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礼乐思想与"绘事后素"

在孔子看来礼和乐都是仁的表现,“依仁游艺”是孔子关于仁与艺关系的基本观点。孔子从仁和礼的思想出发来考察诗、乐与绘画。孔子提出的“绘事后素”,并不是前人注解所说的是在绘有彩色布上加以白色条状以成彩纹,而是用绘画在素白的底上加以彩绘的方法,来寓意礼是国家制度和精神层面的仁这种质底上的华饰,其深层意义是用礼来维护贵族统治。孔子用礼作为标准来评价诗与绘画,对其后中国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语·八佾》“绘事后素”义旨辨略

考察孔子对晚周"文敝"的深刻反省和孔子立教之初衷及《论语·八佾》各章章旨可以看出,孔子之道可谓文质彬彬之道,是"人"与"文"张力被措置到恰到好处之道。礼仪中人的真性情在孔子这里构成了礼之本、礼的本然义旨;《八佾》全篇中绝大部分皆辐辏礼的本然义旨。从"人"与"文"的张力进入,自"礼之本"理会"绘事后素"章的旨趣可能是一条可靠的入路,即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画之事当后于素朴的底色。郑玄一系说的根本破绽在于混淆了作为"质"的德之端倪与可以"文质彬彬"视之的德本身。     

"绘事后素"考辨--兼析"礼后乎"

"绘事后素"与"礼后乎"之论断,是儒家在解读<诗经·卫风·硕人>语句之特定情境下推演产生的哲学和美学命题,是<诗经>特有的文化基因与儒者彼时彼地之智慧与理性相互激荡而进发出的思想光华.从文本训诂看,"绘事"即绘画之事,"素"指素白质地;"绘事后素"即"绘事后于素",指绘画中巧布众色当在具备了素白质地之后.儒家崇礼,认为礼乃"国之大器";同时认为,礼亦是"文",它必须以仁德--即"质"作为基础和精神内涵.所以"礼后"即"礼后于仁",儒家赋予礼丰富的道德精神.     

“诗”——孔子素质教育思想的全面性刍议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太史公在这里列举弟子及其贤人的数据,足以证明孔子素质教育的全面性.这种全面性的素质教育,又是以诗教为首的.在孔子看来,于古之三千多首诗中,经他删定而形成的<诗>之三百五篇,都是精诚而纯正的.     

孔子的“绘事后素”和“质素”说浅析

一“素底”与“素色”《论语·八佾》有一段孔子以画为喻的记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己矣。关于“绘事后素”的“素”,历来都解作绘事的底子,把“后素”改为“后于素”。我认为这样解释有些勉强。原诗是以庄姜的“素”之美取代装饰的“绚”之美,“素以为绚兮”也就是以“素”为“绚”。如果说先有粉底而后还要再施五彩,那么“素以为绚兮”就要落空。这一段对话前面说“绘事后素”,后面转入到“礼”的范围,两者的概念内涵并不一样。下面先从“绘事后素”说起。“绘事后素”其实是当时绘事工艺的一个普遍规     

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不可信

从文献源流梳理来看,穀梁子"受经于子夏"说有很明显的"历史的层累"迹象;从《穀梁传》的解经方式上看,以"受经于子夏"为基础难以解释穀梁子以事解经的基础逻辑;从《穀梁传》对待孔子的态度看,书中对孔子的态度和对尸子、沈子等人的态度并无明显区别,书中提到孔子只是作为材料出现,并无特殊的尊崇意味,引用孔子的言论只是为了增加论证的力度。因此,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并不可信,《穀梁传》应该是穀梁子解读《春秋》的一家之言,与子夏授经无关。     

《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

《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对照文献，　最可能是子夏。现在看，《诗论》和《诗序》、《毛传》，在思想观点上虽有承袭，但实际　距离是相当大的，即以《关雎》等七篇而论，差别即很明显。《诗序》不可能是子夏本人的　作品，只能说是由子夏开始的《诗》学系统的产物。但无论《诗序》还是《毛传》，都确实　有《诗论》的影子，这对我们认识《诗》学传承，十分重要。     

子夏氏“西河学派”初探

子夏是孔门中的高足,孔子去世时,他才二十九岁,又一直活到战国初期,其后迁居魏国,讲学西河,做过魏文侯的老师。西河成了他传播学术思想的场所。曾子曾经责备子夏说: “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这段话不但透露了子夏和曾子都在孔子死后移居西河,同时也揭示出以孔子为代表的洙泗学派及其后以子夏为代表的“西河学派”之间的亲缘和变异的关系。可见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大派。作为魏派的子夏氏之儒曾经对儒家经典做过一番整理工作。《论语》由他与仲弓撰辑,《诗》、《易》由他传于后人,《诗序》由他写成,《春秋三传》由他传授,     

子夏孔门求学三事考辨

子夏孔门求学事迹,《礼记》、《说苑》、《孔子家语》等多有记述,但说法不一,时间地点不明,真相难辨。究其实,子夏于鲁哀公七年出任卫国行人,车有盖是公务需要;孔子不"借盖"是知其贫无二盖,担心影响其公务。子夏"短于财"而非"吝于财"。子夏丧亲在哀公九年,服丧期间研读《尚书》,为免遭赵简子报复而"使民未有闻焉"。子夏哀公十四年受孔子委派赴洛邑"求周《史记》",过卫遇"读史记者"纠正"亥豕之讹",并非"返魏"。     

