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玉钺群的交叉学科探索——基于灵宝西坡与咸阳尹家村玉钺群的对比分析

国内新文科研究团队——文学人类学派，主动交叉文化人类学，并努力结合考古学和艺术史，大力实践学科交叉研究。文章以百年来中原仰韶文化新发现的两处墨绿色蛇纹石玉钺群组为例，揭示距今五千年以上的中原文化用玉传统的起源情况，具体落实在河南灵宝西坡墓地和陕西咸阳尹家村遗址的共计27件玄玉玉钺的对比分析上。文章论证了中原文明起源期的第一线玉礼器曙光，是怎样在上五千年文化的尾段揭开史前社会高等级奢侈品生产的序幕，并确立玉钺为前青铜时代神圣符号物的至高地位，为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催生“玄黄二元色”的宇宙编码模型和早期中国叙事体系模型，奠定信仰观念的基础。     

顾颉刚与闻一多神话研究比较

顾颉刚为研究古史而进入神话研究领域,并得出“古史即神话”的结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及“历史演进法”,为系统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开辟了道路。闻一多自觉地把神话研究与诗学理论结合起来,开拓了神话学的诗学研究天地,他采用人类学“三重证据法”,解开了古诗阅读中的神话之谜。     

世界村的新来客——“走向人类、回归文学”的文学人类学

“文学人类学”是比较文学新兴的分支。它试图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处理文学材料，而文学材料又可能反过来充实并革新那古老的人类学。人类学研究的是整个人类及其文化，那么“文学人类学”就必定是跨民族、跨语种、跨文化，因而注定是“比较的科学”。“文学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崛起是近几年的事（可以参看方克强和叶舒宪等的有关论著），但是它的“运用’句有七十年左右的历史。郑振择、闻一多、陈梦家以诗人研究中国的民俗、神话，取得骄人的成绩，实际上就是“文学人类学”。这里还不说茅盾、鲁迅、郭沫若等的零星工作。中国文学人类学…     

“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核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徐新建教授访谈

从2010年6月第五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年会的举办,尤其是2011年2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开题以来,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开始走向从“破学科”的边缘批判走向创建新兴交叉学科理论模式的新阶段.其中,“表述问题”成为了反思以文字为中心之“文学”观的理论起点和回归人类多元表述,尤其是如何“表述中国”的新契机.对此,学者们纷纷从案例、学理和方法等层面展开对话.本文围绕表述问题进行,也是这些对话的呈现之一.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从“文学人类学”到“旅游人类学”——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访谈

彭兆荣教授结合自己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生活经历,回顾了由外国文学到古希腊文化酒神精神与文学仪式的研究转向,这种转向主要缘于西方知识考古学思潮的影响,尝试通过西方文化的知识考古以探究文学中所谓诗学的源头.访谈还涉及以下重要论题:首先,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语境下比较文学与文学人类学的特定关联;其次,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交叉视角对于当下文学批评的现实意义;再次,如何认识民族志的“真实性”,如何重估“大传统”与“小传统”;最后,彭教授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从民族仪式、家园意识与民族认同角度评价了旅游人类学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涉及的国家政治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间的关联,并大力倡导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     

从“复调”看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创新

从音乐学到文学再到人类学民族志的发展，复调在多个领域具有不同的内涵。将“复调”延伸至当代中国人类学的书写，从学术作品、写作者视野和中国社会图景三个角度解读复调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出复调糅合了多个领域的关键特点，暗示了一种鼓励多元、自由、内在独立、外在联结并不断反思的话语倾向。以复调的眼光看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民族志的书写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机会，且它将从另一个角度启迪我们更加深入地对“中国”这一概念的理解。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杨义先生访谈

问:杨义先生你好,读了你的大作《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3年) ,很受启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你是什么时候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构想的?中国的文学研究已有很长时间,你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一构想?杨义(以下称杨)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构想或理念的提出,大致有三个方面的依据:一是我多年来从事文学研究,不断进行探索、思考的结果。我从事文学研究2 0多年,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到中国古代文学,从叙事学到诗学,又到图志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把这么大的学术系统整合起来,就需要一个整体的…     

谈文学研究的“纵”和“横”

不少文学研究工作者讲“要创新”、“要开创新局面”、“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当然是对的,应该如此的。问题是如何创新、如何开创新局面、如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我认为,除了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提高文学研究工作者的素养外,还得解决文学研究的“纵”“横”问题。文学研究的“纵”,就是要把你研究的问题放在纵向的历史长河中来加以考查和把握,认识它在其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以崭新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论述这个问题,提出新颖的、独到的见解,使人读了你的论文后,有耳目一新、大彻大悟之感。为此,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你所研究的问题的范围内。1985年12月10日,我们和一位外国的中国文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文学是人学”的提法科学吗?

