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诗"之制与"兴诗"

"兴"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该文综合分析了"兴"在先秦文献中使用的情况,并从<周礼>职掌"六诗之制"的"大师"一职设置的时间、职能,探讨其教授"六诗"的大致时间最早也应在春秋晚期.又从先秦其他文献对"六诗"各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六诗"诸义项产生的先后次序,发现"六诗"之中,风、赋、比、雅、颂的使用时间均早于"兴"."兴也"最早见于战国帛书,"六诗"的称谓也仅见之于<周礼>,故"六诗"及"兴"诗概念的产生及应用大致应在战国中晚期,而<周礼>"大师"教授"六诗"的时间也应该在此稍前的一段时间.至秦汉之际,以"兴"说诗的现象开始较为多见,成为毛诗以"兴"解诗的前驱.     

朱庭珍《筱园诗话》之"诗法"说

"诗法"理论,是中国古代诗论的核心命题之一.<莜园诗话>诗法理论大致可分为诗法"辩证观"、诗法"主体论"、诗法"自然论"等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具体分析,可以对<筱园诗话>之"诗法"理论有较清晰的认识.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从"六诗"到"六义"

"六义"是汉代经学家的说法,它是经过一系列改头换面的处理"层累地造成的".赋比兴根本不是<诗经>特有的艺术手法,更不是<诗经>艺术价值所在.从"六诗"到"六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重寻阐释平台,予以摧陷廓清.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薛涛酬赠诗英译探析

薛涛,唐代著名女诗人。在薛涛现存的91 首诗词中有44 首是酬赠诗。对薛涛酬赠诗英译的研究对加强译文读 者了解薛涛本人和薛涛的诗词创作都有着重要意义。关联理论翻译观是德国翻译家Gutt 将关联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领域中 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关联理论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种明示到推理的交际活动,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保证交际的成功。文章 结合关联理论翻译观,对薛涛酬赠诗的英译进行对比研究,以期对薛涛诗词及中国典籍的英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乌台诗案纵横谈

乌台诗案是宋代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一起文字狱.从创作的角度看,诗案所涉作品相当一部分确有寄托,但这本是"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就总体而论,诗案中作品继承和发扬了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的藩篱.<乌台诗案>是一部"变形"的诗话.从历史文化渊源看,迫害者罗织罪状的作法,乃是汉人以索隐法解诗的恶劣影响所致.诗狱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封建司法制度本身的残缺.     

《诗》纬论《诗》

<诗>纬以阴阳五行说<诗>,并形成了三期、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等一套特异的解<诗>理论,这是它与汉代正统<诗>学的相异之处.而<诗>纬对诗的本质、诗之用等方面的认识,包括它对于<诗>篇的具体阐释,又与汉代正统<诗>学多相通之处,对传统诗学的构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与汉代<诗>学的关系,尤其是与齐诗的关系,也有必要重新认识.     

甄综百家继往开来--简议刘天文先生《薛涛诗四家注评说》

历代学人关注薛涛其人其诗者相对较多,上个世纪对薛涛诗全面笺注的张篷舟老先生致力最早,成就最著,他的<薛涛诗笺>(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乃薛涛研究的扛鼎之作;后则以彭云生先生的<薛涛诗校正>(稿本,现存成都薛涛研究会)、陈文华女士的<唐女诗人集三种·薛涛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发明较丰;日本学者辛岛骁的<汉诗大系·薛涛诗>(集英社1966年版)亦时有创获.成都的刘天文先生经过十数年的潜心研究,新近推出<薛涛诗四家注评说>(巴蜀书社2004年版)一书,对上述四家之笺注"择其精要,或见解各异的地方,摘要录出,加以比较和评述"(自叙);同书刊发其论文九篇,针对薛涛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见解,并对近百年的薛涛研究史进行了仔细梳理和精当评述;附录<忆篷老>一篇,则深情缅怀当代薛涛研究奠基人张篷舟先生一生的卓越贡献,自己与篷老的因缘际会.全书篇幅虽仅十三万字左右,然甄综百家,评判得失,犁然有当:独出己见,亦多根据充分,自圆其说.可缕而析之、表而彰之者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薛福成家族祖籍与谱系考述

