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作看白居易对《齐物论》的接受

本文从《庄子·齐物论》的主题出发,考察白居易对《齐物论》的接受及《齐物论》对白居易诗歌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齐物论》中的“个体自足”、“为是不用而寓诸庸”等思想在白居易那里一变而为“遂性逍遥”,进而成为白居易标榜“庸人”、摆脱社会承担的道德理据;《齐物论》的“吾丧我”、“心如死灰”等哲学境界,成为白居易“消心”(消除自己的道德牵挂)的理论出发点;《齐物论》中“人生如梦”的感叹,更成为白居易“及时行乐”、“知足常乐”人生态度的哲学依据.总之,庄子超越性的哲学,成为白居易应对日常生活苦恼和道德难题的“智慧”之源,也成就了白居易诗歌的通俗特色.     

刘禹锡《忆江南》及其“曲拍为句”新探——兼论文人词发生期唱和史实及其意义

正如《渔歌》在张志和等与日人唱和中互补完成格式规定，《忆江南》格式也是在白居易与刘禹锡唱和题名互证中完成。《忆江南》“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将文字词与音乐曲调作区别，关联“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之句乃“每首五句”之句，说明刘禹锡和白居易词已有文字规定格式，而“曲拍”只是指《忆江南》曲调，类似后世之词谱，无音乐功能，“曲拍为句”的实际意义指依词式填词，而非依曲调填词。刘禹锡所和白居易“春词”《忆江南》当为二首，而“山寺月中寻桂子”是“秋词”内容，不在和诗范围之内，刘诗没有遗逸。《忆江南》调名异题，说明初词依调填词方式与音乐的关联，后变为依词填词与音乐分离的词体创作状态；而调名随内容而易名，反映了词由调名与内容一致向内容与调名分离的过程。     

《论语》《老子》《孙子》思想核心之比较

在评述孔子、老子、孙子思想核心的基础上,从道德价值和现实功利相结合的视角,比较《孙子》之“全”与《论语》之“仁”、《老子》之“道”的主要差别,探究其迥然不同的哲学观和人生观。《论语》之“仁”从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否定现实功利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老子》之“道”在追求现实功利和自我生存圆满的同时,带有不可讳言的自私性;《孙子》之“全”则是立足于特定战争领域,实现了理想与现实、功利与仁义的完美结合。     

《汉书·艺文志》著录之《虞初周说》探佚

《虞初周说》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汉代小说家的代表作品。但只见于著录,未流传下来。称《周说》者,除《尚书》之《周书》和《逸周书》外,尚有唐宋人所引来历不明的所谓《周书》,而其内容或多解释性和知识性;或具传奇性和故事性之短篇。皆符合汉人对《虞初周说》的注释和方士小说的特点,故这些引文很可能就是《虞初周说》的佚文。     

高丽朝《十抄诗·夹注》所选刘禹锡诗校补

高丽朝佚名文士专选唐代七言律诗编成的《十抄诗》,首录“诗豪”刘禹锡之诗,独具慧眼。美中不足羼入白居易诗一首。名僧子山撰《夹注名贤十抄诗》（以下简称《夹注》）,勾稽中国经史子集,旁及佛、道典籍,对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多。然而,“徐侍郎中”,不删一衍文,便难辨侍郎、郎中之官职。于“吴季重书”,“书”前不补“答东阿王”之夺文,便难于理解文义。《夹注》频引《文选》诗文,然节略过甚,如“辟,召也”。三字,要在十数万字中复查,谈何容易,幸赖有多种“津梁”在。     

杜甫《南邻》诗的“野航”、“野艇”辨

杜甫名诗《南邻》的“野航恰受两三人”的“野航”,一本作“野艇”.是应作“野航”还是当作“野艇”,历来注评家各执一辞.经检杜诗传世的版本源流,可知杜甫原诗应作“野航”,“野艇”是黄庭坚所改.又查元人王祯《王氏农书》,知“野航”是田家小渡舟,杜诗是实录.     

《诗》《易》书法与《大雅·凫鹥》首句解读

《诗经·大雅·凫鹥》首句“泾”字,传本《郑笺》谓“水名”.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该“泾”字与篇中“沙、渚、潨、亹一例”,今本《郑笺》“水名”为“水中”之误.本文依《诗经》及《周易》的书法体例,证实段说不误.或据误本《笺》语谓“泾为豳地之川,公刘国豳,故即所见以入咏”,断《凫鹥》为公刘时诗,恐难为的论.     

