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下区域经济碳脱钩效应研究——基于脱钩理论的面板数据分析

采用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市数字经济的面板数据，利用脱钩模型测度区域经济碳脱钩水平，并通过面板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碳脱钩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整体经济碳脱钩水平不断上升，东北地区存在较大碳脱钩阻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南沿海向西部和北部地区逐级递减；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碳脱钩，能源结构优化是数据经济促进经济碳脱钩的重要机制。未来国家应更加重视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东北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考虑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人才、产业数字化水平较低的特点，应适当引导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向西部、东北地区流动，发挥数字技术的后发优势，防止数字技术在区域上的脱节；鉴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改善能源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碳脱钩，还需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和能源革命的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动能，对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选取2010-2021年全国1749个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数字经济及其子维度均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间接促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数字经济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符合“梅特卡夫法则”,即存在非线性影响特征。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四高型”县域、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区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存在提升作用。对此，应打造农村数字经济新高地、加快探索差异化发展道路、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释放数字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红利，助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研究

"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是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构建适合我国现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对实施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论文将研究尺度聚焦长江经济带,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高,在全国范围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从分类指标看,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在全国范围发展水平较高,而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有待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223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抓手。利用2016—2020年中国22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减排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能源环境效率和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等渠道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加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在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进程中存在双重门槛,只有在数字经济发展超过特定门槛值时,碳减排效应才会显著,且其效应呈现出递减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降低非中心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但对降低中心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政府应积极抓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发展机遇,夯实数字经济基础底座,实现城市碳减排。     

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机理及其效应研究——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双碳”背景下,学者愈发关注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效用。本文采用201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构建调节效应模型以探究我国数字经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机理及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交互项为负,证明提高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有助于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以表示农业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是否大于1为标准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区位熵大于1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厘清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理,可为我国农业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路径参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省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的时空影响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在推动节能减排方面具有强大的动力，是引领清洁低碳发展的新路径。基于此，利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碳排放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度及化石能源消费量等数据，通过STIRPAT模型，综合考虑横向空间维度及纵向时间维度，就中国省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碳排放量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正相关的特点。（2）总体而言，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分区域而言，西部地区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中占主导作用。（3）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碳排放量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以及化石能源消费则显著增加碳排放量。提出促进区域化利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弃风弃电问题以及寻求供求平衡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0—2019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首先从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三个维度构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然后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看,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推动作用,且随着高质量发展分位点位置的上升,推动作用逐渐增强;分样本看,相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高收入国家更显著,当然,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中等收入国家可通过数字经济发展来推动高质量赶超;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创新绩效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以2009—2019年80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年份—区位”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沿线数字经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民营企业、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和数字经济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对“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或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正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此，应支持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开展商业合作，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生态。     

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2011-2018年中国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分维度指数,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法分别考察了其分布动态与地区差异状况,之后利用构建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和MLE估计法实证考察了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成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发展均主要呈现单极化现象,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则存在微弱多极分化现象,不同区域具有一定异质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各维度发展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下降态势,其中,造成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都是区域间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均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另外,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人口密度、传统金融规模、城镇化率、经济增长目标和创新水平等一系列考察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的影响各有不同,同时因地区不同,其影响效应也具有明显差异性。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深入考察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变动趋势对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从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三个维度构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熵值—优劣解距离”法对全球整体以及122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使用“五级分类—非劣解交集法”、核密度法、达格姆基尼系数法等方法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样本考察期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不同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显著，表现出一定的阶梯化特征；全球数字经济大致呈现南北差异的分布特征，且区域间差异是构成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此外，全球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仍需进一步强化。     

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

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化经济环境、数字化基础设施、农业数字化转型、生活数字化提升四个维度选取22个变量,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法和Moran′sI指数测度中国31个省份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其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但呈上升态势,空间上呈现“东高、中次、西低”的分布格局,但西部地区“追赶效应”显著;区域相对差异持续缩小,但绝对差异呈扩大态势,全国及东部地区出现了“极化现象”,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根源;区域间呈现鲜明且稳定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省份主要落在“高—高”集聚区,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大部分省份落在“低—低”集聚区。     