文章经检阅和解读《无锡金匮县志》、民国乙卯（1915）江阴邓唠《续修薛氏族谱》及光绪己卯（1879）《薛氏族谱采遗》、民国己丑（1949）《薛氏锡山支谱》,考述了薛福成家族之祖籍与谱系。认为薛福成家族之祖籍并非四川苍溪,而是江苏江阴;薛福成之高祖,不是玉佩公薛景珏,而是友琦公薛粜;薛福成之曾祖,不是汉澳公薛稻孙,而是葆光公薛世琛;薛福成之祖父是芗圃公薛锦堂、父亲是晓飘公薛湘,但芗圃公薛锦堂并无兄弟,故又洲公薛玉堂亦非薛福成之伯祖。而且薛福成家族迁锡（无锡西嶂寺头村）的第一代,不是康干时期的玉佩公薛景珏,而是薛福成的七世祖宜斋公薛度,于元末“红巾之乱”,由江阴泗河镇之邓唠里（今江阴市青阳镇邓阳村）徙居无锡兴宁乡寺头镇（今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寺头村）。     

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承廖平而来并加以发展。他批评汉学流弊 ,倡鲁、齐、晋之学 ,以地域分今、古 ;破弃今、古文经家法 ,而宗周秦儒学之旨 ;其后 ,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 ,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 ,推崇西汉今文经学 ;后于晚年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 ,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 ,经历了四次变化 ,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探讨。     

近年来玄言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玄言诗的新定义承认了佛理内容,也将玄言诗置于说理诗范围做出标定。嵇康等人的作品被看作玄言诗的代表,这与承认玄言诗与其他类型诗歌在体制上的相通性有关,然而为了提高玄言诗地位而赞美实际并不属玄言诗的作品,只能使研究陷入混乱。     

20世纪曹雪芹研究概述

~~改革家 ;当他展望未来时 ,因为提不出理想 ,找不到出路 ,便陷入封建士大夫阶级最鄙俗的悲观厌世主义泥潭。”“曹雪芹批判了‘男尊女卑’思想 ,歌颂了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但是 ,却宣扬了封建士大夫阶级没落腐朽的‘红粉骷髅’反动观点。……尤三姐死后托梦给尤二姐 ,说什么‘只因你我生前淫奔不才 ,使人家丧伦败行 ,故有此报’ ,这显然是对尤二姐的谴责 ,对贾琏、贾珍和贾蓉罪责的开脱 ,是曹雪芹硬将自己‘红粉骷髅’思想强加给尤三姐 ,违反尤三姐性格的。”薛瑞生对曹雪芹思想两面性的分析无疑对读者是有启发意义的。冯其庸在 1 983年第 4…     

方苞与颜李学派

方苞既是文士,又是经师,但他更看重后者,故以程、朱之学自命。他对于当时的颜李之学,既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也有诋毁卫道的一面。他对清初汉学家多有不满,汉学与宋学之交恶,实肇始于方苞。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     

宝姑娘与林姑娘的较量--从一则网络调查谈起

从当今<红楼梦>的年轻读者更偏爱薛宝钗的网络调查谈起,重新对薛宝钗、林黛玉的婚姻问题进行剖析,解读了薛、林二人的性格特征,重点分析了薛宝钗凭借高超的战法取得宝二奶奶的地位,林黛玉追求真爱,但并未同宝玉成就姻缘的原因,揭示了宝钗、黛玉婚姻悲剧的实质.     

《学记》缘何名曰“学”记

《学记》之所以名曰“学”记，主要是由于：其一，汉字的“教”是源于“学”的；其二，先秦教育家“以学为本，因学论教”的学本论思想对《学记》作者所产生的影响；其三，从内容来分析，“以学为本，因学论教”是《学记》教学思想的精华。     

薛敬之理学思想略论

薛敬之的思想上承河东薛王宣,下启高陵吕柑,侧重于理气之辨,并以“存心”为宗旨。他反对朱子的“理先气后”之说,认为理气相即不离,且互为体用;主张“心”即是理即是善,认为学者首先要“识心”。他的这一“重气”思想和对心体的重视为明代中期儒学及关中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关学中兴的一位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