解读《长恨歌》——兼述日本现阶段《长恨歌》研究概况

《长恨歌》是以玄宗和杨贵妃为主人公描述爱的无限力量的作品。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上一个女人,就会沉溺于中不可自拔,从而一味地向这个女人求爱;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女人,就会沉浸在无限的思念和悲叹之中,这就是《长恨歌》描述的爱的真实。这与《李夫人》一诗中用"苦"、"惑"等负面形容词来表达对爱美女的厌恶之情而达成"鉴嬖惑"的目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白居易认为,《长恨歌传》是讽刺李杨沉溺情爱的文章、《长恨歌》是描写玄宗对贵妃之情爱的诗歌。由于有了《传》,"批判"的任务可由《传》一力承担下来,所以白居易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让"深刻的爱情"成为《歌》的焦点。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苏东坡注《八阵图》

唐代大诗人杜甫《八阵图》诗云;“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诗成之后,注家纷纭,莫衷一是,或谓《八阵图》之“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是谓先主武侯皆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相传苏东坡曾假借杜甫托梦以驳世人所注之     

试论白居易对《周易》的受容

“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科举官僚白居易与《周易》发生关系,《周易》对白居易的深刻影响,或者说白居易对《周易》的受容,贯注了白居易的一生和整个生命历程。从取名命字到科举考试,从思维方式到行事方式,从为政理念到刑法思想,等等,无不体现了自居易与《周易》之间受容与被受容的关系。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老子》《周易》"道""器"观管窥

《周易》、《老子》都是儒道文化的元典,二书有关“道”、“器”关系的论析更是儒道文化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易》、《老》二书都是将宇宙三分的:无形之道、有形之物、人为之器。它们一个对“器”是肯定的,一个对“器”是否定的;一个主张与自然并列,另外创造一个与自然同等辉煌的世界,一个主张向自然归依,实现与自然的兀然同化。     

论《吕氏春秋》农学思想与《周易》及《老子》

《吕氏春秋》倡导重农的政策思想主要是对《老子》“圣人之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朴”的政治哲学,“不尚贤”的政治主张和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情怀。《老子》与《吕氏春秋》之间有两条主轴贯穿始终：一是以老子政治哲学为主的道家“无为”思想,《吕氏春秋》将其浸透在重农政策中;二是《周易》、《老子》思维方式在《吕氏春秋》中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吕氏春秋》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具有正反相合、注重“天地人”三者融通与和谐的整体性思维特点。而《周易》、《老子》的流传与演变,为《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言说特点提供了方便之门。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

在1840年到1861年之间中国人写成的22种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中,影响最大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两书的比较而言,写作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内容的不同取舍,而内容的不同取舍又决定了两书的不同特点,即《海国图志》以博见长,《瀛寰志略》以精取胜。但无论是《海国图志》的以博见长,还是《瀛寰志略》的以精取胜,实际上都有它们的合理性,也都实现了自己的写作宗旨和目的。我们很难笼统地在它们之间分出谁优谁劣。作为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历史地理书,《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中对世界大势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它们的介绍具有较为全面,重点突出,新知识、旧观念这样三个特点。除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这些特点外,在“睁眼看世界”方面,《瀛寰志略》有三点要优胜于《海国图志》：一是对传统的华夷观念的突破;二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三是对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如果说《瀛寰志略》之优长在“睁眼看世界”的话,那么,《海国图志》之优长则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习西方列强的长处,用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亦即学习西方成了时代的主题或历史潮流,《瀛寰志略》通过对世界大势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有所了解和认识,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产生向西方学习之要求的可能性,但《瀛寰志略》本身并没有包含向西方学习的内容;而《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则开启了近代学习西方的新潮流。这一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太一”臆解——关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一项比较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所云“太一”(大一),实际上是作为哲学概念的“太一”,亦即“道”之别名.“太一”之义,大致与《老子》之“道”、马王堆帛书《道原》之“恒一”、传世本《周易》之“太极”、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之“大恒”、《礼记》之“大一”、《孔子家语》之“太一”相仿佛,亦可与古印度吠陀经典《梨俱吠陀》之“唯一”参差比拟.它们是古人在探索宇宙生成、万物起源时所赋予的唯一的终板的根本者,惟因学派不同,故其称谓各异.追根溯源,“太一”说实属古中国“公共思想资源”之一,并非某家某派之专利.     

《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