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艺创作的社会效益

文艺是诉诸人们感情的一种意识形态。同物质生产的目的不同,文艺创作的目的主要在于满足人们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给人们以娱乐、审美和教育的作用。文艺作品只要从文艺家的案头走上社会,为人们阅读、欣赏、评论,它总要以各种方式影响读者(观众)的精神世界,影响他们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和审美倾向,并渗透到他们的实践活动中去,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自古以来,一切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都比较重视文艺的社会效益和精神目的。早在纪无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就提出了著名的“净化说”,认为悲剧的作用在于“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这里的“陶冶”原文是“卡塔西斯”(Katharsis),作宗教术语是“净化”的意思。就是说,悲剧要能陶冶人的情感,让人的心理获得健康的发展,使悲剧对社会道德有良好的影响。以后,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继承了这一思想,也认为     

“卡塔西斯”与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再认识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定义的时候,曾提到悲剧具有“卡塔西斯”(catharsis)作用。由于亚里士多德语焉不详,这个概念的含义一直是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卡塔西斯有种种解释。根据罗念生先生的归纳,这些解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张净化说,第二类主张宣泄说。主张净化说的以布乞尔为代表。他在《诗学》英译本中,将“卡塔西斯”一词译为Purgation(净化),从而有力地表达了他的观点。我国学者朱光潜先生,也是主张净化说的,他也将“卡塔西斯”译为“净化”。但朱先生的净化说,也包含有宣泄的意思,可以     

论"卡塔西斯"的三种解说

“卡塔西斯”作用是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对此有三种较具代表性的汉语翻译———“宣泄”、“净化”、“陶冶”。朱光潜的“情绪缓和说“、布乞尔(Butcher)的“净化利己因素说”和罗念生的“双向度阐释说”等具有较大的理论参考价值。罗念生针对处于不同心理状态的观众从两方面展开对“卡塔西斯”作用的阐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对“卡塔西斯”的翻译,也许不应该囿于选用哪一个词的争论,因为任何一个意义单一的词,都不足以承担其丰富的涵义。     

论孔子的文艺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于文艺的本质有着独特的见解。他提出的“兴观群怨”等概念,把文艺的社会作用概括得颇完整、全面。他的文艺思想既注重文艺的审美理想、表现形式,又注重文学艺术的功利目的性。     

兴观群怨说——从孔子到王夫之

王夫之用“情”把兴、观、群、怨贯通起来,用“兴观群怨”把诗人、作品、读者贯通起来,用博古通今的眼光和心胸．把从孔子起发展演变着的兴观群怨说加以总结、调整、阐发,在有意无意之间创立了他本人的兴观群怨说。     

艺术解放功能论

一艺术的功能或价值是艺术自诞生以来就纠缠着人类的一个经久性话语。从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卡塔西斯”和中国春秋时期孔丘的“兴观群怨”,分别中经古罗马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和晚清梁启超的“熏浸刺提”,直到现代美国耶鲁学派韦勒克、沃伦对当年贺拉斯命题的重新展开“甜美而有用”,以及当代中国以教科书形式论定下来的“认识、教育、审美”,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更有甚者,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用一种座标的方法,从不同的向度,一下横列出艺术所具有的十四种功用:认识功用、预测功用、启蒙功用、评价功用、劝导功用、净化功用、补尝功用、享乐功用、娱乐功用、启迪功用、交际功用、社会组织功用、使人社会化功用和教育功用,此乃不可谓不多,但尽管如此,关于艺术     

文艺能不能比生活“更高”

<正> 文艺究竟能不能比生活更高?我想从以下方面作些思考:文艺是否仅只是认识;毛泽东同志是否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把文艺作为一种认识来同生活作比较;“更高”是否是认识“更正确”(见刘光裕的文章,载《江淮论坛》1982.2.)的意思。文艺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集中表现。审美,是人的大脑对客观的审美对象的一种能动反映,是艺术掌握现实的一种方式。在文艺家对现实的审美活动中,理性认识活动在其中具有规范知觉、想象的趋向的作用,使人们在审美中不只看到对象的感性形态自身,而且通过它获得对生活的广阔理解,达到对对象的深刻把握。由此艺术家才能把许多个别的特殊的感性材料概括为艺术形象,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使审美活动不成为低级的感性知觉,而是富有深刻认识内容的对生活的能动反映。从文艺家审美活动的结果——艺术美的创造来看,正是由于理性认识活动的参与,使文艺作品具有反映客观现实的本质规律的特征,即使作品获得“真”的品格。但是,认识活动在文艺家     

