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60年代依存于美援的韩国经济——以美国援助对韩国经济的贡献为切入点

朝鲜战争后,韩国经济在美国援助下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美国援助对韩国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对战后经济重建的贡献,在技术转让和技术培训方面的贡献,文化制度方面的贡献及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定的安保环境。尽管美国对韩国的援助是出于谋求美国国内经济安定及遏制国际共产主义势力两种需要的考虑,但对韩国而言,美国的这种援助客观上对于韩国的战后经济复苏以及后来的经济振兴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即美国援助促进了韩国工业生产的快速恢复和发展。     

论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美国因素

韩国的经济起飞与发展呈现出对经济大国的“依存”特征.其中美国在政治、经济体制建立与维持,安全保障的提供,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资金、技术援助与市场开放等领域,对韩国产生了非常巨大影响,是韩国经济起飞与高速发展的最大外部动力.     

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援助(1945～1949)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对华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然而,美国的援助并未能挽救国民党政府的败局.通过对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制订、实施过程所进行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可以揭示出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失败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确定其外交政策的冷战思维的失败,这是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援助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     

试析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美国对外援助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迫于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压力,需要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下滑,国际收支平衡危机频仍,面对国内尤其是国会的反对,无法获得太多的援助拨款。针对这一状况,肯尼迪政府调整其对外援助政策:一方面将援助类型从以军事援助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援助为主,确立了经济援助,特别是发展援助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提出援助负担分担政策,要求西欧及日本等盟国分担援助负担。这些调整使得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开始走向制度化,并为以后美国政府以及国际援助体系的对外援助政策确立了基本框架和行动指南。     

社会政策转型:韩国李明博政府的挑战

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直接涉及公民福利权利的实施与发展。韩国的经济形势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迅速恶化,由此刺激了社会对国家福利的需求,使得韩国传统生产型社会政策理念面临挑战。构建超越传统生产主义的福利政策是李明博政府走出经济危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新援助格局下中国对非洲援助实践的改革路径：美国经验

随着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急速扩大,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新兴”援助提供者,对外援助政策制定与管理实施的规范化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新议题。美国长期以来是对非洲实施援助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援助政策的演变伴随着严格的法案与协定的更替,确保了援助宏观层面政策与制度的延续性。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千年挑战公司”是美国对非援助的核心机构,保障了微观层面援助项目实施过程与效果评估的科学性与透明性。中国在对非援助上具备自身的策略特点与条件优势,但在规范管理方面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在未来的对非援助中应逐步推动援助的制度化、科学化、透明化、多边合作化。     

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援助政策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制定对国民党政府援助政策,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最终援助失败。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援助政策的失败,是美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确定其外交政策的冷战思维的失败。     

战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历史考察

〕关于美国对外援助 ,学者在论述时 ,往往侧重于得出结论性的评价 ,如把美国的对外援助与人权外交结合起来 ,认为美国对外援助尤其是经济援助是推行人权外交的工具 ,体现了美国的霸权主义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美国提出对外经济援助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的经济、政治利益 ,它与人权外交的关系不大。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提出 ,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突破 ,自此美国人的视野更加开阔 ,对外援助政策是实现美国世界霸权的工具 ,无论何时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内经济的持续繁荣 ,国内政策的制定一直是美国政府的中心工作     

美国“半球”石油政策与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的石油援助

二战后期美国制定了“半球”石油政策,试图扩大中东石油生产、保护西半球石油资源.战后初期美国为复兴西欧实施的马歇尔计划,既推动了“半球”石油政策的落实,又在该政策的框架下对西欧提供了石油援助.二者相互结合,共同构成了战后美国构建新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重要努力.     

1945年英美财政贷款谈判及档案材料分析

文章主要利用已解密的原始档案——《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和《美国对外政策文件集》对1945年下半叶英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财政贷款谈判做以述评。二战结束后,美国突然停止了租借援助使得本已受战争摧残的英国经济步履维艰,财政濒临崩溃,不得不再次向美国求援,而美国则充分利用这次谈判之机迫使英国不断妥协、退让,最终英国几乎答应了美国的全部要求。至此,美国也基本实现了构建以其为主导的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夙愿。     

变相的雇佣军——韩国参与越战问题探析

韩国参与越战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1964年以后,应美国的要求,韩国5次向越南派兵。1966年至1973年间,在越南的韩军一直维持在近五万人的水平上。为此,美国以工资、津贴以及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形式向韩国支付了大笔"佣金"。这些额外的外汇收入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奇迹"的动力之一,而赴越韩军也因此成为美国变相的雇佣军。     

越南战争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

韩国基于韩美双边关系以及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前景等各方面因素,出兵越南。朝鲜支援北越则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以及为朝鲜半岛的统一营造有利环境。围绕着越南战争,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变化：一方面,越南战争使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一度剑拔弩张;另一方面,越南战争又促使东西方冷战得以缓解,进而间接地影响南北关系走向对话。     

