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康区研究的历史突破

近期,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呈现出新的研究趋势,表现为新的研究方法与手段的采用,即区域性研究出现,如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等民族交融地区研究平台的建立:多学科知识的交叉使用和借鉴;民族学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新的发展趋势。康巴文化,正位于西南民族长廊中心地带,其文化既为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独特性与多样性又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其文化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由"边缘缺失"来理解"中心文化"。     

康区藏族一妻多夫家庭

婚姻家庭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传统课题,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世界上的多种婚姻形态中,最普遍的为一夫一妻的单偶婚,其次为一夫多妻婚。一妻多夫婚则较少,在默道克的世界民族志抽样调查中,只有4个民族,其中包括藏族。在中国则只有藏族、俄亚纳西族、门巴族和夏尔巴人。这一文化现象由于其特殊性,对它的研究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除俄亚纳西族的一妻多夫婚调查研究较为深入细致外,其他民族的则较为零散。因此,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实地调查资料尤显重要。     

西方英文文献中的近代康区女性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人大量涌入位于西藏与四川腹地之间的康区,他们在当地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与康区藏族女性的接触交流日益增加,留下了大量英文书写的游记、日志、纪行和考察报告等。西人笔下勾勒的康区女性形象日渐完善,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康区女性美丽出众的相貌、多元的婚姻状况、吃苦耐劳的品性、聪慧能干的“阿佳”以及离群索居的尼僧等几个方面。不过,由于观察者身份背景、个人旨趣的不同,其考察角度、评述立场、看法、观点等纷纭复杂,对康区女性的褒贬亦殊异。西方英文文献中康区女性形象的塑造,既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东方康藏文明的认知和想象,也折射出近代西方社会对女权运动、女性研究等话题日渐增长的兴趣。近代西人关于藏族女性的记载和评价是西方社会认识和了解康藏文明的一扇窗口,为传统的女性研究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近十年来关于明清时期安多、康区历史研究的量化分析

元明清时期是安多、康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关于安多、康区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这一时期。以统计的方法量化分析明清安多、康区历史研究现状,对于学界研究安多、康区历史研究所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提供科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藏传佛教在康区传播与发展历史三段论

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传播与发展,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教内自发传播发展阶段、世俗王权干预传播发展阶段及国家政治导向自由发展阶段,它们构成康区藏传佛教的发展史。第一阶段,后弘期开始至元初,藏传佛教在康区自发传播发展;第二阶段,元代至清末,康区藏传佛教在世俗政权干预下传播发展,形成政教联盟或政教合一制度;第三阶段,辛亥革命至今,分为国民时期与新中国时期,康区政教合一制度逐渐被废除,最终实现政教分离,藏传佛教自觉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国家法律保障其自由发展,藏传佛教在康区的发展集中表现为国家政治导向下的自由发展。     

“藏族”,“康族”,还是“博族”?——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

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存在三种称谓当地土著族群的名称:"藏族"、"康族"和"博族"。这三种名称来自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分别是民国中央政府、刘文辉领导的西康省政府和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土著族群精英。本文将这三种称谓理解为三种话语,其间的分歧反映了三种具有不同的背景、立场与政治诉求的力量间的竞争。通过对这样一种"话语竞争"的分析,本文试图探寻一条理解民国时代康区的政治与族群进程的线索,展示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复杂互动中,"族群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如何逐渐凸显出来,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     

民国时期康区的金融财政

民国时期,康区金融业相当混乱,先后流行多种货币;地方财政收入微薄,百姓民不聊生,社会经济生活长期处于困顿、艰难的状态。康区的金融财政萧条与当时全国国民经济发展迟缓有密切的关系,为国际、国内大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决定。     

康区"三魔女",还是"康区三度母"——近代康区妇女精英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三位著名妇女精英甘孜的孔萨?央金堪珠、德格的夏克? 泽旺志玛和瞻对的甲日?其美志玛在康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康区的传统习惯法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都允许妇女在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名号和土司或头人的地位。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治地位,她们往往陷入多方势力的权力争斗中,这些势力包括其家族中的男性、来自其它家族的男性、地方军阀、中央政府,有时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研究揭示了正是康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各土司统治区域割裂、分权的性质为地方首领,特别是妇女领袖提供了较多的施展其政治才能的空间。     

康区余氏蒙古族初探

本文以<余氏历代家谱>为依据,结合有关史料,以"蒙藏关系"为研究视角,通过对余氏蒙古族的渊源、进入康区的原因以及在康区的事略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证和描述,清晰地展示了一支入居藏区长达300余年,但在蒙藏民族交往的历史上却一直寂寞无闻的特殊蒙古族群体的历史脉络,在一个全新的概念上,丰富了蒙藏民族关系的研究.     