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兼论子羔也可能传《诗》

上海博物馆２９支《诗论》简，不能全归诸孔子名下，其　中既有孔子之说，也有孔子弟子之说。孔子这位解《诗》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传孔子和　子羔《诗》说的，是孔子弟子子羔以外的再传弟子。先秦儒家传《诗》，孔子以下，是多元　而并非单线，其中也有子羔一系。     

论王船山之“礼”与“和”相契合何以可能

《论语》中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重了悟的和合思想,有子与其师都没有论证礼与和是如何相契合的。王船山对有子"礼之用,和为贵"的礼之和合价值进行了正学与开新。礼与和的契合表现为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实现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凸显了礼与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契合;以礼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凸显了礼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契合;将自然看成与人类社会平等的生命主体,礼待自然则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彰显了礼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契合。船山之"礼"与"和"相契合的四个基本维度,是对孔子"礼之用和为贵"的返本与开新。     

孔子仁学与“《诗》可以群”

"《诗》可以群"源于礼乐合群的历史实践。孔子以"仁"为本体,对以"礼"为核心的群体关系进行提升和超越,将外在的规范和秩序内化。又以"仁"为内核对《诗》进行意义的建构,将"思无邪"作为《诗》的本体。《诗》所承载的观念、价值形态转化为本然无邪的情感,在感性的审美交流中实现道德的提升,将人们纳入一定的社会和政治体系之中,具有社会整合和政治统御的功能,这就是孔子"《诗》可以群"的本质。同时,"《诗》可以群"将《诗》作为文化价值权威进行言说,是孔子理论建构的创造性方式,成为后世儒家学说发展的经典路径。     

小议《论语》当中的"子某"

<论语>所记孔子的弟子多称"子某",如子夏、子张、子有等.这在<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也有充分体现.这一章提到76个人名,其中,名、字齐全者74人.     

“礼”的伦理学意义的孕育与确立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礼"的传统源远流长。"礼"的起源很早,但起初它并不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而是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政治色彩。"礼"成为伦理学范畴,是经过夏商周三代直至孔孟才得以完成的。孔子在维护"周礼"的努力中对"礼"之深层的精神内核进行挖掘和创新,使之成为伦理关系的理想模式;孟子设计了由仁、义、礼、智构成的德性结构,使原来外在的"礼"内化为本心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属性。     

孔子死后弟子们的“心思”——从《论语·子张》看

从《论语·子张》可以看出,在孔子死后,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都主要从内圣的维度继承和弘扬孔子思想,这是他们共同的“心思”,其中,子张、子夏、子游、子贡主要是通过阐释孔子思想的路径继承、弘扬孔子思想,而曾子主要是通过引用孔子之语的方式继承、宣扬孔子思想。在弘扬孔子思想的过程中,子张、子游与子夏有明显的不同,但是,都批评子夏,显示了孔子死后儒门最初的思想分化,以及同门中人在学术层面的“争执”;在对同门中人的评价上,子游、曾子都从道德维度对子张作出负面评价,显示了孔子死后同门中人在人际关系层面的“紧张”以及彼此关系的决裂。这种“紧张”,显示了批评者以正统自居的心理。由此也可知,儒门的分化有着客观与主观、学术与人为的因素。至于子贡,展示了其极力维护孔子形象、守护儒门的责任感。     

孔子弟子与先秦时期《论语》编纂探微

先秦时期《论语》成书是一个"层累叠加"的过程,从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402年,经历了"初稿集结""首次整理"、"再次整理"和"最终确定"阶段,闵子骞、冉雍、子贡、有若、子夏、子游、曾参、子张及相关孔子弟子的门人参加了不同阶段的编纂。"初稿集结"阶段由闵子骞主持,冉雍、子贡、有若辅助,形成了文本的主体。"首次整理"阶段由子贡、有若主持,子夏、子游、曾参和子张辅助,增加了追忆孔子的内容。"再次整理"阶段由曾参主持,子张、子思辅助,确定了文本的基本结构,始于《学而》,终于《尧曰》。"最终确定"阶段由子思主持,以"曾子"称曾参,以"有子"称有若,增补《季氏》篇。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义管窥

《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句,因省略主语,关于其主旨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以何晏的"修身立德说"、朱熹的"为学次第说"影响最大。但前说有偷换主语进行解释之嫌,后说则与先秦礼制不符。结合先秦礼乐思想及孔子的为政理想,可推知孔子所言应是"为政之次序",即"因诗观风,依俗制礼,国治乐隆"。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语义解析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子夏在劝说司马牛时引用孔子的话。前人多从子夏和司马牛的对话中来解析这句话,得到的只是上下文中临时性的语境意义,因此难免会断章取义。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解释,需要将其置于孔子的天命体系之下。研究发现,孔子"天—命—人"思想体系具有三重性,且三者之间具有动态交互作用。正是在这动态的交互作用中,孔子完成了自己天命体系的构建。作为孔子天命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亦应作如是观。     

“五至”异文考释

"五至"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中的核心概念,它与传世文献<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中有关"五至"概念的表述在文字上有重要差异.竹书的"五至"为物至、志至、礼至、乐至、哀至,传世文献的"五至"为志至、诗至、礼至、乐至、哀至.于是,有学者认为,竹书"五至"有脱文,这一说法根据不足.竹书的"物至、志至"比传世文献的"志至、诗至"更切合"民之父母"的题旨.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