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争局部化"政策的形成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干涉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即从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决定将军事千预的目标确定为使朝鲜半岛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后在军事胜利的影响下于9月底决定用武力统一朝鲜,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起三次战役后,美国政府内部经过反复讨论、权衡,终于下决心推行"战争局部化"的政策,并最终决定与中朝军队进行停战谈判.通过分析,揭示了从中国参战到1951年6月美国提出举行停战谈判这一时期的美国战争决策过程和影响美国决策的主要因素.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朝鲜政策初探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朝鲜的政策与杜鲁门政府相比 ,既有共性也有区别。就二者的共性而言 ,都是在“遏制战略”的框架内规划对朝鲜政策的 ;都坚持“在韩国主导下的统一”和加强韩国的实力地位。就二者的区别而言 ,杜鲁门政府的朝鲜政策从属于“遏制苏联集团”的战略目标 ,加强韩国实力地位的主要手段是提供军事援助 ;在亚洲军事战略部署中 ,日本占据核心地位。韩国的安全保障主要依靠美国的保护。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朝鲜的政策从属于“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 ,对韩国的援助既有军事援助也有经济援助 ,军事援助优先 ,经济援助为提高军事实力服务。美国不仅要保障韩国的安全 ,而且要推动韩国加入西太平洋地区集体防卫体系。韩国在美国的亚洲军事战略部署中的地位明显提高。这种转变 ,与同时期美国政府对日本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     

约翰逊政府在越南战争中的核选择:决策与禁忌(1964-1968)--基于对有关解密文档的解读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军事上逐步升级的过程,也是其核选择(指使用战术核武器)被美国军政高级官员日益严肃考虑并几度欲付诸实战的过程.依据有关解密文件及当事人回忆录,考察了越战时期约翰逊政府进行核决策的过程,认为致使约翰逊政府最终放弃核选择而宁愿承受很高人员伤亡的因素,除了冷战背景下美国对中国、苏联可能的核报复的忌惮,还有美国军政双方在使用核武器的决策过程中一直存有严重分歧;核禁忌观自朝鲜战争以来对美国政府的军事政策产生日益持久的政治和伦理制约;美国考虑到单方面有限使用核武器不仅缺乏足够的军事功效,其所带来的政治上和伦理上的灾难性后果可能远远大于越南战争失败所付出的军事政治代价.     

美韩联盟的转型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冷战时期,美国与韩国订立了联盟关系,两国曾是亲密无间的盟友.美国向韩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韩国坚决站在美国一边,为美国马首是瞻;冷战结束后,韩国经济腾飞、民族意识上升,加之美国的战略调整,韩国与美国距离拉大,分歧加深并公开化.美韩联盟关系由"主从型"向"伙伴型"转变.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美韩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在转型后将会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并以相对稳定的模式长期发展下去.     

战后1945-1952年美国对德政策的转变

战后美国军事当局依据JCS 1607号文件对德实行严厉的管制政策.随着冷战形势的变化,1947年7月美国军方发布JCS 1779号文件,开始复兴德国经济.1949年5月联邦德国在美国的策动下建国.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 82号文件,正式决定重新武装西德.1951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 115号文件,加快推动包括西德在内的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随着美国对德政策的转变,西德与西方国家建立起平等的盟国关系.正是借助于冷战兴起的背景,西德在战后迅速摆脱战败国受压制的地位,发展成为西方阵营中一个自立、自主、自强的国家.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解韩国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韩国外交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间的痛苦选择中,一方面,为韩民族的统一进程魂牵梦绕,另一方面又纠缠于朝鲜核问题和美韩冷战联盟,难以走出朝鲜半岛的冷战体制阴影。卢武铉总统2005年3月提出韩国要扮演“地区平衡者”的角色,是试图走出“理想—现实”外交困境的重大尝试,可惜遭到韩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舆论的打压,不得已在改弦易辙。因此,“地区平衡者”不是韩国外交的恰当定位,而怕是过于理想化了。本文从目前的韩美关系、韩中关系、韩日关系和南北关系各方面分析韩国外交的理想与现实矛盾,认为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韩国外交其实是韩国社会在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理想与现实两股力量角力的结果。     

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同步强化及其影响

冷战后,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从冷战结束之初同时弱化,发展为世纪之交"一强一弱"(美日同盟强、美韩同盟弱),而经过韩国李明博政府和日本鸠山内阁时期强弱态势的短暂逆转,自2010年中开始,两同盟出现冷战后的首次同步强化态势。地区冲突爆发是两同盟同步强化的直接诱因,美日韩三国安全政策趋向统一是决定性动力,日韩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两同盟同步强化,加剧了朝鲜半岛的战争危机、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紧张和军备竞赛危险。     

影响日朝关系正常化的美国因素

日本与朝鲜间关系的发展不仅是两国出于各自利益的主观意愿,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度和利益。朝鲜半岛重要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其在历史上成为各大国互相争夺的焦点,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工具。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重视朝鲜半岛在美国东北亚地区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美国以朝核问题为切入点,制造地区紧张气氛以维持和加强日韩对美国的军事、安全需要,同时将日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纳入自己的地区战略和掌控之中,以维持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遏制中国。可以说,日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度和利益,也因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