城市收缩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城市收缩是一个嵌入全球化而根植于本土化的结果，现已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此，对现有城市收缩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对中国城市收缩的现状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探究了城市收缩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区位分布来看，中国城市收缩的严重程度排序依次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城市收缩会通过压缩城市消费需求和阻碍城市数字企业发展进而抑制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城市市场化水平和收缩城市距中心城市距离均会对城市收缩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产生影响；城市收缩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对非东北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抑制作用较强。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我国收缩城市的治理应坚持“顺收缩举措”为主、“逆收缩举措”为辅，二者兼用的思路，以此防范化解城市收缩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提升中国区域创新效率

[提要]基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水平以及数字化人才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国省际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计算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然后借助中国大陆31省（市、区）2003-2019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创新效率得以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提升了中国的创新效率,成为新时期提升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新动能。这一核心结论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直接提升创新效率,还会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作用间接提升创新效率。因此,应当全面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创新活力,实现数字经济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双赢。     

以数字中国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中国是涵盖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生态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发展战略。实施国家数字中国战略,有助于通过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来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切实赋能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并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作用机理上,数字中国建设能够强化创新驱动、协调区域发展、保障绿色发展、促进开放发展、推动共享发展。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建设数据要素市场、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以及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     

绿色信贷与区域碳排放——兼论城镇化、信息化的调节作用

实现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已列入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厘清绿色信贷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以及城镇化和信息化在此机制中起到的作用,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基于2003—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绿色信贷对碳排放的影响,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作用渠道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绿色信贷的投放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且该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能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能够增强绿色信贷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相比于能源大省,非能源大省的绿色信贷抑制碳排放的作用更显著;绿色信贷可以通过降低能源强度的途径抑制碳排放,暂时不能通过优化能源结构的途径来抑制碳排放;城镇化水平在绿色信贷抑制碳排放机制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信息化水平在绿色信贷抑制碳排放机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持续加大绿色信贷支持力度、坚持重点区域先行先试、大力发展洁煤技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的建议。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及实证研究

研究低碳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中国1978年至2011年统计数据,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对中国低碳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中国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的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能源消费结构和国际贸易分工,而产业结构对其影响并不显著。对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的有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国际贸易分工,其中经济持续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大正向影响因素,且其贡献率也最大;能源强度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中国省际能源效率指数（2010—2018）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努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关键和开局时期,持续强化能耗强度控制具有重大意义。面向农业、工业、建筑、运输、服务这五个部门,构建可以评估省级行政区综合能源经济效率水平并能在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比较的能效指数,以分析各省级行政区能源效率的现状及改进空间。评估结果显示:2010—2018年中国的省际能效指数平均提升了约10%,但八大综合经济区的能源效率指数水平极不均衡,大部分省份的能源消费量和能效指数均呈现同步增加的趋势。同时,通过对各省级行政区五个部门的能源消费量和能源效率指数进行二元分析,识别出了各部门的重点节能地区。     

中国省际能源尾效：测度、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探究能源尾效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与其空间效应,识别能源尾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可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测算中国省际1997—2016年各期能源尾效,分析其空间格局和集群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全国及七大区域的尾效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各省份普遍存在着能源尾效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且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高（低）尾效与高（低）尾效省份之间呈现出相互聚集的特征;（2）全国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价格和开放水平对尾效增长具有正向贡献,而产业结构、科技投入水平、城市化水平和能源结构具有负向贡献;（3）区域实证结果表明,能源价格对尾效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其余变量则在不同空间区域显示出不同的作用效果。     

绿色信贷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兼论能源消费视角下的中介效应

基于2008—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改进熵值法测算各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检验绿色信贷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从能源消费视角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区域间差异较大且综合水平不高;从总体上看,绿色信贷促进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信贷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传统金融供给水平较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绿色信贷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绿色信贷可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消费效率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