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化行政诉讼原告的举证地位

我国现行法律所确立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模式基本符合当代行政诉讼的本质和价值,但仍需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提高行政诉讼原告的举证地位。在立法层面上,应修改行政诉讼法典,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加强行政诉讼原告举证地位的法律保障;在理解层面上,应遵循现代行政诉讼制度的本质,侧重于对行政诉讼举证地位的保障;在实践层面上,应改变职权探知主义为主、辩论主义为辅的模式,切实提高行政诉讼原告举证时的主体地位。     

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探讨

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民主法治进程的关键所在,而行政审判程序的启动又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有着密切关系,然而我国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非常宽泛,实际上也非常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不易操作,因而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论取消行政诉讼时效制度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行政诉讼制度是依法行政的司法保障,但是我国的行政诉讼时效的制度安排不仅缺乏诉讼时效制度的法理基础,同时也有碍行政诉讼纠正违法行政行为这一立法初衷的实现。从弘扬法治理念,推进我国新时期法治有序建设出发,我国立法上宜取消行政诉讼时效制度。     

当代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

在“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之后,“行政法治”或“依法行政”无疑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它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时代意义。然而,行政法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历程,体现这一发展历程的是我国相继颁布和施行的六部基本的行政法律,即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和公务员法。展望未来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在指导思想上,应当树立“公共服务”的观念并确立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在制度建设上,应当进一步修改和制定相关的行政法律;在司法实践上,应当积极探索建立“行政判例制度”。     

生态环境预防性行政诉讼体系的构建

无论是传统的生态环境行政规制体系还是风险行政管理体系，既无法对行政相对人的环境行政权益予以前瞻式的救济，更无法满足公众的权益预防性保护的诉求。这种结构性缺陷在风险社会下日益明显，直接威胁到生态环境行政规制体系的有效性。要扭转这一局面，唯有以生态环境行政行为风险为核心，建立起具备预防性救济功能的行政司法体系方能实现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保护。对此，未来环境行政诉讼立法应将生态环境行政诉讼的对象扩大到具有产生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盖然性的各类生态环境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与内部行为、事实行为等，在原告资格方面确立符合条件的环境公益组织的起诉资格，并确立弹性管辖等相应诉讼制度；另一方面，应当在立法设计中注重司法权与行政权之平衡，通过约束预防性行政诉讼启动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以及损害程度等，有效衡平两种权力并促进其良性发展。     

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发展问题的认识

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资格问题是行政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原有的"相对人原告资格论"已经不符合行政法制建设和实践的需要,现已发展为"法律上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论",该理论的提出体现了一种观念上的更新,是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一个新发展.     

浅议行政诉讼程序之举证责任

行政证据在行政程序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样举证责任是诉讼程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法谚有云：＂证据是诉讼的脊梁。＂早在罗马法时期举证责任制度就已确立,深入认识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制度,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题中之义。     

宪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

本文的重点在于澄清宪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并探讨宪法和宪政、宪政和法治以及法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交错的逻辑关系。本文认为,健全的市场机制要求配套的宪政制度建设,包括健全行政法治,完善选举制度,确立有限政府理念并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制度上确立私有产权的宪法地位,并充分保障所有经济活动主体的平等宪法权利。     

杨兆龙行政法治思想研究

杨兆龙的行政法治思想体现在其众多的著述及立法草案中。杨兆龙主张行政法治的核心价值是法律至上、依法行政。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礼治"行政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且为此需加强行政法律规范的创制。实现行政法治的内在进路是通过立法以规范行政权力的范围,为此需要具有高超的立法技术。加强诉愿(即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制度建设是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保障,杨兆龙对此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案。     

行政诉讼和解适用范围研究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作为契合现代行政法价值理念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为传统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一种合意解决纠纷的新方式。目前，域外一些国家已经确立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而我国仍没有把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纳入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其在我国立法中的缺位，最终导致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在实践运用中的混乱。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学者对此制度进行了理论构建，其中，争议较大的一个方面是关于行政诉讼和解的适用范围问题。本文通过介绍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试图理清行政诉讼和解在我国适用的范围，用以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使其在解决行政纠纷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环境行政诉讼与环境侵害的排除