生命永恒:文艺与民俗同构的人生契点

文艺审美离不开生活的对象化。具有久远文化历史的民俗，因其反复呈现的惯制形态，即博大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成为最有审美价值的创作对象。尤其是以个体为中心的人生礼仪和信仰民俗，更因其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而成为文艺民俗审美的天然“原型”和“母题”。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生民俗的出现和“阴阳转换”观念的形成，实质上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不死并万代传承的心理企盼。它表明了人类对生命悲剧的意识和超越此悲剧的世俗努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民俗与艺术构成对人生悲剧的超越的同构契点，成为艺术家对人生民俗特质审美认知的导人…     

论卡塔西斯

“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卡塔西斯”。自亚里斯多德在给悲剧下的定义中提出卡塔西斯这一命题,后人对此莫衷一是。大而括之,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偏重从心理意义上解释的宣泄说,或认为是在宣泄怜悯与恐惧中的痛苦的坏因素;或认为是以毒攻毒,造成情绪的缓和;或认为人们有要求满足他们强烈的怜悯与恐惧之情的欲望;或认为重复激发怜悯与恐惧之情可以减轻这两种情感的力量,从而导致心理的平静。另一类是偏重于从道德意义上解释的净化说,或认为卡塔西斯是把怜悯     

一体两用感而遂通 --审美主客体论

在审美活动中 ,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共同植根于人的生命体验 ,并生成于生命体验的自我超越 ,前者作为超越性生命体验的主体化建构和后者作为超越性生命体验的对象化显现 ,虽有分化 ,而仍属“一体两用”。正是这种生命对生命的关系 ,决定了它们在审美过程中的相互感通与往复交流 ,且最终在审美感悟的境界里达成复归一体的生命汇流。这也是审美主客体关系区别于一般的主客二分 ,更宜于用“天人合一”作归结的缘由。     

从“意识独占”到“感觉独占”——论网络文学“新文类”的存在形态及沉浸式体验的嬗变

网络文学包括“类型文”和“新文类”两幅面孔，前者是当前国内网文研究的主流，后者则常常被忽略。而事实上“新文类”的种类繁多、形态独特，主要包括超文本、多媒体文本、互动文本和机器文本四种类型，具体形态有超文本小说、多向诗，文字造景型、语图互文型和多媒体文学，互动小说、接龙小说和文字游戏作品，以及生成艺术、定位叙事和人工智能作品等。其文本内在性质和读者审美体验也发生了重要嬗变，即在文本性质上，“新文类”从“人工制品”走向“机器诗意”;在审美体验上，则从“意识独占”走向“感觉独占”。注意到这种嬗变，对“新文类”的恰当定位以及未来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艺术形象和社会生活——再谈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

<正> 本文拟从艺术形象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去探讨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这两种理论的区别,进而说明高于生活理论——本文亦称高于说,在方法和观点方面存在的某些问题。关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的著名论述,笔者已在《谈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载《江淮论坛》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一文中有所论及。该文认为《讲话》中关于文艺源于生活的论述是唯物主义美学的基石,它决无机械唯物论之嫌,更不能把它和自然主义无故地联系在一起;又认为《讲话》中有六个“更”的那一段话,联系上下文看,它的意思是把文艺作品和实际生活两者对读者(“人民”)的不同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相比较,就前者说,主要是作者的认识起作用,就后者     

多重转换:文艺与民俗同构的叙事机制

人生民俗贯穿了一条血亲之爱的命脉，由它而结构起家族、亲族关系，因它而推衍出血亲伦理及其悲剧，也因它的信仰特质而形成“阴”“阳”互构转换的人生认识与超越机能。文艺对这些民俗文化特质的把握，有助于深刻透视民俗文化的精邃，把握家国同构的象征内涵和血亲伦理悲剧的审美内蕴，增强文艺民俗作品审美批判的力度，并促使作品的叙述手法因象征转换的民俗文化内涵而自然变换，从而构成文艺民俗独特而有力的叙事功能。上篇人生民俗的转换特质以人生礼仪为主、兼及社会民俗和信仰民俗的人生民俗，具有“通过”转换的特质，它为文艺与民俗…     

