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都市化特征

诗歌意象的都市化特征是中国现代诗歌接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区别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生成与演变特征: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日益都市化、工业化变迁,以及它所带来的人们内心世界的复杂化,是现代意象生成的土壤。20年代较少都市生活的意象诗,体现的是过渡期诗人与传统审美理想不易割舍的心理意绪;30年代意象的都市化蔚成风气,多体现为象征性内涵,作用于人们的心理体验;40年代的诗歌以九叶派诗歌为代表,都市意象较彻底地告别了传统诗词的乡土意象与山水意象情结,体现了现代社会复杂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现代诗歌意象具有了智性深度,表现了现代诗歌意象的现代性深层发展。现代都市意象世界中,恶美的意象形态的突出表现及其审美意义。现代诗歌的都市化意象,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诗歌审美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蜕变。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     

“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本体论阐释及其诠释学意义

“诗缘情而绮靡”的完整表达体现了这个诗学命题的本体论性质,只有在诗歌创作和理解语境的转变中才能把握这个命题的历史出场的重要性,分析其与“诗言志”的根本差异,且只有从本体论上理解和阐释才能深入把握这个命题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义。它从本体论上提出了“诗言说什么”“诗缘什么情”“诗怎样缘情”“诗如何绮靡”等问题,从而升华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理论意义的诗学命题。“诗缘情而绮靡”具有重要的诠释学意义,从本体论诠释学角度看,它体现了诗歌的自律性与表现性的统一、时间性与事件性的统一、情感性与语言性的统一。     

切·米沃什选诗集《明亮事物之书》诗学立场得失探辨——以所选英译杜甫诗为例

切·米沃什自述编选《明亮事物之书》的缘由和选诗标准，见证了米沃什对美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参与和感知。这本选诗集的成书背景同时带出了美国现代诗歌史上两种诗歌写作模式——世纪中叶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和客观主义诗歌写作——的斗争和更替。《明亮事物之书》在编选上做出了符合时代潮流和诗歌写作内部发展规律的选择：选择客观主义诗歌写作。其中，英译杜甫诗作为米沃什这本选诗集的重点拣选对象，从一个微观层面呈现了西方视野中对英译杜甫诗的接受情形以及文化误读，也显示了英译杜甫诗对于米沃什选诗尺度超越时空的适应性。同时，由于选诗观念和译本的限制，米沃什失去了在自己的另一个重要命题“诗的见证”这一向度上与“诗史”观念下的杜甫相遇的可能性。     

科学思潮与中国现代诗歌思维方式的转换

科学思潮是中国现代诗歌思维方式转换的时代因素.在科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现代诗歌诗思由重直觉性向情与理相结合转变,由倾“虚”向倾“实”转变,由偏于“字”思维向偏于“句”思维转变.探究科学思潮对新诗的影响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下诗歌的理解,因为科学思潮对诗歌的影响并不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汉语诗歌又面临着科学的再一次冲击.现代科技对诗歌创作又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对历史语境中科学思潮与现代诗歌密切关系的分析,不仅能从发生学的角度上探究到新诗在思维方式上的变化,洞察到这种变化对新诗形式选择的直接影响,而且对于理解当下诗歌的流变及其形式选择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试论“词无达诂”

从广义说来，凡文学艺术诸如诗歌、绘画、戏剧、音乐等等，都应该是“无达信”的。“无达估”，实际涉及文艺之所以为文艺的本质问题，古今中外皆然；西方不是有～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吗？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一种，它是最纯粹的抒情诗。从某种角度讲，词与抒情诗的原理是一致的。“词无达信”虽与“诗元达访”两者同一原理；但是，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毕竟有别于一般诗歌，具有自己特点。最早明确提出词有别于诗的是李清照。她在《词论》一文中以音乐性和文学性两方面着眼，提出“词别是一家”这一著名论断。能以简洁的语言，…     

叹词兴替与中国诗歌抒情文化的变迁——兼论新诗出现的文体史意义

叹词是一种表感叹的语气助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感叹与抒情的性质及功能相同,一定程度上叹词可以成为抒情诗的代名词,因此探讨叹词兴替可以窥见中国抒情文化的变迁。在汉语诗歌漫长成长史中,叹词在诗中“解放—束缚—解放”历程与诗歌“古体—近体—自由体”的演化过程若合符契。传统诗教对叹词的规训,是通过格律这一“毛细血管”实施的,近体格律不过是“○而不●”中庸诗教的语音贯彻形式。正因为这个原因,复活叹词、打破格律无意中成了五四新诗诗歌革命的最佳切入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人,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啊”“吧”“呀”等现代叹词,不仅促使中国诗歌实现从“客观型”向“主观型”、由“自我表现”向“信息传递”的转变,还打破了“不撄人心”的千年诗学成规,宣告了一种新的诗歌精神的诞生,具有重要的文体史及文化史意义。     

简析司空图《诗品》的“景”“象”“味”

一中国古代文论偏重审美欣赏,《诗品》的“品”字本意就是品味即欣赏之意,欣赏出来的感受就是诗歌理论。古代文论家总是把诗歌的审美欣赏看作是一种复杂甚至艰难的精神活动。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与李生论诗书》)。这里所说的“难”,就是指欣赏之难。之所以说“诗之难尤难”,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是高度提炼、高度含蓄、极有韵味的艺术。司空图是位高明的     