为了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以保护私人利益为其出发点的传统行政诉讼理论和制度得到了一定 的修正和发展，主要表现为环境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也应当通过扩大环境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等充分发挥环境行政诉讼在环境中的作 用，在实现经济社会繁荣的同时保护好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资源。     

浅谈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作为行政诉讼活动的垫脚石,直接关系到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程度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重要性不言而喻。行政诉讼法自施行以来,原告资格由窄到宽,进一步保障和扩大了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但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由此拟就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基本问题作一阐释,并就如何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提出一点浅薄之见。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行政法治建设透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行政法治经历了初步恢复以及发展与繁荣时期。其动力归因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现行宪法的诞生与不断修订以及平稳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国行政法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法治的普适价值的汲取仍显不足；行政法治的公共服务功能欠缺；行政监督和救济制度不完善；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分配法治化程度低。中国的行政法治须继续推进。     

论法治框架下的行政执法责任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执法所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其背后所依赖的强制权力的特性也越来越凸显。滥用权力、暴力执法现象正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为法学界所关注。然而,目前关于行政执法责任制度的研究,更多地是从行政执法制度本身的完善和责任追究方面来探讨,忽略了行政的目的及其在法治框架中的地位和角色。通过分析我国法治框架的依据及其目的,探讨了行政机关在法治框架中的使命,提出建立在公共利益考量基础之上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以期为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提供理论参考。     

法治视野下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法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地方性。对源自西方的法治概念作中国情势解读，它在组成形态上包含私法之治、私法的公法之治、公法之治三部分。法治视野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使命，实质上就是要在行政领域实现行政法治；作为互动的另一面，行政体制改革应当从观念变革和法律制度完善两个方面对法治作出回应。     

论行政案件协调机制的制度化建构

我国行政诉讼法在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的同时,还规定了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允许原告撤诉,为法院进行协调活动留下一定的空间.依法探索行政案件处理新机制,建立行政案件协调制度,已经提上了行政诉讼改革的议事日程.我国行政诉讼的理论与实践都表明了建立行政诉讼有限协调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域外的理论与制度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我们需要从行政审判的现实出发,了解行政案件协调的现状,借鉴域外的理论与具体制度,建构我国行政案件的协调机制.     

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通过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范式下进行理解和把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引领下，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高度彰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推进历程及其显著特色，鲜明地折射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创新和拓展着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实践样态与理论空间。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势在必行——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背景下的考察

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或不能司法审查的做法存在着和行政诉讼目的抵触、与行政复议法脱节以及与我国应承担的WTO协议国际义务不相适应、与世界上法治先进国家做法差别较大等问题,并且具体行政行为当中“零售性违法”可以得到司法救济,而抽象行政行为当中的“批发性违法”问题却无从进行司法救济也不符人类基本理性。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不仅是法治与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兑现我国国际义务、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与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     

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发展规划法治

鉴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供给侧改革背景以及规划法治对改革的助力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规划法治的构建提出了坚持以良法善治为首要前提、尊重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机制的耦合、保证正当性在法治与改革间的双向建构、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以及确立法治构建全局化意识五项基本要求。基于改革需求，构建发展规划法治可选择以下实现路径：完善规划法律体系，制定《发展规划法》；严格规划依法行政，落实问责制度；提高司法公信力，健全规划司法救济机制；提高公众参与度，保障规划民主性；普及规划宣传教育，强化规划法治观念。实现发展规划法治，在为改革提供制度性保障的同时可助力改革发展，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必需，亦是构建发展规划法治价值之所在。     

农村法治建设探论

探讨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法治建设问题。指出由于国家制度供给、国家发展模式与资源配置、农村社会结构、历史传统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农村法治建设仍然存在农民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法治的平等精神缺失、农村法律制度不健全等突出问题。认为农村法治的未来发展宜采用政府主导推进型模式,在政府领导下通过各种具体制度的建构来促进农村法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