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不道德工作行为关系

为了探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不道德工作行为的关系,并揭示金钱崇拜心理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其中产生影响作用的内在心理机制,以184名企业员工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不道德工作行为之间有显著正相关;2）金钱崇拜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不道德工作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3）马基雅维利主义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不道德工作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法治社会的阶层基础阐析——基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角度

市民社会的勃兴是探讨传统中国未能出现与集权博弈的独立力量的一个重要视角。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演进呈现的消长与博弈,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渊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共生互动孕育了理性文化要素,从而产生了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的全面变革。独立中间阶层对当代民主社会的价值在于多元权力中心左右了现代政治国家"公共选择"的过程,使个人权利得到彰显,敦促统治合法性向社会回归,最终通过民主宪制让权力服膺于自由。     

社会支持在大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强迫性消费倾向之间的调节作用

目的:以大学生消费为切入点考察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支持和强迫性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方法:使用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和强迫性消费倾向量表对370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1)高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大学生强迫性消费倾向显著正相关(r=1.003),高社会支持与强迫性消费倾向显著负相关(r=-0.167)。(2)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强迫性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3)社会支持在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强迫性消费倾向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对于高社会支持者,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强迫性消费倾向预测作用不显著;而对于低社会支持者,物质主义价值观预测作用显著。结论:社会支持能够减缓个体的强迫性消费倾向,强迫性消费倾向是社会支持缺乏的心理补偿。     

丧失精神家园的悲哀--报人文学家杨杏园的悲剧心态及其时代内涵

杨杏园具有20世纪初中国报人文学家的典型性格,是物质主义统治的城市典型环境中因丧失精神家园而陷入绝望的悲观主义者。其丧失精神家园的悲哀是中国市民知识分子经历“维新”、“民国”和“五四”三次改良与革命失败后,基于失败主义而产生的典型心态。他从公心救世到遁入佛门的精神悲剧是对于物质主义统治的“没有精神的制度”和“无情世界”的控诉与抗议。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国家政治文明的回应

以“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依法治国”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市民社会兴起后形成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与互动最终导致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出台。依法治国的推行，使我国法治思想发生了转变，那就是立足于“治理”而不是“统治”，立足于市民权利而不是国家权力，立足于社会而不是国家。当然，我国以依法治国为核心的政治文明还面临着困境，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来摆脱。     

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最初的含义是指社会的经济领域。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已经不是马克思、黑格尔所指的经济领域,而是指经济领域的政治表达,即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意识形态领域。阿尔都塞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对葛兰西思想的进一步强化。以弗罗姆、萨特、列斐伏尔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流派虽然不再从市民社会角度提问题,但实际上却是突破了市民社会的狭隘框架,提出了人与人类社会这一哲学思考的最高问题。哈贝马斯则从现代社会与生活世界对立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生活世界的分析框架,从而把反映广大公众意见的公共领域展示在世人面前。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不少内在分歧,并且在解决人的问题上存在不少空想;但是他们的思考是深入的,也是切中时弊的,值得我们借鉴。     

从生活世界理论的视角看钱权结合与腐败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表明,作为行政管理媒介的权力与作为经济运行媒介的金钱的结合有一个历史过程。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实质就是生活世界的金钱化和权力化。权力和金钱所特有的功能虽然看上去是无限的,但从源泉上看,它们却又都是有限的稀缺资源。正是这种矛盾使得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成为可能,也为权力的操作者或拥有者实施腐败创造了条件。在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现代社会中,腐败形式之所以会呈现出日趋复杂的多样性也同样可以从生活世界的构成要素中得到说明。     

葛兰西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比较研究

"市民社会"从古至今依次被赋予政治、经济与文化意义的内涵.葛兰西与哈贝马斯从文化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代表了市民社会研究的当代转型,同属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他们将市民社会界定为社会文化领域,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合法化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从而视市民社会为国家统治合法性的主要策源地.但是,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与理论诉求,他们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实现方式以及对待市民社会的态度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     

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途径

“社会制约权力”中所说的“社会”是指市民社会，社会制约权力的逻辑起点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而由此产生的国家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即人民主权和代议制民主） ，以及达尔在孟德斯鸠、伯克、托克维尔等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重集团的统治”学说，乃是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支柱。社会制约权力的实现，则依赖于市民社会对资源占有量的大小、各种利益集团的崛起、律师队伍和新闻媒介的社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律与自治。     

同情的爱——樊家树与沈凤喜爱情的意识特征及其悲剧必然性

“同情的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进步知识分子典型的恋爱心态，它是平民主义思潮在感情世界的反应与体现。《啼笑因缘》中樊家树与沈凤喜的爱情发端于“同情的爱”，具有平民主义理想内涵，是与以金钱权力为本位的爱情观及其支配下的世俗婚恋行为相对立的理想主义爱情。但在金钱权力统治的市民社会，这样的爱情却必然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经历痛苦挣扎后而走向幻灭的悲剧。     

