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危害及应对策略

“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传播具有信息杂糅化、叙事情感化、舆论去中心化等特征，其与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相耦合，影响传统历史叙事。历史虚无主义将“蒙太奇”手法运用于繁杂的信息处理、传播过程中，借助感性优先的情感化叙事裹挟网络群体情绪，从而拼凑、虚化历史，造成主流意识形态消解、文化认同解构以及动摇党执政地位的危害。应对“后真相”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唯物史观大众化；加强网络治理，培养媒介意见领袖；变革历史教育，增强群众辨识力。     

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化传播的批判和理性应对

历史虚无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极其深远的错误思潮之一，其借助碎片信息为依托，使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传播媒介和传播效果五个基本要素呈现以下特征：传播主体隐匿化，难以追溯；传播内容多样化，无奇不有；传播受众广泛化，无处不在；传播媒介多元化，花样百出；传播效果娱乐化，哗众取宠。历史虚无主义以碎片化信息为掩盖，干扰网络社会思潮治理，弱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扭曲大学生对主流价值的判断，影响核心价值观的树立；消解大学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破坏青年红色记忆。为全面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化传播对新时代大学生的危害，必须以清朗网络空间增强历史唯物主义引领力，以网络二次元叙事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以掌握网络图像化叙事话语权来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论媒介图像文本与受众互动关系的重构

从艺术图像文本到媒介图像文本转向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图像文本越来越具有“拟像化”的特征.媒介图像文本的不同特征,构成了与受众不同的传播互动关系;在“图像转向”时代,大众传媒构建了与受众互动关系的三重维度,即客观现实、媒介现实(拟态环境)、主观现实,媒介图像文本作为联结受众的介质,使这三种现实在受众视域中的融合成为可能,创造了具有虚拟化特征的媒介现实;同时,大众传媒语境也催生了基于媒介图像文本与受众传播效果关系的媒介修辞方式,受众通过对媒介图像文本的解构,还原并重构了关于现实的图像与意义.     

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图景——论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民族国家叙事

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立场考察,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从四个方面呈现出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大历史图景：首先,“汉唐明清”的“盛世叙事”,重建了中华民族精神,在叙述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性展现过程中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提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其次,民族融和、共同和谐发展的历史面貌得到再现,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第三,“汉唐明清”由衰转盛的变革历史书写契合了民族国家改革话题,表达了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一致的精神向度;最后,古代历史题材小说自身的工具性,导致它的价值取向与当前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有着趋同之处,晨现出一种“现世关怀”情结。     

试论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当代性”

近年来,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借古喻今的同时不断追求"当代性"的审美品格,这种关乎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现实的问题立场和叙事方式引发了当代人的审美反思与接受。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当代性"主要体现为:在思想内容上影射社会现实问题,以当代价值观念为导向,满足当代受众审美诉求;在叙事艺术上以多视角、亦正亦娱的方式呈现,语言上既保留特定年代文风又贴近现代用语习惯;在人物塑造上实现从"二元对立"模式到多样性的转变,突出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潜在动力,表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品格和美学精神。     

国产电视剧传播伦理的失范及纠偏对策

电视剧传播伦理平衡的原则包括传播伦理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随着我国电视剧的市场化,我国电视剧传播伦理出现失范现象,主要表现为在热播的电视剧中充斥着暴力、犯罪、性的内容以及偶像剧对社会规范传播的不当示范,给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借鉴韩剧传播伦理规范,结合实际,我国电视剧传播伦理的纠偏对策可从三方面入手:加强媒体自律,改进政府监督方式,提高受众媒介素养。     

从信息传播看大众传播媒介

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信息来源.一般来说,媒介信息传播的过程是由媒介组织、产品、受众和反馈等要素构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决定着新闻、舆论、知识、广告、文化和文艺等信息传播内容哪些可以被传播以及怎样传播.媒介通过对象性、互动性、兼容性、科技性和经济性的信息传播,发挥着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功能.媒介要使信息传播更有效,应该努力给受众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激发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并采用适当的传播形式以增强信息的刺激力.     

文化产业的视野:媒介融合与积极的受众

文化离不开传播,传播需要媒介,媒介依赖受众.文化产业意义下的媒介融合,不应当只是媒介的简单结合,从经营的角度上说,这是一种跨媒介的联合,媒介融合的视野也要涉及到与其他机构、产业等的结合,媒介融合的重点也应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第一生产力.文化产业的第一生产力就是“文化创意”,这也是文化资源用之不竭的源泉,受众的积极意识是发展文化产业第一生产力的催化剂.学界把大众媒介与日常生活及大众文化之间联系起来,打破了单纯政治意识形态对媒介与社会关系考量的垄断.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播学解析——以电视剧《我的鄂尔多斯》为例

在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有这样一些具有史诗品格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它们或以真人来叙事,如《青年乌兰夫》,或以真事来述人,如《草原春来早》、《我的鄂尔多斯》,充分展现蒙古族人民团结统一、独立自强的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它们是中国红色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蒙古族题材电视剧充分发挥电视剧的涵化作用,强化民族文化符号的使用,力求满足受众的心理来传播红色文化精神。     

