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忠宣王与中峰和尚的交往

高丽忠宣王素有崇佛之心,他在居留元朝期间其礼佛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与当时诸名僧皆有往来,其中与天目中峰禅师的交往尤能突出其好佛之性情。从最初交往时的碰壁,到最后为中峰禅师所接纳,终成一段君王拜名僧的佳话,体现了忠宣王礼贤之情。     

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高丽忠宣王王璋

元朝通过在高丽扶植亲元势力、联姻、设立征东行省等手段牢牢控制着高丽政局.高丽忠宣王是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并遭遇了政治命运上的大起大落,高丽忠宣王一生的政治遭遇表明高丽王或世子在元朝政局中的地位和立场不论对其政治命运还是对于元丽政治关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高丽忠烈王在中国

高丽王 ３４位国王中,有 ６位先后成为元朝驸马,首开“和亲”之例的便是忠烈王。凭借着特殊身份,或省亲或朝贡,忠烈王一生中共１６次到元朝,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好处,为元、丽的和睦与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元代高丽贡宦制度与高丽宦官势力

高丽贡宦制度是 13— 14世纪伴随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之间宗属关系逐渐确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国家行为关系 ,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在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高丽王国定期向蒙元帝国献纳宦官 ,使得元朝出现了一个高丽宦官政治势力集团 ,对元朝和高丽王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均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楚公逆编钟与周宣王伐楚

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的楚公逆编钟 ,对于研究周宣王时代的周楚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对编钟内容进行了考释 ,并对周宣王时期的周、楚关系以及晋侯墓地出土楚公逆编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 ,认为是由于周宣王时方叔伐楚所得 ,后因晋侯伐戎有功 ,由周王室赐与晋穆侯     

由李齐贤《奉使录》中的诗作看其元代中国观

13世纪后半叶元朝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后,高丽文臣李齐贤曾经出使中国,从《奉使录》的诗作中可以看出李齐贤对元代中国的印象。其中既有对蒙元入主中原的负面情绪,又有对中国风物景色与博大精深文化的赞赏与认同。     

从"宣王伐鲁"看嫡长子继承制

本文通过分析西周“宣王伐鲁”事件之原委 ,揭示“天子立君”与嫡长子继承制之间的冲突 ,从而从一个方面探析嫡长子继承制存在着有碍西周政权统治的不合理性 ,同时又得出“宣王伐鲁”这一事件的历史合理性 ,并期望从制度层面提出西周社会转型到春秋与战国的一种解释的可能     

蒙元之际元丽互动与蒙古统治高丽制度的构建

从元太祖十三年(1218)蒙古赴高丽征讨契丹叛军,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是大蒙古国政权与高丽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高丽对于蒙古政权屈服与抵抗并存,经过蒙古的征伐,高丽出现了归附蒙古政权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改变了对高丽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通过对高丽怀柔、政治胁迫以及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使高丽纳入元朝的藩属体系,元朝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建构完成。这个体系是蒙古统治者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和高丽追求国家生存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在高丽以臣服和成为元朝藩属为代价,保住了其政权的生存,元朝则通过控制高丽国王任命、高丽世子入质、元丽通婚等手段控制高丽政权。这种制度成为元朝中后期元丽互动的主要政治规范。     

《元史》高丽驸马王封王史料考辨

高丽是元朝的藩国。元朝将蒙古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又封高丽国王为驸马王,以此作为维系宗藩关系的一项重要措施。《元史》对驸马高丽国王有记载,但以《元史》之记载互勘,并与朝鲜14世纪中期的官修史书《高丽史》及元人文集的相关内容互校则不难发现,《元史》关于驸马高丽国王封爵的记载阙误严重,尤以《诸王表》为甚。这对于科学地认识和评价元朝与高丽的关系颇为不利。     

《小雅·六月》中的燕礼与周宣王时期的西北战争

《小雅·六月》写周宣王时期北伐缓狁之事，诗末提及厚赏吉甫的燕礼。西周晚期的獬狁以战车为主要作战装备，不是骑马作战的纯游牧民族。狐狁主要活动范围为渭河上游、泾河上游及北洛河上游地区。考虑到山川形势和猥狁的战车装备，沿泾河谷地至渭河平原是獗狁入侵西周的主要路线，西周的追击和反击也主要沿此线进。泾河上游临近渭河平原，西周军队防御距离短，难度大，因此周宣王厚礼领军战胜猿狁的吉甫。《小雅·六月》中的燕礼是周军获胜、獯狁攻势消弭、外患缓解的反映。然而由于周宣王拓展防御纵深努力的失败，西北方向地缘环境一直未得到改观，军事威胁也未有效解决，这为后来西周的灭亡埋下隐患。     

