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产业激励:区域产业集群形成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以广州汽车产业集群为例

本文从产业集群发展理论分析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行为,提出了"主导产业激励"是地方政府发展产业集群的动机的分析观点.并以此分析了广州汽车产业集群生长和根植性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和作用.     

个体、人民与政府:卢梭的"共同意志"学说分析

"共同意志"是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概念.他提出这一概念,是在上帝退出人间之后,为政治共同体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就此而言,"共同意志"必须永远存在且永远正确.但卢梭又为"共同意志"设定了前提条件,即其生成必须依赖于多数个体的参与.而且,共同意志强迫个体意志时,必须遵循理性或合法程序.更为重要的是,"共同意志"自身不能参与政治运作,政治运作需要由其授权的政治体(政府)来执行."共同意志"的作用,主要在于授权和监督政治体(政府)的执法.当然,为了保证政治体有能力执法,卢梭也赋予了政治体以独立意志和力量.由此可见,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虽然"共同意志"是最高权威,但在政治实践层面上,个体、人民和政府是应该相互制衡的.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农业产业集群是一种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新制度"形式,其中政府在其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定位政府在集群中扮演的角色及其职能活动。论述了农业产业集群中政府行为的不规范性。最后从宏观层面对规范政府行为提出可行性建议。     

我国乡村社会中政府行为的限度

村社民主制度及其运作机制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限定界面,它构成政府行为的边界,对政府的行为起着限定性作用。这种限定要求政府在乡村延伸其行为时,必须注意行为目的、内容和方式的合理性。     

对我国“电子政府”建设的再思考

信息时代的到来对原有的政府运作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几乎所有国家都力图运用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重塑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我国"政府上网"工程已经实施近五年了,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我国电子政府建设仍面临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许多问题和挑战.文章提出和分析了我国电子政府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     

完善非正规就业"上海模式"的思考

1996年上海市从国际劳工组织引入"非正规就业"概念,通过政府的扶持和带动,建设"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形成了非正规就业的"上海模式",其核心特征是政府主导和政府运作.这一模式在具体运行中发挥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改革和完善"上海模式"的建议包括:扩大对各类非正规就业管理的覆盖面;加强对各种非正规就业管理的规范性;推动非正规就业的创业孵化作用、向中小型企业转制;加强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对非正规就业发展的调节与管理作用.     

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论纲

本文认为,在任何体制下政府都作为经济运行中的决定性主体而起作用。在此基点之上,木文从政府一般的角度,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行为体系、政府自身网络及其运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适应企业集团化运作 领导干部在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上要着力解决四个问题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和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推进企业集团化运作中,领导干部要切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应把握和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权威的演化与嬗变——从一份"请示报告"看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中国的社会转型,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看,就是从"权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权威建立依赖于政府权威,但最终法律权威将取代政府权威,成为最高的权威.本文借助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实例,分析这一过程,指出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虽然艰难,但也看到了希望:法律对政府行为开始有了规范作用和约束力.     

国外政府创新的动因、内容和模式探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都致力于政府理念、运作及行为方式的创新活动,以期发展高效、民主、责任、透明的政府,有效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水平。本文在分析各国政府创新原因的基础上,概述了政府创新的基本内容及模式,从学理上对政府创新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评析,提出了肇始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创新运动在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性问题。     

厦门市思明区政府管理创新的实践

随着"新公共管理"或"再造政府"运动的展开,改善和提高政府绩效作为政府再造的重要内容和根本性措施在各国政府部门中得到广泛研究和运用.厦门市思明区政府就秉持了这一理念,积极探索创新.思明区政府着力于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管理手段创新、成本管理创新和政绩评价创新,来打造具有城区特色的公共管理新体制和运作模式的绩效型政府.     