中国新诗的“现代”潮流

现代主义作为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方式 ,由于文学对于社会使命的过多承载 ,一直处于边缘和支流的地位。但艺术发展的审美要求 ,又使具有独特审美方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表现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艺术因素 ,渗透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中 ;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间隙” ,形成三次跳跃性的发展。第一次从二十年代李金发肇始 ,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戴望舒、西南联大校园诗群到“九叶派” ,为现代诗走向成熟塑形 ;第二次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 ,这是一次由诗和美术发端而广及文学艺术各门类的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 ;第三次是八十年代由朦胧诗发难而呈现出多样形态艺术发展 ,在进入后现代中与台湾、香港、澳门年青一代诗人汇合。曲折的发展呈现出现代诗在中国的特殊运动形态 ,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化改造。     

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文学是我国新文学中影响最大也是介绍最早的一个派别。“忧郁的情思”里包含着“生活的热忱”,是中西象征主义文学所共同具有的突出特点。两者的不同在于：西方的象征主义者的“忧郁”和“热忱”,来自于对社会的整体否定,以及个人极端发展的强力意志精神,在“人与世界”这一永恒性命题中思考人的意义和价值;而中国的象征主义者却总是关注与“个性生命”密切相关的具体社会问题,个人精神所呈现出的“具体性”和“现实性”特点,使他们对人自身价值的理解没有达到西方象征主义者的高度,另一方面他们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就其诗歌意境来说,中国的象征主义不具有西方象征主义那种哲学意义上的完整性。在诗歌的写作过程中,中西象征主义虽然都追求诗的纯美理想,重视想象、比喻、暗示和音乐性等,但在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中,抒情与感觉更为重要     

“乐”与“诗”孰伪——《管锥编》中的“乐”、“诗”作伪问题

《管锥编·毛诗正义·关雎(三)》按照古典文献对“诗”与“乐”的传统理解,对“诗”、“声”、“乐”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最终认同了“乐之声”比“诗之言”难作伪的论断.诗歌与音乐在“作伪”命题的具体所指,须通过对诗歌与音乐的符号形式、情感特征、情感表达方式与意义接受的分析得以呈现,因此,泛泛认定音乐比诗歌难作伪并不具说服力,同时,在对两者“作伪”比较的论述中,声音作为相同的表现媒介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照.     

“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

司马迁首倡“删诗”说。从孔子所言“正乐”,到司马迁所谓“去其重”,再到王充、项岱的“删诗”,其内涵不断变化。孔颖达仍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从《诗经》的编订,从“逸诗”等角度来考察孔子与《诗经》成书的关系,这些都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而自六朝以来追求学术创新的思想,古文学派客观求是的精神,孔子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正义》体例的隐蔽性,则是反命题产生的基本条件。反命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     

再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中从未提及中国古代科技自某时期就衰落下去，而是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没有15世纪之前的发展势头。无论在何种意义下，“李约瑟难题”都是成立的。它由两部分组成，彼此呈并列关系，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此，解答“李约瑟难题”非同一般命题。近代科学技术未能在中国产生，其根源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其次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在“后李约瑟时代”国人应追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积极创造条件去超越“李约瑟时代”。     

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理论概说

本文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古代诗歌不同流派的审美取向作了概括性的阐述。“言志”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诗歌理论、审美标准，居于中国诗歌理论首位；“缘情”说，是对东汉至魏晋的五言诗的一个高度概括，揭示了情感所具的美的品质，是对诗歌美的张扬；“形似”说，与“缘情”说是同时形成的美学理论，它表明诗人自觉地追求“感性显现”，自然地表现了一种绘画美；“格律”说，增强了诗歌的形式美、音乐美；“境界”说，表示中国诗歌理论、审美理论，正趋完善，并且自成体系，向高水平、高层次发展；“神似”说，使诗歌“臻至高境”，进入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禅化说”“诗道说”是从“境界”说中抽取出来的，不是另起炉灶     

阿垅诗歌美学论略

阿垅是“七月派”杰出的代表诗人,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贡献的优秀的诗歌美学家。他对现代诗学的研究和探讨,涉猎宽广,独具匠心,深刻有力。诸如内容与形式、灵感、想象、意境、风格、节奏、形象、语言等等,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他对现代诗歌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探讨阿垅的诗歌美学,对发展我国现代诗学,繁荣中国新诗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顾城诗歌的意象之域与“谣曲”风味

顾城诗歌既承中国意象诗之传统,又融现代西方诗歌之理念,其诗歌的意象之域具有独特性,其意象种类之丰富,组合之奇妙,意味之多义,都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高峰。虽然顾城并没有刻意于诗歌的韵律,但由于其取自于大自然的意象和萌于童心的天然韵律,所以其诗歌一方面具有自然情感的内在节奏,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民间淳朴的"谣曲"风味。     

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联结点──论“五四”白话新诗的艰难突围

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２１年间，中国文学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过渡，表现在诗歌领域，则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对诗坛的垄断。“五四”白话诗作为中国诗歌转型的开端，乃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联结点。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已经“陈陈相因”，失掉了创造活力，对于民气国运已没有积极影响。于是，在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首倡“诗界革命”，提出诗歌“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①。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旗帜，长期的外交活动使他的文学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他把域外的思想文化、奇异风物大量…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