基于社会比较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研究

随机采集4所高校450名大学生有关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调查数据,探讨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幸福感的关系以及不同收入水平在社会比较作用下的表现。研究发现,“财富意味着成功”是当下物质主义价值观最明显的特征,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社会比较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WTBX]r[WTBZ]=0.14,[WTBX]P[WTBZ]<0.01),与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WTBX]r[WTBZ]=-0.13,[WTBX]P[WTBZ]<0.01),社会比较在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社会物质富裕的同时需要兼顾社会比较带来的公平建设问题,创新物质评价体系,提升不同阶层间的相对幸福感。     

全球化与后现代价值观

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证据表明,在过去几十年,一套新的后现代价值观改变了全球范围内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性的规范。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向,仅只是正在发生的从现代价值观到后现代价值观转向这一更加广泛变迁中的一个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之间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经济繁荣固然有助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但是,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则是通过代际价值观的更替得以实现的。从长远来看,经济发展倾向于带来有利于民主制度的文化变迁。这种变迁是与后现代价值观的出现相关联的一种更加广泛进程的一部分。而主观幸福感在使民主制度合法化过程中扮演着一种重要角色。     

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市民社会孕育了宪政文化,培养了法治精神,形成了社会权力,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中国历史上缺失市民社会和现实中市民社会不成熟是中国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的根本症结。因此,中国建立宪政之途和走向法治之路就是培育和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加强政治民主化和权力监督,推动社会利益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推动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多样化,这既是为了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也是在铺垫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社会权力变动中我国政府角色定位的演化

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是我国权力的主要内容,两者既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社会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根源和基础,它在维护个体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和弥补国家权力功能不足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国家权力是社会权力的支持和保障,是社会权力建立和维持自己统治的基础和前提。社会权力发展的轨迹决定了国家权力存在的范围及实现的程度。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权力的不断发展,对国家权力的重要载体——政府产生巨大影响:推动着政府在治理方式上从统治向治理转变、在权限上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法治的社会生成——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结构的法治意涵

法治作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政治诉求,其核心是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和对权利的尊重与保护,这个核心恰好切中了中国传统的权力本位、权利缺位的硬伤。但要真正建成法治国家,认真探索法治赖以生成的社会基础实属必然,故而近年来从社会结构等对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关系的讨论渐趋入。拟探讨市民社会的培育与成熟对法治的深层作用,进而对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型构作为法治的深层社会基础的中国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作一浅析。     

张爱玲小说的解构意图与现代市民价值观

张爱玲的很多小说中都隐藏着一个反传统、反现实、反当下、反理想的传奇构架,通过对普通市民的恋爱梦想、金钱梦想、神圣价值等一切具有现代市民白日梦特质的传奇式幻想的解构,从更为深刻也更具超越性的层面上揭示了现代市民价值观。这些想象的幻灭,缘于张爱玲对现代市民价值观的清醒认识,她对现代市民白日梦的解构,预示着现代市民小说进入了更清醒、更现实的成熟阶段。她将现代市民“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赋予了更深沉的道德涵义,张扬了日常现代性的可能性,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提供了新的范本。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意义阐释——一种政治哲学的思考维度

作为现代性多种"征候"之一的市民社会,通过资本和形而上学联姻共谋对人进行抽象统治,招致马克思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原则作出批判,而这种批判路径,已随现代性持续深入,在当下获得新的历史承载。承续和深化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于切中现实的生活世界,关乎现代性下人的生存状态,并深入到时代根基处来推进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遗产中"未完成"之历史任务。     

尼采的“柏拉图主义”

尼采颠覆了传统柏拉图主义的“两个世界”学说,代之以新的“两个世界”理论。同一个世界在他那里被分为了深层和表层这样两个层次,居于深层的是权力意志的世界,附于表层的是外观世界,而通过权力意志的透视,外观世界从深层世界中涌现出来。就尼采仍把世界一分为二而言,他的世界观依旧是一种柏拉图主义的世界观,当然,这是一种经过转换,改装了的柏拉图主义世界观,即颠倒的、内在论的而非超越论的柏拉图主义世界观。     

构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基本思路

理性化的国家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后发现代化道路成败的关键所在,只有在与市民社会的均衡结构状态中,国家权力才能受到有效制约,这就是当代中国培育市民社会的深远意义所在。立足于中国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确定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基本思路: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为思想前提,以互益型社团为现实起点,在最广泛的参与和支持中走向发展和壮大。     

市民社会的法治意义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西方中世纪后期市民社会运动为近代法治确立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