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基层选举中的政治传播——以江苏省首次普选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普选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主建政之举。在其政治传播过程中,组织传播保证了选举信息的畅通,会议传播加速了选举信息的扩散,媒介传播契合选举目标,口号传播濡化了民众的政治心理。为了彰显政权的人民性,党和政府始终以树立人民当家的思想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传播的价值取向,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论政治传播的公共性

"公共性"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范畴。政治传播是政治信息在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公共性由于其政治品性与政治传播关联。政治传播作为由政治体系、传播媒介与公共舆论三个要素互动所构成的有机过程,其公共性体现在过程、内容和效果三个层面。政治传播过程的公共性是指政治传播是依据公共舆论调整政治活动、谋求公众支持的过程。政治传播内容的公共性强调政治信息在政务公开、政府新闻发布、政府危机管理、政府公共关系等政治活动中的公开传播。政治传播效果的公共性强调民意调查等专业技术能力的提升。新时期,中国政治传播面临转型,急需政治传播的新观念、新话语体系、新运作模式。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及制度概说

中国的传播思想源远流长,属于政治传播及控制范畴的观念、主张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信息监控、信息调控及信息规范控制三大政治传播手段来看,古人提出的一些信息控制思想、主张并不逊于现代传播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具有阴阳组合特质的话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是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纲纽性认识。另外,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与西方学者的"传播制度类型"观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先秦法家行政管理思想的组织传播学分析

先秦法家往往视社会为政治组织,将信息控制的思想应用于社会,其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色彩.从现代组织传播学角度来看,先秦法家的组织传播思想与西方古典管理学派对组织传播的认识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论建国初农村政治传播的组织形式

建国后,党在农村的政治传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维护农村的政治稳定和政治整合,发动农民的政治参与,以及保证党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党如何取得这种传播效果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组织外传播,即对意识形态宣     

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

由于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受到政治组织控制,中国的政治传播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科层的层级与链条过长,也使信息传播中的失真较为严重.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传播呈现出扁平化和非线性的特点.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互联网的最大功能在于打破了政治传播的科层制,使得层级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去科层化"的互联网重构了政治科层体系中的信息沟通,减少了传播的层级,提高了系统内的透明度,为政治决策提供了较为真实的信息环境.去科层化的互联网也重构了政治体系内的权力关系,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民意间的博弈格局发生一定变化.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互联网对民主化的推动是通过"去科层化"的机制发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中的信息污染及其治理

信息污染客观地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中,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危害也是巨大的。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过程看,信息污染产生于思想信息的生成、传输和接受等各个环节中。要有效地治理信息污染,在宏观层面,应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信息环境;在微观层面,应优化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结构要素。     

论信息传播是中国古代监察活动的重要特征

"传播"这一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传播"更符合传播学中"communication"的本意,只有如此,将古代监察纳入传播学视角进行考察才有了依据。"监察"概念的字面意义可以说明其信息传播内涵;从起源上看,监察是最高统治者亲自观察、巡视的替代;从功能角度说,监察官员与制度是为实现政治控制功能而设;而且古代监察的信息传播特征还可以用拉斯韦尔"5W"模式进行说明。中国古代的监察活动是以信息传播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政治监控活动。     

官僚科层制与秦汉帝国的政治传播

秦汉是中国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在这个以官僚科层制为核心的超稳定结构中,政治传播系统与官僚科层制相互耦合、嵌套,强化。庞大的官僚科层体系与复杂的委托——代理链条使秦汉政治传播中的信息歪曲与失真不可避免。由于没有独立和多元的信息收集机构,信息的扭曲、缺失或泛滥成为制约官僚科层制运作的瓶颈,帝国治理的悖论由此形成：官僚科层越严密或庞大,则信息扭曲的概率越高,信息越扭曲,则官僚科层越趋严密或庞大;由于信息失真的不可消灭,自上而下的传播效率越高,整体信息风险就越大。这正是官僚科层制本身的内蕴特征。通过对秦汉帝国的组织结构分析,我们看到的是官僚科层制与政治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     

组织传播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之现状与作用

组织传播是最能贴近某一范围内村民具体情况的,也是能取得直接成效的信息传播方式.问题在于,目前的组织传播大多浮于形式,走过场,基础信息公共设施没有人使用,信息没有在组织内部和组织外形成交流,没有发挥其该有的功能.组织传播中应注意组织内信息的公开和共享,上传下达的便利与通畅,简化结构,加强交流.     

