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三层分析——以农民上访为问题意识之来源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上访数量不减反增,让学界和政策部门深感困惑。通过对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三方利益主体行动逻辑的探讨,结果表明,农民上访甄别系统的瓦解,是造成农民上访增多的主要原因。本质上,上访制度与法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上访制度能有效运作的前提是上访甄别机制的存在,如果还不能废除上访制度,就需要重建上访甄别机制。     

行动单位与农民行动逻辑的特征

农民生活中的地方性规范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农民认同单位与行动单位的差异。受现代性的冲击,当前中国农村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对这种区域差异的阐释是理解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前提。业缘、学缘及趣缘的群体状况的差异,都可能在将来成为决定自下而上治理乡村区域差异的关键方面。     

农民上访:类型划分、理论检视与化解路径

从导致农民上访的原因进行分析,农民上访可以划分为基层组织越位型、基层组织缺位型和农民失范型三种类型,每种上访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内在逻辑。农民上访的多元性特点表明,目前学界关于上访研究的维权和治权两个视角均难以全面理解农民上访的复杂性。基层组织的权力是一个复合体,两种范式只强调其中的某些侧面,而未能从权力本身具有的复合结构以及运作逻辑入手展开分析。基于此,基层组织基础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之间的相互疏离与功能错位,是导致农民上访困境的主要原因。弥合两者之间的张力,解决其中存在的功能失调和功能错位问题,成为有效化解农民上访困境的可行路径。     

农村研究的区域转向:从社区到区域

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广大农村的区域性差异,是农村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正是由于当前农村研究中空间想像力的缺乏,村落研究的空间转换也就成为农村研究中可以有所作为的新课题。区域研究的当务之急是要探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为农村研究的区域转向提供一个样本,最终确立农村区域研究的“合法性”,而农民行动单位视角下的农村区域比较研究就是在此向度上的一个探索。     

农村地区收入差异与人力资本积累

本文利用人力资本因素解释了我国农村的地区收入差异问题。按照收入来源对农村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进行了具体分解和计量研究。研究表明,农村各地区之间收入差异的扩大主要来自农村地区间工资性收入的差异,而农村工资性收入水平又主要与各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关。本文通过对Lucas(1988)模型的扩展,分析了农村的教育水平对收入差异的影响,指出应该通过加强农村教育来缩小农村各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行动者、村庄与国家:城中村改造中农民行动的情景框架

在广州市珠江村城中村改造中,农民的行为选择受到不同行动框架的约束,该约束成为大致相同社会情境下农民行动逻辑的重要影响因素.运用国家(地方政府)提供的市场交易性框架,当国家和市场不能提供足够高的保障水平时,农民又会转而回归村庄集体,寻找安全性框架.不同的社会情境触发不同的行动框架.道义论和理性论都过于绝对.     

转型期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生发逻辑及矫正路径

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心理认知偏差的存在以及有些基层政府对农民利益关注不够,使一些农民的利益要求不能得到有效表达、传递与反馈,产生了非正常上访、群体性抗争以及关系网络表达等非制度化行为.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不仅危及农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实现与增进,也威胁到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为此,必须完善与拓展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素养、引导与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使农民依法、理性表达合理诉求.     

土地纠纷与基层政治生态的重构

当前,对土地纠纷的研究必须跳出传统的"就土地纠纷谈土地纠纷"的怪圈,深入考察其背后整体性的与深层次的支配逻辑。在土地纠纷中,基层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围绕着土地收益的分配规则与方式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博弈。但各利益主体都面临不同的行动困境,并为此采取了不同的行动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治的具体形态。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纠纷问题,必须从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重角度重构基层政治生态。     

论农民公民意识的培养:一种社会政策的视角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作为理念形态的公民意识也就是公民行动的先导.在广大的农村,由于农民的公民意识缺乏,农村社会很难出现公民行动,从而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集体行动困境和治理困境.要打破这一困局,必须加强农村社会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有很多途径,其中,由于现代社会政策行动既具有利益的关联性、广泛的参与性,又是一个行动体系、一个现代规则体系,因此在农村广泛地实施社会政策,并广泛调动农民参与到社会政策行动中,是培养农民公民意识的有效途径.     