从《康藏前锋》看民国时期康区教育

1933～1938年间,学界很多有识之士在《康藏前锋》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康区教育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康区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康区教育发展的思路与对策。文章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当时教育人士的真知灼见对于现今发展藏区的教育不无启示与借鉴。     

康区察瓦龙历史沿革及其地名称谓考究——基于对口述史料的文献分析

察瓦龙,是西藏东南部察隅县境内的一个行政乡,位于怒江中上游卡瓦格博神山西侧脚下,与西藏芒康、左贡以及云南德钦、贡山、独龙江相邻。由于地处偏远地区,察瓦龙鲜为被外界所知,故出现不少误读其历史文化之现象。其中,关于“察瓦龙”这一地名称谓来源,目前以“炎热的峡谷地区”作为解释见诸著作、论文、游记等,然此释义尚似乎有望文生义、错讹阙漏之嫌。     

民国四川藏族档案史料评介

民国四川藏族档案,主要是指民国时期形成的反映四人藏区藏民族活动及藏族事务的历史档案,相对集中于四川省档案馆和甘孜、阿坝两州档案馆。不同载体的汉藏文档案史料,上起民国元年（1912年）,下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内容可大致分为政务类、经济类、军事类、司法治安类、民族类、宗教类、文化教育类、涉外事务类等,多侧面展示了民国川西北藏区和康区（川边地区）的历史概貌。     

论藏文历史档案的发掘利用

藏族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字 ,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反映藏族政治、历史、经济、军事、科技、文艺、宗教等方面内容的藏文历史档案。探讨藏文历史档案的内涵外延、分类构成、内容价值与发掘利用问题 ,可揭示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了解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更好地保护抢救与开发利用这一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略论西藏城市的历史发展及其地位

西藏城市虽然形成较晚,经历了原始聚落、堡寨、城市雏形、城市形成等漫长的过程,但是在西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西藏城市成为区域政治、军事中心,推动西藏社会的发展变迁;西藏城市具有重要的聚集和辐射功能,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带动作用;西藏城市是重要的宗教文化载体,受宗教影响巨大,宗教文化功能突出。自元代以来,西藏城市还充分发挥着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巩固边疆的作用。     

2008年全国藏学研究论文资料要目索引(下)

@@ 一、政治、法律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研究 宋月红<中国藏学>2008:3 藏族"赔命价"与国家法的漏洞补充问题 淡乐蓉<中国藏学>2008:3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初探 拉毛措<中国藏学>2008:4 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的西藏政策初探 鄣永虎<中国藏学>2008:4 略论南京临时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及其设想 潘先林<中国藏学>2008:4     

康方言昌都话的元音变迁

康方言较之于安多和卫藏的方言,分布地域广,内部又分多个土语群.康区地理上的分散格局和经济形式二元(农耕与游牧)化等多个外部因素对母语继承和方言接触所带来的各种影响,最终促成了多个土语群格局的康方言.康方言主要分3个土语群(也有四分法),这3个土语群又称为康方言的三大次方言,即北路次方言、南路次方言、牧区次方言.划分这些次方言的主要依据是语音差别;其次是词汇差别,语法基本一致.昌都话属于北路次方言①,在北路次方言沿西线土语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昌都话元音变迁的研究,能为了解和认识康方言元音变迁的一般规律提供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参考数据.     

2009年全国藏学研究论文资料要目索引(上)

<正>~~     

藏文文献汉译中有关地名的统一和规范化问题

随着藏学研究的蓬勃发展,藏文历史文献汉译版陆续出版、发行,这不仅方便了国内外藏学研究者,而且对继承和发扬藏民族的优秀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对增进各民族间的了解、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译者们付出的艰辛劳动值得敬重。但是由于译者对原著理解上的偏差及出版界的校对、排版上的失误,有些译文中出现的错别字、语句不通顺、曲解原文等问题值得深思并需要梳理。文章主要以《青史》为例,分析、归类了藏文文献汉译本中地名译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文献翻译中地名翻译的统一和规范化提出己见。     

从史料学的角度谈托忒文历史文献

本文从史料学的角度研究了托忒文历史文献。首先 ,阐述了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出现及整理研究情况。其次 ,对这一文献在卫拉特蒙古史学术研究中的应用状况进行了叙述。最后 ,强调了整理研究托忒文历史文献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