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有关北宋文献三考

金中期文人王寂《辽东行部志》记载途中所见苏轼书写陈舜俞《施食放生记》,经考确有可能,可补苏轼研究之不足;又记其子所寄葛次仲集句诗,经考为其《集句诗》集三卷,其所引集句诗例,亦可查明出处。金末文人苑中《题二苏坟》,评价二苏忠义,当时刻石,现鲜为人知。经过对其诗其题跋的考证,可以判断其诗当写于正大二年或三年秋天。     

南宋《胡笳十八拍》集句诗之书写及其历史意义

传为蔡琰所作之诗有五言体和骚体的《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虽然不能确定为蔡琰所作,但由其文字内容观察,作者十分贴近蔡琰的心灵声音。其后以《胡笳十八拍》为题目的续作者,唐代有刘商,宋代则有王安石、李纲和文天祥等人的集句诗。李纲和文天祥《胡笳十八拍》集句诗的历史意义可梳理为三个层次:一是延续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手法,仿效蔡琰自述乱离身世的叙事模式;二是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文学地位,推崇杜诗为集句诗写作的取材典范;三是实践“以诗为史”,扩大了“诗史”的指涉范围。     

论新加坡集句诗人林峻坚和他的集陆诗简

林峻坚是新加坡现代文坛上非常少见的集句诗人。其《海外客诗集》共收诗968首,原创诗歌166首,集句诗歌802首,集句的对象主要是陆放翁诗,集陆诗共计791首。愁、酒、坚守与旷达是集陆诗的三个重要主题。艺术上．这些诗歌全部采用七绝的形式,俊爽流利,保持了一定的水准,或以创意取胜,或以情韵见长,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如体裁单一,重复率较高,少数作品质量较差等。无论是研究新加坡旧体诗的创作,还是研究海外集句诗的创作,又或者是研究陆游诗歌的接受与传播,林峻坚的集陆诗都是不应当被忽略的。     

王安石《离昇州作》诗称名辨正

王安石《离州作》诗在诗话中有多个称名,如:"百家夜休"、"百家夜诗"、"百家衣体",分别见于惠洪《冷斋夜话》的各种版本及引述本,今人各种诗话选编本及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仍各袭用,造成该诗称名混乱。该诗正确称名应为"百家衣体",这是"集句诗"的通俗称名。究其混乱的原因,一是形体讹误,二是人们对杂体诗"集句体"的认识不足,以致连误至今。开始产生这一错误的时间可由清代上溯至明代。     

朝鲜诗人蔡彭胤对傅咸《七经诗》集句手法的继承与创新

朝鲜诗人蔡彭胤的<论语集句>三十七首是东亚汉诗中为数不多的集<论语>入诗的集句诗.蔡彭胤继承了傅成<七经诗>的集句手法,但又有所发展和创新,进行了更多的增删、补充和调整,在集句的内容、韵律、顺序、结构方面的变化更多、更复杂,集句规模也大得多,因此更具有诗歌的韵味.这对丰富集句诗的做法及研究<论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乃至中朝文学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许祥光《选楼集句》谫论

晚清许祥光的《选楼集句》是中国集句史上的第一部集选文集。集中共收录7篇长文,皆集《文选》而成。作为前无古人的作品,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从表达的效果上来看,《选楼集句》词意融贯,文理自然,如出一手;其次,从形式的选择上看,《选楼集句》集散为骈,偶对工整,格律谨严;最后,从价值和意义上来看,《选楼集句》为已经十分繁荣的清代文选学提供了新的内容,开辟了新的分支。     

惊世骇俗《红楼梦》 千丝万缕唐诗情--试论《红楼梦》对唐诗的运用

《红楼梦》与唐诗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主要表现在书名、房名、人名、联语、谶语、佛语、诗事、诗篇、诗句中蕴含着无限的唐诗情怀,或借用,或点化,或集句,或摘句,或写意……将令人百读不厌的唐诗妙句镶嵌或“隐匿”其中,增添了《红楼梦》阅读、欣赏、研究等诸多方面的无穷魅力。     

戴着镣铐的舞蹈——宋代游戏诗体在明清的新发展

宋代是一个"以文字为诗"的全新时代.集句诗、八音歌等杂体诗以及次韵等诗学游戏在宋代达到了高潮.在宋人开拓的诗戏疆域之内,明清文人进一步拓展并超越了宋人的某些成就,尤其在集句与戏曲的融合、八音体的双重限定与次韵形式的发展方面,表现出明清文人对演绎汉字诗意组合极致的强烈兴趣和高超能力.     

