清醒去体会酒中之理,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不仅在酒中找回了自我深刻的自然本性,而且将饮酒生活赋予审美色彩,使其人其事在作品中闪烁着理性的光环,从而符合了后世文人尤其是宋朝文人的审美趣味。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史记》与汉魏晋诗歌

《史记》是汉魏晋南北朝文人诗取材的源头之一,而诗歌对《史记》所载历史人物的择录、评介以及所受影响等方面,也折射了当时人们对《史记》认识的面貌。诗歌对《史记》的阐扬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记其人、述其事、追其情。《史记》的记载对汉魏晋文人诗的文化意象的形成影响深远。汉魏晋文人诗涉及《史记》人物事件的诸多诗中,既有传统主题,又有新的主题。《史记》中的一些人物、事件甚至情感倾向在汉魏晋诗歌中呈现独特的风貌,也反映当时文人的审美趣味和思维习惯。     

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的变异─—从《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

本文以《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文人群体人格和《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清代文人群体人格为考察对象，以文人与封建政权的依存与对立关系为视点，论析了我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自魏晋到清代的变异。─—魏晋文人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所以在人格上不为封建政权控制和左右，表现出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较强的个性色彩。而从唐代以后，封建政权通过科举制度牢牢地掌握控制了文人士子的进身之路，因而使文人的群体人格意识遭到扭曲和压抑。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制艺更是把文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压挤到最低限度，使他们为了科学应试而扭曲灵魂，造成在人格上的极度失落。科学考试成了异化文人灵魂的工具。《世说新语》和《儒林外史》正是中国古代两种对立的文人群体人格的形象演示。     

禅宗兴起与陶诗在齐梁中声誉倍增因缘考

沈约于齐永明六年撰成的《宋书》不设文苑传,但以《谢灵运传论》概述两汉魏晋迄于南朝刘宋的文学概况,而只字不提陶渊明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但昭明太子编集《陶渊明集》,于序中极力推崇陶渊明诗品和人品。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在诗坛的地位以永明年间为前后分界线。自永明而后,陶诗声誉日益隆起,至宋代苏轼和陶诗出而登峰造极。而这一切是与陶渊明诗歌中的禅韵和佛教禅宗的兴起密不可分的。     

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不朽经典——略论陶渊明园林的文化意义及其影响

魏晋时期士人园林兴起,陶渊明的园林以其自然朴素、充满隐逸情怀而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不朽经典。陶渊明结庐人境,从自然中发现美、书写美。赞美园田居的宁静与自由,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陶渊明的园林以隐逸之志为内核,以鄙夷俗世为风骨,在中国士林园林史上树立了令人仰望的高标。后世士人园林深受陶渊明的影响,继承了前者的写意特征,以渊明诗文为园林景点题名,成为制造园林意境的重要手段而长盛不衰。     

从《多余的话》看文人瞿秋白的荒诞存在体验

《多余的话》是文人瞿秋白面对死亡考量自己短暂一生的荒诞体验书写。瞿秋白站在死亡的边缘,终于从"沉沦"中解放,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发现了自己的荒诞性生存状态。命运的左右,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对立,真实自我与社会身份的疏离,失去了精神故乡的流浪,与现象生活的隔膜,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瞿秋白的荒诞感。《多余的话》超越了阶级、政党和各种"名目",是文人瞿秋白源于生命存在的自由言说。     

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陶渊明反佛说辨异——兼评逯钦立先生论陶文之疏漏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后期,且与佛门人士多有往来。但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都否定他与魏普佛教思想有联系。四十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说:“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立新自然说。……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意隐与身隐——从《归田赋》和《归园田居》看古代文人的归隐境界

归隐是我国古代文人倾心向往或亲身体验过的生存状态。张衡的《归田赋》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就是集中反映古代文人归隐情结的典范之作。由于二人不同的人生际遇,两篇作品又呈现出不同的归隐境界———意隐与身隐。意隐是理想化的精神向往,身隐是现实性的人格追求。意隐之后的身隐,是一种更彻底的放弃和坚守,是古代文士一种更难得的做人境界。     

刘勰论魏晋玄言诗

刘勰论魏晋玄言诗张可礼魏晋玄言诗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种重要文学现象，南朝的不少文人对此都十分关注，分别表述了自己的见解。刘勰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明诗》和《时序》等篇中，都论述了玄言诗，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南朝以来，玄言诗一...     

《饮酒》组诗、玄风与艺术人生--兼论陶渊明的人格探索及诗风特征

《饮酒》是陶渊明的重要作品,文章通过解读文本阐释了陶渊明的人格探索过程,该过程与魏晋玄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并达到了魏晋人性的极致;同时,当他以诗歌反映这种人性探索的时候,终于达到了人生艺术化的极高境界,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历史本真与士人心态──《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史意义

《古诗十九首》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表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后的精神空虚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使诗歌开始成为文人士大夫抒发人生情感、体验生命价值的重要方式。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     

《世说新语》类目设定的思想旨归何在?

