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抗争：对斯科特理论的反思——以塘村修建祠堂为例

本文以塘村组织修建祠堂为案例，展示弱者进行社会抗争的策略及博弈过程。弱者采用“隐藏文本”下的利益表达、“搭便车”、 “韧武器”等策略来制止决策实施。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社会抗争与村民的弱势地位有关，但弱势地位并不一定是村民进行抗争的“武器”，村民抗争手段的使用与他们所追求的抗争目的关系更密切。底层社会抗争须放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加以审视。这是对斯科特理论视角的一个修正。     

建立底层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

本文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角,探讨了建立底层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问题。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一是何谓底层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二是为什么要建立底层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怎样建立底层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     

农民维权抗争的无效表达:流于过程的情感行动——对西安Y区征地抗争事件的解读

已有研究为农民土地维权抗争行为提供了较多理解和分析框架.通过考察西安Y区征地活动,捕捉到征地事件中农民维权活动中另样一番鲜活图景:村民"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抗争策略的无效表达导致了维权行动流向一个追求过程的情感行动,失效主要原因在于维权抗争过程中双方的组织性及力量悬殊、基层政府"正式权力实施的非正式运用"的运作逻辑、农民可供利用资源的缺乏和集体高于个人利益的潜意识.     

电视传媒社会利益缺失成因与实现路径

电视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决定其必须追求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近年来,在企业化管理、产业化运作和市场化发展的进程中,部分电视媒体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社会利益缺失,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严重失衡.研究中,笔者发现多年来电视人和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往往把社会责任与社会利益混为一谈,简单地对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的关系作对立统一的分析,忽视了电视传媒在社会责任意识下所要追求的社会利益.笔者认为,社会责任与社会利益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有明确的差别,电视传媒的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不存在简单的矛盾关系.电视传媒不同于以利润为主要目标的企事业单位,它只有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笔者提出了应从两个层面来准确解读电视传媒社会利益的观点,并对电视传媒社会利益的缺失及其成因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电视传媒应如何去追求、实现社会利益.     

论食品污染与传媒农村环境危机预警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全民关注的重要议题。在造成食品污染源头被追溯到农村、农民作为责任者的过程中暴露了传媒的预警滞后。由于传媒的选择性忽略,农村、农民多年来成为被城市持续抽血和被动纳污、缺少话语权的弱者。在农村环境恶化、癌症村增多中传媒忽视、回避了应有的预警职责,导致食品污染问题的积累与加剧。对此,需要传媒加大对农村的报道力度,坚持不懈揭露农村的环境破坏个案,冲破地方权力的阻力,守护环境公平正义,最终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     

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原因探微

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农民作为利益群体之一也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来表达自身利益。农民由于经济、社会地位低下,组织化程度低下,政府与农民之间沟通渠道的阻塞,权利救济程序的阻塞和复杂化等诸多原因,导致农民选择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     

农民上访:利益表达的网络化及其治理——基于网络政治视野下的田野考察和讨论

随着2000年的"网络社会"在中国的崛起,通过近十年的发展,农民也逐步开始利用网络进行维权。在这样的语境下,通过网络政治视角去审视了农民的利益表达网络化的行为及其又该如何治理的问题。对此采取了网络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了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样本分析。研究得出,一方面,农民的利益表达方式的转变是现实社会的利益表达不畅所致,更是网络的特性所决定的一种表达利益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平息上访和维权不能是"头痛医脚",而应该是从现实层面解决,并且对于作为网民的农民而言,应该注意法律所规定的言论与行为边界。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何以可能?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相对于制度化利益表达而提出的一个政治社会学概念。新社会运动理论和底层社会理论是西方学界研究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主要范式。在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实现了"理论"与"现实"共振的良性态势,眼花缭乱的理论流派和攻防有序的范式竞争初步构建了我国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谱系。不过,国内学界在"理论借鉴与本土化理论创新""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与抗争性政治""解释框架的选择与问题意识的再强化"以及"研究方法与发展趋势"等基本理论问题上依然需要进一步的学术努力。     

在“沉默”与“失范”之间——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底层方式

作为现代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利益表达是利益博弈的基础和社会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由于资源的匮乏和外部支持的缺失,底层表达成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主要方式。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的道路上要么做沉默的羔羊,要么被迫采取非常规形式,成为冲撞红线的失范者。在和谐社会的今天,政府应加强立法,注重制度建设,完善弱势群体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加快公民社会建设,培育弱势群体自身的利益表达团体,发挥民间组织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的作用。     

