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新时期工业化、民主化及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速,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样面临着抗争政治危机。针对抗争政治危机,近代西方国家采取了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治理策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则采取了阶级斗争与阶级动员治理策略。纵观新时期抗争政治危机的特殊内容及表现形式,文章提出应该理性借鉴西方国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抗争政治治理策略,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从概念内涵、历史生成和发展走向来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些区别和联系是它们在各自轨道上既运行不悖又相互依托、相互作用的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制度保障和能力保障,二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体制机制促进二者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道德问题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道德信仰危机严重削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社会公德匮乏损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知行脱节妨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效果,所有这些均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道德问题的突出表现。究其生成逻辑,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是道德领域问题突出的根本原因;民主法治不健全是道德领域问题突出的主要原因;社会制度安排不公正是道德领域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不良社会思潮冲击是道德领域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因而,要真正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道德问题,就要认识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加强道德问题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路径;健全民主法治建设是加强道德问题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优化社会制度安排是加强道德问题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弘扬先进道德文化是加强道德问题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直接路径。只有综合施治,才能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早日实现。     

民法典编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此次民法典编纂,需要回应"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奉行的立法准则就是对既有的民事法律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予以坚持、不合时宜的予以删除、需要调整的予以修改、存在缺漏的予以补充。编纂民法典的过程就是一个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形象构建

如何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按照现代政府的标准推进政府形象建设,这已成为现代性条件下政府建设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政府形象的构建关乎国家治理的效率与效果,政府形象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新定位,政府形象助推政府自身建设的转型。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参照,我国的政府形象建设还存在政府形象亲和度不够,政府形象的传播力不足,政府信息公开与透明度亟待提升等问题。这就需要培养和强化政府形象意识,将政府形象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加强政府决策的形象管理,为政府的"面子"做好"里子";运用多重载体加强政府形象的传播;按照现代政府要求着力攻克政府形象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把政府形象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战略。1     

语文现代化的国家语言治理视角

语文现代化作为人类实践的组成部分,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时代性和连续性。语文现代化与国家语言治理密切相关,既是国家语言治理的一部分,又是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还是国家语言治理的目标。130年语文现代化成败并存,这为新时代的国家语言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国的国家语言治理要注重治理主体的科学构成与良性互动,要坚持国家在场观,要秉承国家语言治理的基础观、全球观和大服务观。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解决中国各方面难题的长效之策,而有效的政党治理又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政党治理的视角透视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理论层面上有助于明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推动自身的发展变革、如何管好党、如何执好政、如何推动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从现实层面看,发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以及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可以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动力。明确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实践的内在联系,对推动和把握二者的互动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有裨益。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的系列挑战,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价值路径、制度路径和实践路径来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完善政党治理的过程中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探析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相继提出了"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二者的提出有着其内在逻辑和时代意义。现代国家治理中,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最根本的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相辅相成、互为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法制化,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正确认识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具有指导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前中国各方面难题和问题的长效之策,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工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依托,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把握治理视域的全面性、治理品质的时代性、治理制度的成熟性、治理结构的协调稳定性、治理方式的规范性、治理体系的开放性等特征,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新治理理念,丰富治理目标,明确战略要点,创新治理方法,协调多元共治,妥善处理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推动公共事务管理由管制向国家治理不断转变。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研究热点。学者们从行政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角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涵义、特征要素、内在机理、现实困境、实践路径等领域不断进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回应了“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怎样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术关切。当前,应进一步思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问题、国家治理各领域联动改革的问题、拓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广度和深度的问题,为实现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理论支撑。     

论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

国家治理问题是政治学一个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命题。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对国家治理作了充分系统的阐述,形成了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运用,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内生力量,同时又注重吸收人类先进文明。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运用现代化思维、高扬现代化精神、发展现代化理论、创新现代化方式。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对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提升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引。     

社会资本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回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来临而引发的公共管理危机,治理理念及其衍生出来的应对方案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传播和接受。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与风险,只有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立起国家与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才能应对挑战。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合作机制由此进入了国家治理的研究视域。在我国,建设社会资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两个维度同时进行:制度建设与公共精神培育,二者相互作用,有助于在全社会产生自愿合作的稳定均衡。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政府绩效管理的定位重塑与功能解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个重要概念的提出,对于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政府管理改革实践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背景,探讨了其对于政府绩效管理概念的影响,厘清了其理论内涵与外延,并从公共价值生成与表达的角度探索政府绩效管理概念的重构及其实现路径,从而对政府绩效管理的定位与功能进行适应性界定,在此基础上对该背景下新型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要素与核心功能进行了比较,提出未来的理论研究趋向。     

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学说视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为主、阶级性为辅。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性本质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的理论基础,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和价值表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着完整的理论逻辑,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性本质学说之上,遵循国家向社会复归的运行轨迹,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化、政治发展民主化、社会发展和谐化的价值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问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表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动力来自于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是要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和完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维解读与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进行多维解读和推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对历史传统和世界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不断推进治理改革,实现制度现代化;始终推进治理民主,实现参与多元化;坚持推进治理覆盖,实现治理普及化;致力推进治理创新,实现治理实践的本土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政法调适

从国家治理变迁与行政法规范范式演变来观察,国家治理需求是行政法规范体系发展的社会基础,而行政法构建的规范体系则是基于对国家治理需求的规范回应,即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中,通过社会协同运用正式的、非正式的手段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涵盖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两个基本面向,是行政法的回应基础与规范范式选择的理据与表现。然而,行政法对国家治理需求的回应与构建主要需要依托理性的行政法治理结构、先进的行政法治理理念、现代的行政法治理制度、有效的行政法治理手段。在行政法的调适原则与实践指引行政法建构的核心目标上打造合作、协调、互信的和谐官民关系。行政法建构的制度实践上应遵循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以及守成、吸收和创新三统一原则。为提升调适效能,行政法应被明确界定为授权法,并以行政任务的完成为目标进行理念改造与制度重塑,推进行政法从以司法为中心到以行政过程为中心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