新闻传播体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分析——1949—1956年中国的政治传播

新中国的新闻传播体制同政治制度之间是一种互动、互助的共生关系。1949—1956年间的新闻传播体制与政治制度的高度协同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形成以宣传员和报告员为骨干,层层沟通联系、覆盖全社会的国家宣传网。集体组织读报、广播大会等制度化的宣传方式将大众传播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特色鲜明的政治传播体制。     

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传播性因素及对策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一种特定的传播过程,构成这一传播过程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动态性的变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及其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传播过程应加强信息传播的有效性研究,采取恰当的对策,才能切实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实效性.     

论组织传播视域下提高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以海关系统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例

为扭转机关思想政治工作虚置化趋势，本文从组织传播视角入手，以海关系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例，尝试探索提高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路径。     

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可以引入传播学的视角,从而形成政治传播制度研究的新课题。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传播学中“传播”概念的内涵,才能拓宽传播研究的视野,确立“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研究框架才有理论依托。同时,也应界定“政治传播”与“政治传播制度”的概念。     

政治传播中微博动员的作用机理

微博是当今政治传播中适用于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其发生机理源于微博自身的传播特征在政治传播中的有机运用.微博动员的行动逻辑是:引导、组织与促成集体行动的发生,通过有效的社会动员唤起大众采取一致行动.微博动员的目标必须通过沟通达成,对话是沟通得以实现的手段.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度的消融与重构——以网络拟态环境为话语空间

从传播学视域出发,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看作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信息流动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以分为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两个部分。网络拟态环境作为拟态环境的时代性产物,是网络对各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其信息传播的广泛化、构建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主题的多变化、控制主体的大众化等特征分解和消融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的“中心性”、“主流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参与网络拟态环境的议程设置,加强对网络拟态环境的“把关”,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来重构其在网络拟态环境中的传播效度。     

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及模式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由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内容、媒介和反馈五个要素有机构成。根据这五个构成要素可将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概括成四个基本环节,即信息的选择、信息的传递、信息的接收以及信息的反馈。可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出发,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内部来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模式,即单向型过程模式、双向型过程模式、双向互动型过程模式,它们各有优点、互为补充。     

试论网络政治传播

网络技术走过几十年历程,终于进入全面普及阶段.如今,网络这一依托于先进的信息传输技术的媒介载体,不仅给政治传播搭建了一个新的传播空间,并且这一新兴的政治传播,已经对现有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网络政治传播使得公众与上层建筑中掌握权力的政治人物之间,有了响应与沟通的可能,也在公众间搭建了适当可行的沟通渠道,提高了各界人士参与各项政治活动的积极性.网络政治传播不仅是执政党关注的重点,也是与所有普通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诉求,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全面的、科学的界定与认识.此外,网络政治传播的发展前途未明,我们应该以理论为基础,总结经验教训,启发思维,与时俱进,才能把握其动向.     

中国政治传播体制与政府的多层合法性结构

由于政治传播使公众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大量的政治信息,从而对公众的政治心理产生作用,所以政治传播会对政府合法性水平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管制性政治传播体制下形成了"俯视型"舆论监督机制,这对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水平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而造成了不均衡的多层合法性结构.因此,研究如何完善政治传播体制和舆论监督机制,对地方政府形象的改善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至关重要.     

游移与追逐——政治语境下的古代散文传播研究

以政治为目的的组织传播和以情感为目的的人际传播对中国古代散文的生成繁荣起着主导性作用。总体看来,中国古代散文作品在传播目的上往往要事先设立一种非文学的、绝对理念式的终极规范,即政治理想,接着从文学的外围角度去影射它、阐释它,通过不断演绎的方式去扩大这个终极规范的论述有效范围,进而归纳或类比出更多的外延来验证这个最为本质的内涵。这种在政治理想"光源"及其文学审美"影子"之间的"游移",为中国古代文人提供了情感释放与实现理想的可能。古代散文研究者重视古代散文行文的修辞技巧、分类标准与高下等级的研究思路与历代研究者追逐的话语权力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