1928年,高尔基首创了“人学”一词。“文学是人学”一语则是苏联人的研究著作中的提法,我国人转引时,误把它作为高尔基的原话。于是,“文学是人学”也就被视为一种“经典”了。“人学”作为“文学”的定义是否科学呢?我国学术界至今仍存在着分歧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作为定义,“文学是人学”是欠科学的。因为,研究人的学问学科繁多,不但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人,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如医学、生理卫生学、人类学以及人种志学,还有心理学、精神病学等也都是研究人的。文学不属于任何科学,只是文艺的一部分。高尔基从首创“人学”     

史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

如何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证明古书、古史的真伪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顾颉刚难题”到“汉代改造说”、“古代文献不断重写”,层累理论不断发展,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当今思考

稍微接触中国史学的人都知道,多少年来,在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一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所谓“古史分期”,是指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在什么地方断限的问题。古史分期的讨论,尽管意见纷呈,各持一词,互不相让,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论者们在讨论问题时,都承认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奴隶社会,其前提是相同的。其所争者,惟“分期”而已。 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郭沫若先生首先揭幕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在那里,他开展了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1930年作者将其研究成果编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此书试图论证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一样,都经历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历史于五种社会生产方式并不悖违。具体的历史划分是:殷代是原始氏族社会末期,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西周是奴隶社会,周室东迁进入封建时代。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文学民族性身份的现代人类学还原

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中国现当代美学—文艺学的一个“焦虑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实际上被“个别化”、“边缘化”、“表面化”了的课题。现代人类学将为该问题研究的理论突破和创新提供一种可能。现代人类学立场的核心是肯定人类文化的相对性和差异性,将人的抽象、普遍、同一的本质还原为具体、特殊、多样的存在,最终突出人性的“民族化”身份和特征。立足现代人类学立场,“还原”文学的民族“身份”(特性),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应否“去蔽”、“还原”的问题,以此反思我们以往的学术研究现状,重构真正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文艺学。     

洪业与中国的“引得”之学

洪业（1893年一1980年），号偎莲，福建候宜人，早年留学美国，获神学与文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研究西洋史和神学。1923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历史教授，研治中国史，先后发表中英文论著近百种。当顾颌刚等人掀起“古史群”高潮之后，洪业积极投入整理国故运动，致力文献古籍的整理，亲自主持编制出大量经史子集名著引得严不仅嘉惠学林，而且为我国传统的文献学开创了新局面。由于他“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因而被学术界赞为是“代表了史学现代化的第一步”。o鼓就其引得工作略述如下。我国的引得之学，至迟可以上溯…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

关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陈辽（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南京２１００２４）最近，一些学者给“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定性。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关系到莘莘学子和后代文学爱好者如何正确认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也正因此，就必须对“２０世纪中...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制造“美人图”——汤姆斯译《百美新咏》考论

翻译以“信”为第一义，然而在实际翻译中，译者常根据译入语的时代需求、文化背景、审美习惯等，对原文进行一定的改编和处理。19世纪早期，英国汉学家汤姆斯译颜希源《百美新咏》，选取其中31位女子的传记，并对文本进行较大改编，重构了一组具有汤氏审美旨趣的东方“美人图”：人物选取由重美貌与德行转向重才学与智慧；文本重编时，以女性为媒介向西方介绍中国诗歌。汤氏对中国诗歌的关注集中于平仄、四声、押韵和对仗等面向，较早表达“中国无史诗”的观念，由此在中西诗歌比较视阈中建构起汉学世界的中国诗歌史认识，推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知识演进中的经典化进程。     

马克思“晚年笔记”研究中的两个理论误区

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研究的“热度”现在已经慢慢地平息了下来，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才是从一定的理论高度思考这场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理论问题的时候。本文力图通过对二个问题的阐述来说明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讨论中曾经出现过的并且到目前为止还尚未被学术界广泛重视的二个理论误区。一、对“晚年笔记”的单线度定性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命名与实质问题的争论是这场讨论中较早冒出来的一个问题，国内学者在这点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认为应当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性质，并把它命名为“人类学笔记”；2．主张从东方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