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

自“五四”以来,每当论者就中西文化特征作比较时,常见列出若干个对照项目,展示其异质或异趣特性,诸如:前者主静,后者主动;前者强调和谐统一,后者强调竞争与分离;前者重义,后者重利;前者重农抑商,后者重工重商;前者重人治,后者重法治;前者尚专制,后者尚民主;前者以家族为本位,后者以个人为本位,等等。直观地看,这类比较似乎颇有道理。但如果认真校诸事实,就难以令人信服。比如说中     

辨“欇”、“(聶木)”——《辞源》修订琐记之三

单字“欇”与迭字“欇欇”应有别;“欇”与“(聶木)”形略异而实为一字。“欇”字单用,指虎櫐,即紫藤。详见《尔雅·释木》及清郝懿行《义疏》。这里不必细说。又,《尔雅·释木》说:“枫,欇欇?薄端滴摹吩蛟?“枫,木也。厚叶,弱枝,善摇。一名(聶木)。”二书说法有些不同:一,前者为迭字,后者为单字;二,前者意符在左,后者在下。”清钮树玉说:《说文系传》作“一名欇”,《韵会》重一欇字,盖本《尔雅·释木》     

“民族文化素质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一）关于民族文化素质的含义涉及到以下四个问题（1）对“民族文化素质”研究对象的认识。研究“民族文化素质”，它的对象应是研究“民族群体的文化素质”呢，还是研究民族文化的“自身素质”？学者们对此有不同认识。有的指出，两者是不相同的，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承载着“民族”文化的“民族群体”，后者突出的是依附在“民族群体”身上的“民族文化”；前者主要通过教育、文化事业的普及、发展和社会风气的改良，即从认知水平上去提高，后者则主要依靠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方面的合理优化，人文精神的建构方可解决。由于双…     

《文心雕龙》《诗》论中的两种诗学范式

《文心雕龙》《诗》论中蕴涵着两类诗学形态 :象征型诗学范式与直感型诗学范式。前者以先秦用《诗》和汉儒注《诗》中的“兴”论为理论资源 ;后者以新起的“感物”诗和“感物”说为言说语境 ,并吸收了直感型“兴”论的审美经验。从诗学范式切入 ,有助于全面认识《文心雕龙》《诗》论的内涵 ,并超越“政教”与“抒情”的新旧之争 ,充分估量两种诗学范式价值的自足性和普遍性 ,拓展“龙学”的研究视角。     

中国古典神话悲剧述略

神话悲剧即神话中悲剧性较强的部分内容,其主要作用在于用教训等方式教育人民,歌颂英雄,增强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中国古典神话悲剧产生近于神话学家们所讲的唯美神话中的“历史”部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美学把悲剧的性质归结为神的力量与人的意愿发生的矛盾冲突,自然界不可克服的困难,人性格本身的内在冲突的结果,即命运说或罪恶说,或两种说法的结合。中国古典神话悲剧也具备这些特点。我们从中国古典神话悲剧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上,为方便起见,把它分为四类,即理想悲剧、爱情悲剧、     

从明七子派看《沧浪诗话》

本文以明七子派对《沧浪诗话》相关命题的论述为材料 ,以七子派为视角 ,认为严羽的“妙悟”说指的是对诗法的透彻掌握和灵活应用 ;其“兴趣”说指的是作品以作者的审美情趣为对象 ,以因物作喻为表现手法而形成的一种审美特征     

谈工厂史编写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是笔者在史学会上海分会某一次座談会上的发言稿,现經整理,并稍加增删,以就教于厂史的写作者。工厂史的两种形式当前的工厂史,大体有文、史之別。前者用文艺形式写成,后者用史学体裁写成。前者在叙事的生动性方面比后者好,但后者更便于系統地記述史实。現在客观上既存在这两种形式,就应該讓它們共存共荣,不必去强求一致。事实上也无法一致。对史学工作者說来,自然以写史学体裁为宜。在当前大搞群众創作和提倡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的情况下,文艺形式的厂史将日見增多。应該說,这对史学工作者是大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