论隐私权与新闻传媒之间的权利冲突和利益平衡

现代社会中,有一些相互冲突着的社会现象和权利要求,法治的任务就在于协调和解决这些权利冲突和利益平衡。隐私权是近年来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宪法权利,新闻传媒负载和体现了表达自由并构成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机制之一。两者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权利存在着矛盾和冲突,需要对其权利冲突和利益平衡予以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本文在对隐私权权利界定和新闻传媒功能阐述基础上,分析了两者冲突的原因和表现,提出了两者的利益平衡原则和新闻传媒的抗辩原则。     

土地冲突中农民与政府的博弈后果及悖论

当前,政府财政的支撑方式经历了从"农业财政"到"土地财政"的转变。在"土地财政"运作逻辑的支配下,在基层社会,以农民与政府为主体围绕着土地收益而展开了激烈的利益博弈,导致了复杂的土地冲突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话语表达权受到限制,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状态,但同时又通过上访等方式展现其作为"弱者"所具有的强势;基层政府通过对权力与资源的掌握而处于强势地位,但农民上访与基层维稳又凸显出它的软肋。为此,在对土地冲突的处理上,必须重构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使各利益主体在一种平等的对话中进行协调和沟通。     

论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农民利益表达是我国利益多元化背景下的必然要求,是政府合法性资源积累的重要途径,是保证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是政府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还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由于当前我国农民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不足,农民在利益表达中尚存在不少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时期,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成为必须。要改革完善原有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加强大众媒体在农民利益表达中的作用,加强农民专门利益表达组织建设。     

媒体的基本定位与公共利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传媒经济从无到有、从发展到成熟。我国传媒利益研究话语的变迁由此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研究对象,运用宏观经济分析、企业治理、社会批判分析等方法,取得了同样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传媒研究领域中,经历了传媒利益、传媒经济、传媒资本的提法和分析逐渐出现的过程。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构建的村落基础

有效保障农民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利益表达权,是提高农村社区凝聚力的首要任务,农民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构建适合农民利益表达方式的表达机制,而这一表达机制的最终构建又依赖于能否整合利用现有的、适合农民利益表达方式的村落本土资源。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农民权利缺失的理性思考——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缺位和法律恐惧

乡土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随着法治进程的逐渐加快,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引起了乡土社会中的农民的不适应和紧张.法律毫无疑问应当是弱者利益的保护者,然而,在法治现代化的今天,农民的权利保障仍然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     

新闻传媒与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社会各阶层形成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均衡利益格局实现的一个关键前提是建立一个合理、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农民工,其利益表达存在制度化渠道不畅、表达行为偏离体制化和理性化等问题.在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中,新闻传媒扮演四类角色.一是面向政府的角色: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二是面向公众的角色:客观报道,营造舆论环境;三是面向制度性表达机构的角色: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和政策传播;四是面向农民工的角色:政策宣传、协助表达和引导维权.     

多元因素诱致下合作社的异化——民国《合作社法》绩效偏离的根源剖析

民国《合作社法》作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史上的第一部综合性立法,在合作社立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为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弱者通过组织化的合作互助获得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以土地私有制和农民主体认知缺失等本土资源为施法环境的民国《合作社法》,其施行并没有实现立法者所追求的民主、自愿、平等、互助合作精神,也没有完成改造农村社会、挽救农村经济的社会目标.民国合作社在多元因素诱致下演变为地富乡绅劫夺暴利的工具.     

弱势平等:理论界定与刑法实践

社会分层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象性犯罪之后,刑法中的平等就不能固守"凡具有脸孔者一律平等"的立场,而是需要引入一种弱势平等观念,即从社会正义出发,给社会弱者以更多的法律保护,给社会强者以更多的法律限制。立基于弱势平等,刑法应该正视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象性犯罪,并分别针对强者为谋取利益针对弱者的犯罪和弱者为维护自己利益而针对强者的犯罪,形成一种"重强、轻弱"的罪刑结构。     

转型期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生发逻辑及矫正路径

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心理认知偏差的存在以及有些基层政府对农民利益关注不够,使一些农民的利益要求不能得到有效表达、传递与反馈,产生了非正常上访、群体性抗争以及关系网络表达等非制度化行为.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不仅危及农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实现与增进,也威胁到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为此,必须完善与拓展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素养、引导与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使农民依法、理性表达合理诉求.     

关系网络表达：农民利益表达的日常形态及运行逻辑

关系网络是农民利益表达的重要资本。因熟人社会的内在逻辑、互惠逻辑、人情面子逻辑以及制度供给滞后的影响,转型期中国农民不断地以关系网络表达的日常利益表达形态以维护、实现与增进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