农民维权抗争的无效表达:流于过程的情感行动——对西安Y区征地抗争事件的解读

已有研究为农民土地维权抗争行为提供了较多理解和分析框架.通过考察西安Y区征地活动,捕捉到征地事件中农民维权活动中另样一番鲜活图景:村民"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抗争策略的无效表达导致了维权行动流向一个追求过程的情感行动,失效主要原因在于维权抗争过程中双方的组织性及力量悬殊、基层政府"正式权力实施的非正式运用"的运作逻辑、农民可供利用资源的缺乏和集体高于个人利益的潜意识.     

论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构造

政府行为,指政府的经济行为,是指政府的经常性决策倾向以及对经济条件变化的有目的的反应.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政府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政府行为的差别又不同程度地推动或延缓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政府行为1:"守夜人"的经济功能对政府行为的正统分析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的"守夜人"假定.斯密在他的巨著《国富论》中充分论述了经济自由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经济人自由活动的结果,对于这样出自人类本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都不宜加     

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国家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要求经济转轨国家在开放本国经济的过程中放弃过分理想的“休克疗法”措施 ,重新界定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能 ,在国际竞争中驾驭本国的经济发展 ;同时 ,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国家的经济改革策略、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及政府行为的艺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要选择适当的经济转轨速度和市场化改革次序 ,掌握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转轨国家政府还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革 ,使政府的作用与其能力相符 ,重振政府的机构能力 ,并以企业精神来改革政府 ,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     

吏胥幕随与明清廉政

在明清时期,吏胥幕随在政府运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吏胥幕随即六房书吏、四班衙役、师爷宾客、跟班长随.他们人数庞大,把持地方政务,甚至要挟长官,在衙门中形成相互依赖、相互牵制的关系,他们的行为方式,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特色,充满了非正式的和私人的因素.相形之下明清法规制度和管理措施对这四类人员监控薄弱,束手无策,致使其对廉政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我国县级政府行为偏差分析与矫正——基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政策的实施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简称重点县)政策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重点县政策实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县级政府行为在具体政策执行中往往发生偏差,诸如虚报财政争当重点县;脱贫的重点县不愿“摘帽”;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非合作博弈等,严重影响了国家扶贫政策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在深入探究县级政府行为偏差产生原因的基础上,着重提出从重点县认定标准、扶贫工作绩效考核体系、领导班子执政理念和监督体制等几个方面进行矫正的有效措施和建议.只有在规范县级政府行为的基础上,才能将重点县政策贯彻落实到位,保证扶贫开发的顺利进行.     

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政府在其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本文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信用环境和特点,阐释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政府活动提出的若干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政府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中日农业金融体系的比较及其启示

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单纯凭借自身的资本积累很难满足其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而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也是有限的,特别是随着中国一系列的对农业"反哺"政策的出台,这就把金融组织的作用推向了前台.考察和比较国外农业金融运作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现存金融体制改革使其强化对农业的输血功能是有帮助的.本文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农业金融组织设置、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运作及农业金融的风险防范机制进行比较,提出了深化中国农业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     

体制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及其规范

在“两个根本转变”中,不容忽视地方政府的行为和作用.在对地方政府的替代行为、改革行为、发展行为及其正效应等予以肯定的同时,必须重视其政企不分、地方保护、逆向调控的行为及其负效应.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将伴随整个现代化的进程.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已成为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     

使回应运转起来:线上互动中的多维问责与有效回应——以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为分析对象

回应民众诉求是基层官员的内在责任.要求官员履行回应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上级行政主体与基层民众.这两个主体既是对官员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主体,也是官员有效回应行为的外部驱动力.通过对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的跟踪观察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使民众诉求表达和村干部回应有了一个透明而开放的载体.这激活了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条件,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在实际运作中又分别发展出多种形式且彼此有机关联的问责方式,并形成问责合力,驱动了有效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机制在本质上是"多维问责式回应",多维问责是有效回应的驱动力.基层官员基于多维度的问责压力而选择采取有效的回应行动.问责的多维性决定回应的有效性.问责的多维性越强,问责的压力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高强度的行政问责和高强度的民众问责下更容易驱动官员的有效回应行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强度并不总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其表现强度的差异性生成不同强度的问责压力,从而组合生成不同路径的"多维问责式回应"行为以及不同程度的有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