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机会主义与非效率投资

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占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但控股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还较少受到关注。通过建立模型,分析了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中小股东与债权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无负债情况下,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企业过早及高风险的投资;在负债融资的情况下,由于收益函数性质的差别,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资产替代发生的根源。此外,为了获得控制权私利,控股股东大化自身价值的行为使得企业投资更早,投资的风险性更大,损害了中小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     

股权集中,投资决策与代理成本

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我们分析了集中股权结构下,股东异质性所导致的控股股东代理冲突对企业投资决策和负债融资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集中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价值最大化动机会导致过度投资的产生,并显著提高负债融资的代理成本,即控股股东的价值侵占行为不仅影响到大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而且会加重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会产生公司治理的正向激励效应,持股比例的增加会降低过度投资程度、增加企业价值和降低负债融资代理成本。而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则会产生公司治理的负向侵占效应,分离程度的增加会导致更严重的过度投资、更低的企业价值和更高的负债融资代理成本。     

负债代理冲突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实物期权分析

本文利用实物期权方法研究了负债代理冲突下的企业投资决策问题.与现有的研究文献不同,本文不仅考虑了无破产代理下的股东投资目标异化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机理,而且分析了破产代理冲突所导致的企业投资决策扭曲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负债企业股东通常存在过度投资现象,这种过度投资一方面来自投资目标异化影响下的股东对税收利益的过度追逐,另一方面来自策略性违约破产对股东投资风险的庇护作用.在较低负债水平下,前者是企业投资决策扭曲的主导机制;在较高负债水平下,后者的影响则更为显著.并且,高风险项目更容易产生投资目标异化下的投资扭曲,而破产代理下的高成长项目的投资扭曲则会更加严重.     

企业负债融资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分析

负债是企业投资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作为融资工具的一种,对企业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和约束作用,负债融资在投资过程中具有信号传递功能。负债融资的成本、规模、期限和方式影响企业投资的效率和投资方式的选择。     

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综述——基于委托代理的视角

基于现代委托代理理论,西方学者研究指出,在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之间代理冲突的条件下,内部现金流(或者说企业净财富)、资本结构等融资因素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并最终导致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西方学者的观点对研究转轨经济中的中国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决策：破产风险视角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破产风险视角下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在整体上负债融资会通过对破产风险的正向影响负向地作用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反过来.投资支出会负向地影响企业的破产风险,从而有利于负债融资的增加.在代理冲突下这种互动关系会产生异化:在低成长情形下,破产风险一方面会导致控股企业过度投资,另一方面会对非控股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治理效应;由于低成长企业股东或经理过度投资问题,投资不会降低企业破产风险;在高成长情形下,破产风险会导致绝对控股企业投资不足;高成长情形下,只有相对控股企业的投资具有显著的风险抑制效应.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企业投资研究综述

在简要评述新古典框架下的企业投资理论及其局限性基础上,从股东与管理者、股东与债权人和自由现金流三个代理冲突方面,对传统委托代理下的企业投资理论基础、作用机制和经验结论进行了评述和阐释.进而沿着公司治理研究的发展动态,对大小股东代理冲突和大股东私有利益驱动下的企业投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最后立足于我国上市公司特定的治理结构,提出了进一步探索与规范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方向.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9年的实际数据,就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股权性质与公司规模特征的企业中,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发的投资行为扭曲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受到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的作用,这两种影响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状态;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都拥有较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表现在投资决策行为上却各不相同,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呈现出过度投资,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表现出投资不足;相对大规模公司而言,小规模公司可能呈现出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呈现出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大规模公司则更可能表现出过度投资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基于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的企业投融资决策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以实物期权方法为工具,从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视角分析了企业投融资决策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企业最优投融资决策会因为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而产生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在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下,股东会倾向于追逐更多的税收利益而产生过度投资的问题,并因此产生更高的负债融资成本,最终导致企业融资决策的非效率。然而,负债代理冲突下的过度投资会因资本折旧的税盾替代效应而有所缓和,并因此降低企业因过度投资产生的融资决策非效率。     

代理冲突下企业多元化投资行为的实物期权分析

利用实物期权的方法,本文分别建立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以及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时的负债企业多元化投资模型.通过两种决策目标下多元化投资政策的比较,分析了负债代理下股东存在的投资决策非最优化问题.结果发现,若负债企业在投资前后都不存在债务风险,股东的投资决策将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原则;若投资能使债务由无风险变为有风险,企业将过度投资;若投资前后都存在风险,企业将投资不足.     