农民阶层分化与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产权偏好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农民群体逐渐分化为不同职业的农民阶层,由于职业选择的不同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农民在经济收入、产权偏好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导致他们对土地流转意愿与决策行为的选择也出现分化,因此,研究由于农民职业分化导致的产权偏好不同及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不同阶层农民的收入、教育程度、职业等的不同,导致他们对土地产权的偏好也不尽相同.对于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阶层,他们更看重承包权的稳定性、继承权等;而对于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阶层,则比较着重土地的转让权和抵押权.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强化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增强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提供多样化制度供给,完善土地产权结构;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情感、良知与行动的内在交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重探

良知与行动相关的意涵包括道德行为推动力、实践能力两个方面。道德情感贯通了良知不同方面的特征。在意识的清晰性、行为推动力和对外在知识的促进方面,未经实践深化的良知与为实践所深化的不同阶段的良知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程度差异。这种解读可以解决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表面上的矛盾和逻辑问题,并更好地澄清我们的道德体验。     

货币理性下的农民行动与其偏差矫正

转型期我国多数农民处于半自给自足经济或半市场经济形态中,具有货币理性。货币理性催生农民生成新观念,并驱使农民在日常经济活动中频繁地进行货币化行动,如热衷于从事有持久性货币收入的工作和"跟风"类经济活动等,与此联系的农村社会交往活动也普遍货币化。尽管农民的货币化行动对农村建设、农民致富、劳动力转移有积极意义,但有些行动偏离了社会正常运行轨迹,彰显出即期性、功利性和原子化,亟须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予以矫正。     

创造公正的治理——农民上访研究的视角转换

近十年来,农民上访已成为最令基层政府头痛的问题。围绕农民上访现象,学术界主要形成了维权视角、治权视角和乡土视角等三种研究进路。每一种进路都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个单一的主体上,它们尽管都揭示了特定类型的农民上访的原因,但也忽视了彼此之间的合理之处。本文秉持理性选择的立场,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理性互动的角度来分析农民上访的原因,认为公正治理结构的缺失是导致当前农民上访频发的关键所在。基于这一分析,本文提出,必须从制度供给、乡村文化建设和公共设施完善等角度来塑造良好的乡村治理结构。     

当前农村实行股份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股份合作制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80年代起在各地农村不同程度地发展起来,它集股份制与合作制于一身,是我国农村企业组织制度在农民家庭承包制度基础上的又一次创新。它的产生和发展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农民生育中的生男偏好：价值合理性行动——基于皖南H村的实证调查

本文在实证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通过把生育主体农民纳入研究视野，从政府与农民互动的视角，详细分析了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场域中农民的生男偏好行为。认为压力与从众是村民把生男意愿转变为生男行动的催化剂，强化了其生男动机和行为，生男的价值合理性行动使得农村性别比偏高。     

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研究视角与进路

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与农民行动单位有关,农民行动单位包括家庭及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家庭联合体,具体如宗族、小亲族、户族、联合家庭及地域共同体(如村民组),正是农民行动单位成为了决定乡村治理状况最为重要的内生基础之一。     

农牧户信贷需求的区位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青海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基于青海省600家农牧户信贷行为的调研,通过构建Probit模型,检验了在不同地理区位下各因素对农牧户信贷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地理区位不同导致农牧户的信贷需求存在差异;家庭劳力数、资产水平等因素影响农牧户信贷的数量与投向,并发现文化程度仅对青海省海西和海南地区影响较显著,收入特征仅对青海西宁地区影响不显著。因此需要差异化地开发信贷产品,针对性地调整农村信贷结构,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科层制逻辑与政党适应性:农村基层党组织行动逻辑的组织机制分析

科层制逻辑与社会治理逻辑是左右农村基层党组织行动的两种关键行动思维。在理想情景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来满足科层制与乡村社会的双重期待,然而在现实的党建创新实践中,农村党组织往往更倚重于科层制逻辑,具体表现为:单向度的服务供给与多样化的需求之间存在冲突、压力型体制下信息共享不畅导致的监督失效及不信任问题、党组织与农民组织互动不足。农村基层党组织对科层制逻辑的过分倚重既有对传统科层制惯性的路径依赖,也受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不仅造成党组织上下级、党组织与社会信息不对称,以及党组织行动目标偏离,而且也会造成公众失语,参与不足。未来,提升农村党组织的适应性既需要重新定位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而且要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本身的功能与角色进行重构。     

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场利益的重新调整,一些隐藏着林权矛盾的村庄在改革后出现了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消极影响。文章以闽西北J县为主要研究个案,剖析了体制内常规救济渠道不畅导致失山农民抗议性参与和暴力参与,提出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在制度安排视角上增强政治合法性。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是一个被忽视了的群体,但是它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中迫切需要给予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文从外出原因与行动选择的关系上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现象以及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发现仅用一种原因很难解释农村人口选择外出的行为,而是在不同阶段他们外出的动因是不同的,用经济理性、劳动力剩余或者普遍贫困等理论难以解释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行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不断地建构他们外出的理由。所以要从过程或动态的角度来理解新生代农村人口外出的行动和原因,才能真正把握住这一群体特征以及他们的行为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