试论13世纪后期忽必烈对丽、日政策及其反应

忽必烈对高丽、日本关系,一方面采取蒙古人传统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也运用汉人儒家的天下秩序观来规范与上述二者的关系。日本却以维护它的国际地位,希望与元平起平坐;高丽则试图在二者之间扮演一种调节者的角色,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也与元联合,对日与元统一行动。     

元代的征东行省

征东行省是元朝设在高丽王国的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征东行省曾多次置废，每一次兴废沿革都与元丽关系的好坏密切相关，是其具体和直观的反映。同时，征东行省的特殊性，也使得它成为高丽内部政治斗争的工具。     

高丽俗乐的中国渊源

高丽乐由雅乐、唐乐、俗乐组成。通常认为前二者来源于宋代的大晟乐和教坊乐,俗乐则是本土音乐部类。但经细致考察,高丽俗乐实有深厚的中国渊源。为此,应在汉文化区的视野中探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问题,把中国音乐向域外的传播,理解为汉文化区内雅俗文化的转化。其中较具规律性的现象是:中国境内的雅俗关系,往往结构性地移植到域外汉文化地区。技术和物质文明较容易跨越文化隔阂,价值的传播则采用潜移默化方式,故在不同年代先后产生的音乐作品中,中国元素由晦而显地保存在自内容至形式的不同层面。区分雅俗的主要标准一是制度,二是语言,因此,俗文化转变为雅文化的主要方式是进入体制,中国文学的雅俗二分在域外往往表现为汉文学、汉文俗文学、国语文学的三分。     

元明之际高丽境内中国移民考察

元末动乱促使人口频繁向高丽流动。一方面是高丽政府积极招引,另一方面是民众主动迁移,大量人口迁移,使明初辽东等地户口大减,土地荒芜。这种局面引起明朝的恐慌,遂不断移书相质,与高丽展开了持久的人口博弈。除一些流民自发返回故里外,更多流徙人口的命运则是明与高丽政权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在明政府的强势干预下,大量流民重新返回。但也有很多人定居高丽,为朝鲜半岛的经济开发、文化发展等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论中国古代宗法伦理与爱国主义

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以“礼”“仁”等宗法伦理为核心,它以君臣之礼和忠君之德为基本要素,以帝王私有制为物质基础,以人的自爱之心为心理基础。宋明理学主张“灭人欲”,客观上也否定了体现宗法之礼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自爱之心,从而加速了宗法制度的衰落。明清之际启蒙学者意识到对“人欲”(私利心)应当“从而恤之”而不可禁之,并有意无意地突破了传统忠君之德的樊篱,倡导起一种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忠民之德。     

中国传统忠观念的起源再探

忠是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要的伦理道德范畴,但关于忠观念的起源研究一直以来没有形成共识,甚至存在忠观念与忠概念的混淆。五帝时代"中"的意识是"忠"观念产生的文化源头,"忠"源于"中",忠观念起源于五帝时代。忠是五帝时代军事首领或酋长为了本群体利益所产生的中正、不偏、公正、无私等的意识和观念,体现了为民的价值导向;也是氏族成员对军事首领或酋长这一权威中心的归依和服从,反映了对群体利益的维护和公平规则的期求。     

元代肃政与腐败的历史启示

元朝统治者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也曾针对官贪吏污现象采取肃政措施，其中包括制定了比较严密的监察制度，但收效甚微。本文在肯定世祖、英京等朝廉政措施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元代越反越贪的原因：皇帝本身是最大的掠夺者、挥霍者，因而是贪污腐败的保护伞；权臣以权谋私和吏员素质低下在元朝特别严重。     

中国古代官箴对当前行政文化建设的意义

官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为官之道。论文论述了官箴的形成、官箴的核心价值及道德操守以及官箴的不足,认为官箴精华与糟粕并存,其积极部分,如“敬畏忠”的核心价值,“清慎勤”的道德操守,对当前行政文化建设仍有正面意义。     

宋丽使节往来与文化交流

使节往来,是古代东亚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进入宋代,宋朝和高丽朝廷更加重视所派使节的文学素养和品德情操,所以双方使节在圆满完成政治使命的同时,还以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个人魅力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高丽使节还担负着考察和引进宋朝典章制度的任务,他们不仅留心宋朝的政治制度,而且还把大量典籍带回本国,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另外,双方使节在公务之余还撰写了有关对方典章文物和风俗民情的著述,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帝制中国的"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以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的变迁为研究主体

在帝制中国,专制君主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君主专制政体来整合国家、社会的各种资源,以确立、巩固和发展"以君为公"的"家天下"治国模式.但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帝制中国却长期以来存在着以对君主个人利益、意志的绝对服从为公或忠,和以对"天"、"道"、"民"以及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天下"、"社稷"、"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忠的两种矛盾的公、忠观.这两种不同公、忠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及财政管理体制的历史生成、设计与变迁.对公忠观念的嬗变和财政职官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性的研究,是研究帝制中国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