股东冲突对技术创新投资选择的影响分析

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得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产生控股股东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冲突,冲突关系进而会影响企业创新技术的选择与创新技术投资的效率.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投资过程中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关系,构造实物期权模型分析控股股东代理(控股股东的存在)对企业创新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只有当企业投资的项目现金流达到一定值的时候,存在控股股东的企业才会选择不确定性的创新技术投资,此前都会选择确定性的技术投资.     

融资约束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本文构建了纳入融资约束的实体企业投资组合选择模型,以刻画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的金融和实业两类资产的投资组合选择决策． 理论模型表明,实业投资的相对风险大小、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以及固定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均会影响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占比,前两者表现为正向推动,后者表现为负向抑制,并且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的正向影响大于固定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的负向影响． 本文使用1998年～2009年中国非上市实体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模型相一致． 本文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都表明,金融资产收益率的上升比固定资产收益率的下降更能够推动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     

终极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4～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特征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债融资扩大了终极控制股东可控制的资源,便利了其攫取行为,且不会导致控制权的稀释,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较高的现金流权能够有效制约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对其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国有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相对较弱,其两权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正向影响也相对较小。     

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模拟研究

国外文献表明,当经理与股东利益一致时,为追求股权价值最大化,企业很可能放弃现金流稳定且净现值为正的项目,而接受现金流波动较大但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从而产生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的问题,损害债权人及企业整体利益.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法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在股权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下,典型企业会放弃现金流固定的无风险项目,但随着项目风险的增加,企业放弃的项目越来越少,当项目风险足够大时,企业甚至会接受一些净现值为负的项目.此外,资产负债率、企业所得税率等因素都会影响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引起的投资行为.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大、小股东委托代理冲突问题反映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上就是,大股东为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而产生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将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探讨了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不同控制权配置方式及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基于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存在于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中;绝对控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会随着控制性大股东的所有权比例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特征;多个大股东相互监督或合谋都会同时缓解过度投资,以及加强投资不足,且合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合谋成本的大小。     

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的我国企业负债融资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对微观企业融资行为所产生的显著影响。鉴于我国金融机构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存在的信贷歧视,本文剔除了产权性质的影响,把国有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2003-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首先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有企业负债融资行为的影响,证明了财政政策的扩张和货币政策的紧缩都能促进国有企业负债融资的增加。然后进一步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因素和股权结构的内部因素对负债融资与企业业绩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下,负债融资与国有企业绩效正相关;紧缩性货币政策下,负债融资与国有企业绩效负相关;股权结构分散程度的增加,有利于促进负债融资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正效应。     

四方控制权制衡、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行为

目前关于过度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债务融资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上,关于公司控制权制衡与过度投资行为关系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本文通过对自由现金流量和过度投资行为的进一步分析,从控制权制衡角度出发,构建以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债权人四方为主的过度投资行为制衡模型,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制衡、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     

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融资战略

传统的财务理论仅从负债融资带来的节税收益和产生的财务困境成本的角度去考虑企业的融资战略,忽略了融资战略对本企业及其竞争对手产品市场竞争行为的影响。负债融资比例过高不仅会削弱本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能力,而且还会引起竞争对手在产品市场上采取掠夺性的竞争行为,进而又影响到本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和市场份额。基于上述考虑,企业在制定其融资战略时应该适当降低其负债融资比例。     

次大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次大股东的视角研究了次大股东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绝对控股股权结构下,次大股东不能对控股股东的投资行为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当次大股东为机构投资者时,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将负债分为高低2组,在高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低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能促进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此,我国上市公司的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其治理作用未能发挥。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 2000—2008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 而当多个大 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