刘义庆《世说新语》与以前的分类体书籍 (包括小说 )的分类初衷之所以不同 ,是因为他把魏晋文人的精神灵魂作为集中的表现对象 ,所以他的类目设定完全是从如何表现魏晋文人的精神世界入手的。但既然是为魏晋文人的精神世界划分类别 ,就不能不受到与魏晋文人的精神土壤相关的人物品藻活动的制约 ;同时又表现出刘宋时期的时代特征。一　　人物品题活动的起因是“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汉代以来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普遍实行的“征辟”和“察举”两种途径 ,是以乡、亭、里组织形式为基础的“乡举里选”方式进行的。由于汉末以来政局的动荡 ,人们居无…     

一部有见解的论著——读《陶渊明论略》

陶渊明是一个普遍得人喜爱而又被人热心研究的作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学术界着眼于对其进行阶级分析,判定其为进步还是落后、甚至是否反动的性质上。从文学本身,也曾围绕着现实主义还是反现实主义的问题展开过论争。这虽并非毫无仰益,但对陶渊明研究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的解决,作用不大。近十年来研究的深入与扩展,局面已经改变。李文初同志的《陶渊明论略》一书,是新形势下的可喜成果。它是作者十多年来在教学、科研上所花心血的结晶。细读全书,我感到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全面地、系统地去评述陶渊明及其创作,而贯注于研究中的症结,不避枝经肯萦,进行条分缕析。因而它是言之有物的,是一本有见解的评陶之作,不仅对于一般读者,而且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作者之有见解,首先表现在不泥古。如《诗品》关于陶渊明评述的最后一句话:“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历来人们只在其评价是否公允上产生过异议,而没有人怀疑过它是否真的是钟嵘说的。李氏却以独到的眼光揭示了其中的破绽,指出从钟嵘仁推至陶渊明还不到九十年,何以谓之“古”了又从有关古籍记载中归纳出齐梁人称汉以前为“古“,而并不称魏晋为“古”的结论。进而又具体地分析了这/\九十年间被《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列入,’]急逸传”、“处士传”的人物,没有一个是诗人;《诗品》中称作幽处士”、“征士”的诗人又皆在陶洲明之前或与之同时,没有源出于陶渊明的,故无所谓“宗”。从而认定今本《诗品》中这一句话不出于钟嵘,怀疑其为唐以后人读《诗品》时批语所窜入。说得有理有据,论证严谨。作者之有见解还表现在不从众。学术研究是不以多数为标准的,而且以人云亦云为大忌。目前有关陶渊明的研究中,有一些意见是“权威性”的,甚至是众口一词的。如陶渊明享年据沈约《宋书·隐逸传》多定为六十三岁,《形影神三首》是针对释慧远《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而发,是批判佛教思想的;晋宋之际,玄风对文学的影响都是不好的等等。但李文初同志经过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与众不同的观点。如谓陶渊明的生年、享年当抛弃沈约的说法而以梁启超的《陶渊明年谱》为是;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当为始仕镇北将军刘牢之的参军,而非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洲形影神三首》与批判佛教毫不相干,陶诗的意境、风格、语言恃色都可看出玄学的启发与影响,因而“我国美学思想在魏晋时期发生巨变、诗歌艺术引起重大创新、整个文坛呈现出新的转机,究其原因,恐怕与玄风大有关系”。此外,还认为自然与名教的和谐统一钩成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核心;陶诗风格的主要特征可以“自然美”三字概括等,都很有新意,诚为作者长期读书、思索、积累而来,而绝非一时兴致可得。从《陶渊明及其创作的历史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陶渊明评价的来龙去脉是摸索过一番的,并常常以近现代学者如梁启超,陈寅格、鲁迅、朱自清等人的研究成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每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都不但靠见识,而且靠工夫。在论证方法上,常把文字训话、史实考证、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如在《论陶渊明之隐》一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晋宋之际人们对隐逸的多种理解与不同态度;提出所谓隐者有朝隐、充隐、形隐、心隐儿种类型,然后阐明陶渊明之隐是颇近心隐的一类。他如《陶渊明的思想与魏晋时代思潮》中对生死观的纵向、横向的分析比较,《陶诗的理趣》中对“自然”之义的推敲,都体现了一种踏实、细致的学风,而无空言泛论、随感意测之弊。文学本身具有社会价植与审兼价雌。对阳诗的评价,过去主要以社会学的眼光,这是必要的,今后也不可少,因为社会价值是文学价值的重要方面。《陶渊明论略》中《论陶渊明之隐》、《陶谢诗的比较研究》等篇,正是从社会关系上、从整个时代文化思潮的背景下对陶渊明其人其诗进行了剖析、廓清了研究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而凤时作者又较多地从美学的角度对陶诗的艺术特爸给以细心的分析     

魏晋玄风与陆机《文赋》的思辨性

魏晋玄风与陆机《文赋》的思辨性顾兆禄陆机（２６１－３０３）所作《文赋》，辞丽论精，向为历代文人推崇。然《文赋》之成就不仅在于它首先提出了“缘情”和“应感”等重要的文艺理论观点，而且通篇还充满了思辨性。这后一点正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陆机所处的魏晋...     

回归自然：陶渊明对生命的体验方式

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情绪全面觉醒的时期,生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人们都在思考着生命应以何种方式来体验和度过。与那个时代文人们的个性张扬、延长生,命长度和增加生命密度不同,陶渊明以他自己别具一格的生命体验方式,从官场到田园,由自然思考人生,由死来观生,使生命得以自然度过,使自己的精神境界、价值系统与信仰系统走向他的生命旨归——自然。     

葛洪思想对《桃花源记》的影响

葛洪思想对《桃花源记》的影响陈立旭葛洪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２８３年），卒于晋哀帝兴宁元年（３６３年）。他在魏晋社会动荡时期写下了被称之为魏晋神仙道教重要典籍的《抱朴子内外篇》。此书所反映的葛洪思想，对后世士大夫的观念有很大影响。陶渊明生于３６５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