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针走线的巧匠——裁缝

裁缝,是指按客人要求,以人体为依据,裁剪、缝制以及拆改衣服为职业的人。他们通过测量制定服装号型规格,合理使用原辅料进行服装裁剪和缝制。裁缝依靠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一个熨斗、一台缝纫机就可以做衣服。     

柳荣宗《说文引经考异》平议

柳荣宗的<说文引经考异>是<说文>引经研究著作中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部重要著作.柳氏的研究方法不是"据<说文>所引以考同异",也不是据今传本经书在流传中的用字变化来考辨与<说文>引经的同异,而是针对汉儒古今文的"师授不同,读有或异"来进行"考异",以揭示<说文>引经与今传本经书用字不同的原因.柳荣宗在文字的考释方面有着较为科学的语言文字观,所考释字之假借、通用或引中多为确论.然柳书对古文经和今文经版本的流传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有些考释的结论不够严密精准.     

《无上秘要》与早期道教经书

现存最早道教类书《无上秘要》对了解早期道经多有帮助,但中外学者对其征引经书的统计结论颇为悬殊。本文从同经异名、同名异经、异名异经、经书类名等七个方面分析了统计时易致歧误之处,认为全书共征引经书122种,其中上清经71种,灵宝经34种,三皇经5种,天师道2种,其他各类经书10种。其中,79种经书的经名及主要内容尚见于今《道藏》,另43种在今《道藏》中总体不存,但残缺程度不一,其中有10种经书的主要内容见于今《道藏》某经或《敦煌道藏》中,另33种则总体亡佚。     

汉语东巴经《五方五帝经》的发现及其价值

经本文考证,《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15卷《延寿仪式·送龙》前半本经书正是李霖灿所说的《五方五帝经》。经书的内容与汉族道教文献《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灵宝五帝官将号》比较接近。经书记录的语言是纳西汉语,与普通的汉语相比,纳西汉语在语音、语法上发生了变异,深受纳西语的影响。该经书的语言文字关系密切,行款布局规整,为了更加精确记录汉语还产生了一些特殊字。这本经书在文献、语言文字和宗教研究上都存在重要价值。     

先秦文献中“尚书”非经书名综考

先秦文献中“尚书”的表达仅两处。一处在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中,此处的“尚书”并非经书名,也非讹误,而是《夏书》的修饰语;“尚”是表尊崇的程度副词,反映了墨子对大禹以及《夏书》的极度推崇。另一处在出土文献帛书《要》中,此处的“尚书”也并非经书名,而是指所有“上古的典籍”;“尚”是表时间语词,为了突出《周易》的特殊地位。因此,“尚书”在先秦文献中均与经书名《尚书》无关。     

“红帮”的创举：私立西服业初级工艺职业学校

私立西服业初级工艺职业学校是宁波“红帮裁缝”在服装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创举,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办学条件下,为发展红帮事业、实业报国而创办的民有职业学校。文章探讨了它的教育理想、办学体制、教学经验,以期对当代职业教育提供一些可借鉴的东西。     

参物取象以制人纪：《诗经·桃夭》析义

《诗经·国风·周南》的《桃夭》诗中"桃"之物象,不仅通过《诗经》以及《大学》等经书对其齐家之意的取喻,成为"经"之意义上的经典;亦因其鲜活切著,在文学传统的所谓"桃花诗"中不断流衍,成为"诗"之意义上的经典。细究之下,后世"诗"传统中的观象取义与"经"意义上的观象取义却有耐人寻味的偏离。对此二者进行对比和分析,可以细绎《桃夭》诗参物取象以制人纪的经学意蕴。以此为例,可以深入思考《诗经》在"诗"、"经"会通本源意义上的经典地位。     

裁缝老司露马脚

有个守寡老嬣,只有一个女儿,十八岁了,要做嫁衣。女儿说:阿妈,听讲有的裁缝老司会偷布,我那块布,衣料好,偷了可惜。放心,我勿会让他偷的。你有阿尼法子?     

《左传》的服饰描写与审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能从一个特有的侧面反映审美风尚与意识。对服饰形象的描写是中国文学的好素材。古代典籍中有大量涉及服饰的论述和描写。历史文学奇作《左传》中写到有关服饰之处有着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服饰观，也透露了作者个人的审美意识，并且具有一种纯文学审美意味。     

爵士时代服饰的变迁与意蕴——以《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例析

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真实地再现了爵士时代服饰的变迁。从物质文化理论的当代文化批评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发掘出这些服饰变迁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即小说中的现代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生动地透射出爵士时代美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的变迁。服饰随着现代生活方式、性别观念、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变化而改变。这反映了爵士时代人们对传统的性别规范、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的反叛。分析小说中服饰的变迁与意蕴对加深理解菲茨杰拉德的作品、爵士时代的本质以及该时代的美国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意义。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论《书谱》的儒家艺术精神

儒家的艺术观在孙过庭的《书谱》里得到了比较完整的继承。《书谱》的书法理想是"中和美",即提倡书法中"情"与"法"、"骨力"与"妍媚"等的和谐统一。《书谱》对书法的人格主义批评也受儒家艺术观的影响。此外,《书谱》"质以代兴"、"异质同妍"的书法风格观也来自儒家美学。     

政治民谣与《诗经》的比较

政治民谣和《诗经》有差别:前者直言,效果显著,有力约束对象;后者含蓄概括,效果缓慢却绵长经久,化人于无形,表明二者的起源、性质、功用的不同。它们又具相同处,即政治童谣中隐语式的晦涩风格、评论民谣的总括论断倾向,与《诗经》的温厚含蓄、总体概述风格颇为接近。显示《诗经》对政治民谣的明显影响。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下）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礼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湜《礼记集说》、元陈澔《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独窦羌狻贰⒅毂？《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上）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札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浞《礼记集说》、元陈浩《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论以礼说《诗》的因缘、源头及相关原则

本文认为以礼说《诗》的因缘、源头在于《诗经》反映周礼的客观实际。《左传》可以证明以礼说《诗》的阐释实践早在孔子之前,孔子的言论不是以礼说《诗》的源头。以礼说《诗》应该遵循实事求是原则。     

锺惺《诗》学略论

锺惺是晚明<诗经>文学研究高潮中涌现出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诗学家".他提出了"<诗>活物说"的理论,并以此为导向,揆之性情,参之义理,对<诗经>作了别开生面的评点,在<诗>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诗经>文学研究的发展.     

论南朝史书史传人物的诗歌选录

南朝史书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记载了史传人物的诗歌创作情况.史臣采取选载题目、节选或全逸诗歌内容、记述诗歌创作的具体细节、直接或间接评价诗人的创作风格等方法加以反映.通过示例分析,笔者发现,史传载录诗歌不仅充实了南朝史传的内容,同时也成为史传多侧面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因此,具有鲜明的创新性.诸此现象虽然是南朝文学发展、兴盛与渗透的结果,但是,史传记录诗歌创作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表明,南朝史臣对南朝文学所持的某种程度的认同立场.     

试析明代医易学极盛的过程与原因

医易学是易学的重要分支 ,其至明代达到了极盛的阶段。称之为极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医易同源说的确立 ,显示了明代医家在易学与医学两个领域不仅都具有深湛的研究 ,并能够将两者在深层次上加以结合。另外与金元易学相比较 ,明医在不少命题上都加以深化与拓展。另外 ,宋代易学象数派与易理派都给予明医以深刻的影响 ,这也是明代医易学达到极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