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本文利用1979～200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修正偏误的虚拟变量最小二乘估计方法,重新检验了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分税制实施前,财政分权阻碍了经济增长.但在全样本期,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财政分权是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今后要进一步规范财政分权制度和改善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环境,以发挥财政分权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区域差距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同时,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激励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围绕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财政竞争。其结果扩大了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差距,探究其形成机制和差距问题,籍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的财政分权、政治集权与经济增长——以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为例

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重的.财政分权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经济增长制造了许多障碍.财政分权的伴生现象之一是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理解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之于经济增长的双重影响,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仅仅考虑财政分权,还不足以全面反映两者关系.正是由于政治集权对财政分权之于经济增长的破坏的限制,才保证了中国持续三十余年的经济增长,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也因而成为当前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特征.     

中国式金融分权: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

中国式金融分权是中国式分权的重要内容,与财政分权共同促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随着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地方金融的发展以及区域金融风险的增强,金融分权问题日益凸显.然而既有文献对于金融分权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不足.鉴于此,本文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式金融分权的研究脉络和成果,以期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化,并为...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宏观经济绩效——基于限制型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角度构建了中国式分权与宏观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框架,指出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周期性过热的主导力量。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自然历史、地理位置以及发展政策差异极大,即使是同样的分权程度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与激励效果,这也就使得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论对其设定形式非常敏感。因此,本文采用受限VAR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作用效应,结论证实了本文的理论预期。     

财政联邦主义:中印经济转型的分权逻辑

中印两国均视"中央与地方关系"为重大课题,而向地方放权更成为两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焦点话题.两国都试图在政治架构不变的情况下采用"渐进模式",并对经济财政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与调整,而具体思路便是"财政联邦主义"这一共同的分权逻辑.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有三:首先,分权具有信息优势;其次,分权有利于形成竞争;最后,分权有助于改革的推进.这一思想是中印两国的改革精英们共同的追求,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主动达到这一目标,将发展经济的权力还给了社会.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面临的制度环境及其市场地位分析

中国转型时期向地方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战略,形成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格局。本文借助于各种制度类型的比较分析,勾画出过渡时期中国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并以此解释其双重角色特征的形成原因;进而通过对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和承担的职能的实证分析,提出地方政府业已成为具有独立利益和行为目标的“准市场主体”。明确这一角色定位,既有助于说清转型经济增长格局的实质,同时也为改革由局部推进向整体转换明确方向。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

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一般认为,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机制可以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水平。本文将这一理论应用于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改革与中国小学义务教育的案例,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增加小学义务教育的有效供给。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西方通行的财政分权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两种机制在中国并不发挥作用,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导致各地区激烈的财政竞争并相应挤占了义务教育等外部性较强的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财政支出。本文还发现,财政分权对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推动了富裕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抑制了后者。     

财政分权、教育发展对中国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构造了财政分权、教育发展及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模型。综合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高等教育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存在区域差异,从中反映出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同时,财政分权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阻碍了初等教育的发展,反映出地方财政偏好经济建设支出,导致财政支出结构发生扭曲,层级教育发展非均衡矛盾突出,这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中国财政改革的难点与化解

中国的地方政府是财政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的着力点.经济增长型激励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热情,“以官治官”的纵向政治治理及由此衍生的“以官护官”则催生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政治,法治主导缺位造成的事后追责失败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人民代表大会的弱势导致的是社会公众缺少向政府表达正常诉求的渠道.这些制度安排缺失造成地方政府选择性政府职能和公共品供给失衡的最终结果是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背离.由于从分权治理到政府能否合意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行为选择(公共品供给)是否符合公众需要,所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不在财政分权之内,而在财政分权之外.未来的改革应建立“以民治官”的政治治理模式,构建法治主导型财政分权,逐步建立问责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建构基本制度支撑体系,筑牢财政分权有效运行的外力基础,从而走向更加合意的中国式财政分权.     