论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初步建构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初步建构的历史经验,从传播学视域考察,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传播者的优秀品质和高超的传播艺术;对传播受众的重视及其媒介素养的提升;注重传播媒介的选择和优化组合;传播信源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及其中国化的解码。     

新剧“甲寅中兴”的再审视

新剧“甲寅中兴”指的是从1913年下半年开始到1914年,持续了大约一年多时间的新剧发展态势。一般观点认为新剧在“甲寅中兴”之后,基本就衰亡了。事实上,新剧在上海的剧场演出中仍然占据着很高的比重。现有的大多数戏剧史论著一般不再谈论新剧在1914年之后的状况,用“衰落”两字一带而过,这既是由于史料缺乏,也是主流价值追求造成的思维定势。1914年之后,在游戏场中仍然不间断地上演,而游戏场中的这部分演出是不被主流戏剧史书写者放在新剧的演出中进行考虑的。要还原新剧在当时真实的演出状况,必须对它进行全面的考察。     

守望与嬗变——《伊凡诺夫》艺术特色解析

作为契诃夫第一部出版并上演的正剧,《伊凡诺夫》是契诃夫戏剧风格形成道路上的关键性一步。该剧既是对俄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又开启了契诃夫独特的戏剧美学探索,即以独特的笔法在其戏剧中对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腻的刻画,象征性的手法为我们了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社会开启了一扇独特之门,同时戏剧中的一些因素又对20世纪现代戏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叙事:中国戏剧形成研究的有效视角

扮演是戏剧的形式本体。中国戏剧的形成过程,也是扮演行为叙事能力逐步增强的过程。因此,叙事是中国戏剧形成研究的有效视角。中国戏剧形成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型戏剧的形成(汉魏至唐宋);第二阶段是大型戏剧的形成(宋元)。小型戏剧是能够以扮演的形式独立表演较短的故事为其形成标志;大型戏剧形成的则是能够以扮演的形式独立表演较长的故事为其形成标志。     

是戏剧还是仪式——论戏剧与仪式的分界

如果以表演作为戏剧的本质特征,仪式与戏剧这两个概念就出现了交叉甚至重叠,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戏剧。对仪式与戏剧关系的把握不能建立在表演形式的相似性上,而应该建立在内容或功能的差异性上。区分仪式与戏剧内容或功能差异的是仪式与戏剧体现的情感,仪式与戏剧情感的差异是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而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是仪式与艺术的差异,这样,以表演为特征的戏剧实际上就包括作为仪式的戏剧与作为艺术的戏剧。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早期话剧与传统戏曲

早期话剧是在西方话剧影响下的产物,但从戏剧审美观、编剧方法、演出形式诸方面来看,却与传统戏曲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现实、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早期话剧的草创者虽然没有意识到话剧创作、演出的民族化与现代化,但却以他们最早的话剧活动提出了这一戏剧理论和戏剧实践领域的重大课题.     

王国维“戏剧”、“戏曲”内涵之我见——与冯健民先生商榷

王国维在戏曲研究中对“戏剧”和“戏曲”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分寸的。“戏剧”是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别的演剧艺术的总称 ,“真戏剧”是对我国民族戏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称呼 ,“戏曲”则是指戏剧文学中的曲词部分     

维吾尔戏剧研究概述

维吾尔戏剧的研究历史,从时间上可以分成20世纪和21世纪两个时段。20世纪属于初创期,研究内容从八十年代的繁杂走向九十年代的集中。21世纪是研究的成熟期,研究的系统化和专题化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统观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从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到戏剧文学的整体关照;从局部地区、单一剧种的历史梳理到完整戏剧史的宏观构筑;从简单感官描述到戏剧本体的审美把握,维吾尔戏剧的整体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深入化和细致化的特征。     

抗战戏剧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深化的可能

抗战戏剧研究已经走过了80年历史,在史料钩沉、戏剧史著、专题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严重不平衡现象,主要体现为区域性研究不平衡、剧作家作品研究不平衡、局部研究与整体研究不平衡。对抗战戏剧进行整体的综合性研究尤为必要。战争政治是抗战戏剧的文学生态场域,战争规范推动着抗战戏剧的发展,影响着抗战戏剧的叙事,在战争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政治区域,抗战戏剧的繁荣程度和表现形式均有不同。从战争政治角度对抗战戏剧进行整体观照和全盘反思,将会呈现抗战戏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尽可能地避免将历史单质化和浪漫化,从而推动抗战戏剧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重估女性主义戏剧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女性主义戏剧批评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动向,即对被认定为女性主义的戏剧进行重估。重估女性主义戏剧,主要是从三个层面展开的:一是对被主流文化认同的女性主义戏剧作品进行重估,检视它是否与女性主义戏剧观念相一致;二是对被认定为是女性主义戏剧的作品进行重估,检视它是否能成为“一个女性主义事件”;三是对女性主义戏剧批评进行重估,检视它是否运用了女性主义戏剧理论和方法来观察戏剧历史、戏剧创作、戏剧文本、戏剧表演、戏剧体制和戏剧团体等问题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