中西集句诗论比较

中西文学史上的创作者与批评者都习惯将集句创作比喻为文本补缀的艺术,这为二者的理论比较提供了基础。集句倾向于采择具有公共性的文本材料,所谓“公共性”一般只能依托于文学经典。这使集句本身带有文学追忆与经典崇拜的性质。集句作为一种写作,形式上是文本的转移与组合,但又不止于此,这一过程还包含着意义的重新“赋予”。换言之,集句创作者是在进行文学的再生产。每一次再生产,都使原先的经典文本或多或少发生了意义上的转变。因此,看上去仅仅是文本游戏的集句诗,实则也是在探索语言、文本的意义边界。这个边界总是可以被不断推展。     

《南社》第八集的魅力——从叶剑英元帅的启蒙老师李煮梦切入

《南社》第八集是《南社》丛刻编辑理念和编辑体制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从此不再只是收录少数社员的作品,创下了创刊以来作者数最多的记录。叶剑英元帅的启蒙老师李煮梦有35首诗、5首词被收录该集,使此书倍受叶剑英元帅的喜爱,并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或引用、或点化、或集句,将李煮梦的诗句融化到自己的创作过程中。     

"津途去不迷"--李白佚句

《全宋诗》卷一九0一据明张表嘉靖《江阴县志》卷一,录余壹《重修朝宗门楼集句呈王宰》一首,此诗第四句为“津途去不迷”,集自李白。检安旗教授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铁教授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均未收录,当为李白佚句。”太白斗酒诗百篇”,其散落人间者甚彩,然历经宋、元、明、清以及当今学者的收集,遗珠渐次归读,但仍有遗佚。余读《全宋诗》而有幸发现李白两个位句（另一句为“满舢载酒糙鼓过”——《寄贺监诗》）,甚喜,特为表出,供李白研究者之参考云。“津途去不迷”──李白佚句@房日晰     

学杜典范 集句珍品——试论文天祥《集杜诗》

文天祥的《集杜诗》,采用集句这种特殊的作诗方式,写就南宋末年抗元斗争的悲壮诗史,独步当时,盛誉后世,成为我国古代大放异彩的诗库瑰宝。《集杜诗》不仅专集杜甫诗句,而且在诗体、题材、技巧、风格、爱国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诸方面都对杜诗有所继承甚至发展,它是集句的珍品,也是学杜的典范。     

一点灵犀必暗通——试论李商隐诗对苏轼词的影响

风格多样的苏轼词受到了李商隐诗的广泛影响。苏词中有32处涉及李商隐诗,其中,在集句词中直接引用的有6处,其余则均为变化、揉合李诗入词的情况。对李商隐诗多方面优长的有意吸收,使得苏词意境、内涵等显得更为丰富。     

文采风流今尚存──读黄负生烈士《如是斋随笔》

从《如是斋随笔》中可以看到黄负生烈士的救国救民心志以及文采风流。《如是斋随笔》主要涉及社会弊端、集句艺术、佛理等内容，具有论析明快、文采颇富、气势充沛的艺术特色。     

宋代诗人孔平仲杂体诗的风貌特征

宋代诗人孔平仲的杂体诗不仅品目众多,而且大胆革新,呈现出与前人不同的风貌特征:集句诗题材严肃,感慨深沉,首创集杜诗,开后世集杜诗之先河;药名诗则进一步拓展了主题范围及实用功能,对创作理论进行总结,且借鉴盘中诗、回文诗整首诗循环往复的特点,将离合手法扩展至全篇;四声诗中首创上声诗、去声诗、入声诗;八音诗、建除诗中始作七古。这种革新精神与他本人"不经人道语"的创作态度以及宋代文人追新求变、自成一家的文学观念息息相关。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统物通变:”陆贾《新语》的《诗》学观

陆贾《新语》中多处叙《诗》史、言《诗》事、论《诗》说、引《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陆贾的《诗》学观。他以"统物通变"为探讨汉初《诗》学的主要方法,提出了"原情立本"、"以匡衰乱"、"尽情为器"的《诗》史观;提出了"《诗》以仁义存亡"的《诗》学思想总纲以及"调心在己"的学《诗》观;并提出了"书不必起仲尼之门"的用《诗》观。陆贾这种"统物通变"的《诗》学阐释是汉初儒者对《诗》学思想的一次创新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汉代后学对《诗》的理解与建构。     

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