中国转型经济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理论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体制模式与改革方案设计的改革探索期;体制转轨与改革重点突破的转轨明确期;体制确立与改革攻坚的转型深化期。与这些阶段性进程相一致,中国经历了转型经济和转型经济学的双重成长,一方面,中国的转型经济走出了一条独立探索的成功道路;另一方面,不同发展阶段的文献点评和观点争论揭示了中国转型经济学的成长历程。转型深化期是社会矛盾和难题的凸现期,也是中国转型经济崛起的辉煌期;这个时期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经济学范式的自主性,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经济转型实践模式的概括和总结,避免被西方转型研究的范式和问题所诱导,在中国转型经济的深化发展中体现出转型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在中国特色的转型经济学发展中实现中国转型经济的崛起;开创成功、辉煌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和转型经济学。     

国家财政分权改革如何影响了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改革开放前中国财政分权实践历史,提出了一个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的假说,并利用1953-2009年全国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短期内过于剧烈的财政分权化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作用,但分权化改革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却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分权的增长效应的释放存在时滞,不过,这种增长效应存在一个由弱到强再转弱的过程,从长期来看,其增长效应又会趋于消失。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的底层逻辑与推进路径

市场扩张与分工发展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两个底层逻辑。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个以泛化、深化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市场体系,而且它必须是一个具有强大发展调节功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此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与竞争秩序,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统一的两个基本规则。行政性分权改革逐步走向经济性分权改革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践逻辑和基本路径。在当前转型经济的基本格局下,作为次优选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在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对涉及政府与市场一体化的事务进行分类管理、分别推进。     

财政分权、环境管制与污染治理

财政分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改革,环境管制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的关键因素。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权衡取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地方政府作为环境管制的具体执行者,在政府间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竞争机制下,具有与企业"合谋"牺牲环境质量换取经济利益的动机。为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约束政企合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向企业和地方政府支付信息租金和征收罚金,建立环境管制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国环境管制的实践具有加强中央集权模式的发展趋势,环境管制分权化的程度主要受企业减排成本差异、地区间发展水平和环境监测技术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中国应转变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经济激励手段,提高政府补贴,积极开发环境在线监测技术,加大对环境违规的惩处力度,科学审核环境成本,增强公众的环境教育,以改善财政分权的合理性,提高财政分权体制下环境管制的效率。     

中国与亚洲转型国家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比较

从20世纪90年代到进入21世纪,中国与其他亚洲经济转型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转型国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与转型密切相关.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基础与趋势与其他经济转型国家不同,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关系也不同于其他经济转型国家.对中国与其他亚洲经济转型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进行比较研究能够得到有益的启示.     

中国公共政策的执行结构分析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网络"不同,中国的政策执行结构具有转型国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有限分权"的正式执行结构和"关系主导"的非正式执行结构时分时合,时而相互促进,时而彼此抵突.因此,中国公共政策的执行结构会有不同的模式,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和结果.     

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责任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责任和治理是世界各国政府分权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财政联邦制理论将分权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分析,维持市场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考虑了政府组织结构与激励问题,结合分权和治理两个维度,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分权治理的实践表明,既定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参与式预算就是其中“自下而上”的重要责任机制,对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下地方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与地区差距——基于经济转型的解释

中国的经济转型在过去的40多年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令人困惑的是,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计划体制国家为什么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转型？进一步地,与之相关的高速的经济增长、显著的经济波动和较大的地区差距等经济特征又是如何产生的？基于此,在中国式分权的基本制度背景下,可以构建一个统一的框架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其理论框架的核心是,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及风险厌恶型特征,导致其投资决策行为具有进行相互模仿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1）这种模仿行为是构成中国民营经济迅速扩张和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2）模仿行为放大了中央政府偏好对地方政府投资决策的影响作用,引发民营经济发展的“潮起和潮退”,形成了显著的经济波动;（3）“软预算约束”弱化了横向竞争对地方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激励作用,导致不同国有企业数量的地区形成所有制结构的差距和经济增长差距。研究的结论对于未来中国提振经济发展动力,平稳经济波动以及协调区域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