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路径

在依法治国成为我国治国方略的条件下,政府需要通过法治方式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因此,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管理的理念要培养法治理念、社会管理方式要依法管理、社会管理机制要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等法治途径实现社会管理创新。     

论社会管理创新的文化精神基础

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任何一种社会管理体制,都是信念、价值和习惯等文化精神的表达方式。任何一种社会管理体制都需要一种内在精神的支撑,需要社会管理各方对于社会管理体制的一种深厚的、持久的承诺。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不仅是一套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管理体制,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社会管理体制,客观上要求文化精神的重构。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孕育。     

论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

村规民约凭借其内生性和灵活性,紧密契合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和辅助国家法律实施的积极作用。村规民约的法治化使之与国家法律形成良性互动,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有的法治功能。实践中,村规民约存在制定程序不规范、文本内容个性化、操作性不强、执行保障力度不够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法治功能的发挥。增强村规民约制定程序的规范化水平,强化文本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及执行保障力度,确保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法治功能的实现。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以法律文化创新为视角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是法律文化创新的逻辑使然.法治主体的文化创造性、法治实践的文化限制性与法治建设的文化发展性构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基本缘由;历时性概念的"传统与现代"、区域性意义的"先发与后至"与结构层面的"显性与隐性"形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现实语境;制度建构中的文化继承与更新、法律教育中的文化传播与接受及法律实践中的文化创造与超越是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具体路径.     

法治理念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法治社会,因此,法治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它使法治成为良法之治,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它使政府服从法律,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组织保障;它使法律获得民众的普遍信仰,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主体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弘扬法治理念,在法制建设中坚持人本的法律观,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进而实现社会和谐的最终目标.     

论催生法治社会的社会权力引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将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到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一体建设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法治社会建设备受关注。法治社会的主旨是社会领域的依法自主治理,法治社会建设主要应由社会权力来推进,社会权力是催生法治社会的主要动力引擎,社会权力的健康成长和机制运行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关键因素。要认真对待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权力的引擎作用。     

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中国法治进程的拓展与深化

法律思维主要是法律职业群体依据法律进行思考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法律思维也有着一定局限,包括仅仅聚焦于个案、过于专业化和本土化难题等方面。如果说法律思维是根据法律进行思考的话,那么法治思维就是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围绕法律及其相关社会规范进行思考的方式。相比较而言,法治思维更加全面和综合。法治思维能够弥补法律思维的不足,二者的区别表现在主体、评价标准、作用范围和学科属性上,其中主体的区别具有决定意义。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共同指向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在未来的发展中,法治思维将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法治方式将成为主导社会治理的手段。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展现了法治的拓展和深化,在推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律职业群体和权力阶层需要携手共进,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也需要深度融合。正式法律制度是实现这种深度融合的主要方式,具体制度形式包括法律顾问制度、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和考核问责机制等。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理念

任何制度都是在一定价值理念主导下制定形成的。当前,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树立以人为本、治理善治、公平正义和依法管理的基本理念。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社会管理主体刍议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社会管理格局中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定位、社会组织的协同功能、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以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推动“多中心主体”社会治理。     

法制下法治与法治下法制

法制下法治和法治下法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法制下法治之治理主体单一,法治下法制治理主体多元;法制下法治依赖国家法正义观支持,法治下法制依赖多维正义观支持;法制下法治以人为治理客体,法治下法制则以人和法律同为治理客体。在特定历史阶段,法制下法治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民主勃兴和社会转型的逐步推进,法制下法治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瓶颈,应为法治下法制的理论和实践所突破。法治下法制是多元法律规则并存于社会与依法办事之法治原则的结晶。通过各种法规则的冲突、互动和整合,法治自然会从理想走向现实。     

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需求与路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它包括信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信用创新政府监管机制、信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维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我国新发展阶段推动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创新要把握政府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模式、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现实需要,通过打造信用数智底座、提升信用监管效能、强化区域信用协同、完善信用豁免机制等创新举措来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动政务服务升级、打造多元共治格局、强化主体权益保护。     

主体性在构建和谐法治社会中的意义

主体性问题是近现代以来哲学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我国以及西方哲学界有关主体、主体性涵义、价值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的综合分析,对法律主体进行论述,结合当今法治全球化的背景和我国当前法治进程,揭示各法律主体主体性的发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社会中的意义。     

共存机制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与自治——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处于"街居制"与"社区制"共存的状态。因街居制与社区制是基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机制,当前基层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因为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理念没有相匹配而造成的。社区制取代街居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它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发生改变和完善。其途径是,以服务型执法确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简政放权、行政管理重心上移;以预算制度保证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的效率;以法治建设保证转型后的社会治理机制不走样。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与法治

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制度选择,而依法行政则在法治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处于关键的地位。权力必然腐败的"铁律"使得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成为法治的制度保障。在控制行政权力行使的各种监督形式中,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我国社会工作职业法律体系的建构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后,迫切需要建构我国的社会工作职业法律体系,依法规范、保障和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这种需要更加迫切。目前迫切需要制定和建构我国的社会工作职业法律法规体系,包括社会工作职业法律法规、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权利保护法律法规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法律法规。     

“以人为本”视野下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人民群众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是创新社会管理的价值基础,是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在坚持"以人为本"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上,要不断健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相关法律制度,构建良好的公众参与法制环境;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建立社会管理创新协商治理机制;培育公众参与的公共责任意识,提升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拓宽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渠道,发展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路径。最终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问题研究

从人类文明的形态上,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法治的其本形态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宗法模式,与社会决定国家的民主模式。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西部地区社会稳定的法治路径探索

出于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和谐的需要,维护稳定已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头等大事。然而,社会稳定不能简单归结为社会秩序的稳定,还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局面、外部环境的稳定,甚至包括普通民众的心理稳定。因此,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不在于消除社会中的所有问题,而在于以民主、法治的方式对社会矛盾进行调试,将其控制在秩序的"良性"范围之内。法治作为民主社会政府治理的主要手段,理应成为西部地区维护社会稳定的破题之道。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基本问题论略

国家治理体系由治理主体、理念及方式三大核心要素构成。与之对应,当下中国治理体系呈现出党主导开放型政党制度日趋成熟、从"管理"向"治理"的理念转变深入人心、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主导治理方式的时代特征。一党主导保证了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治理理念造就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法治路径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未来我党的执政治理能力、国家治理方式及全面依法治国事业仍需要不断提升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