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灾疫预防实践的社会伦理考察

当代灾疫预防应改变只＂防＂不＂预＂的社会方式,重建以干预消灭灾疫隐患为主要任务的社会预防策略。为此,当代灾疫预防必须以＂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为根本法则,以自然、生命、人、社会共生互生为价值导向,以建设生境化生态文明为最终伦理目标,并以＂生态优先于利益＂、＂需求优先于欲求＂、＂生存优先于发展＂为伦理指导原则,进行...     

当代灾疫治理的生境伦理考察

频频爆发、首尾相连的当代灾疫,已成为世界性难题。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治本之道,就是面对灾疫而重建生境。重建生境的最终目标,是构建生境化生态文明社会。重建生境必须面对地球失律的整体境遇而具备全球视野,并以"人与天调"、"持续再生"、"群己权界"为根本伦理原则,重建生境伦理价值体系、伦理生态体系和伦理存在方式,然后以此为导向,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和简朴生活的当代道路。惟有如此,才可真正破除惟经济增长神话,节制生产;抑制掠夺野性,恢复自然本性,让地球恢复健壮生育能力,让日月之行重获四季分明,让空气无污染,大地绿荫,生物保持多样性。     

当代疫灾的伦理生态学思考

疫灾与伦理生态构成变动关系：在自然生存时代,疫灾对生境破坏呈偶发性、易逝性和易恢复性;进入人力生存时代,无限征服自然、改造环境、掠夺生物资源的伦理生态学方式,成为疫灾大流行的动力性根源。阻止、降解、减少当代疫灾,须重建生境导向的自然-社会伦理生态体系：第一,应重新认知疫灾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改变无限论观念,重建限度生存信念,使生产和消费促进生境恢复;第二,应解构技术主义,恢复生物和文化调适方式,恢复生物调适,就是运用生物规律来化解人类与环境、生物、自然之间的对立,引导人类遵循生物原理,服从自然之生生法则;第三,重塑文化调适,就是再造人类节制能力,尤其节制无限膨胀的利欲生产和人口生产,这是从根本上阻止、降解、减少当代疫灾的社会政治-经济学方式和社会伦理生态学方法。     

灾疫伦理视域中的气候伦理刍议

伴随全球化进程而出现的灾疫失律,意味着灾疫问题因人类活动的干扰而日益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内部风险。灾疫失律的一个重要成因,是因人力干扰而造成的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气候危机。不同路径的灾疫伦理研究,可能为气候危机的伦理学考量提供一定的思维契机。灾疫伦理学的生态理性思想,为气候伦理研究提供了一种生态整体视角;气候治理的目标指向,在于创建具有生境化特征的生态文明;气候治理的具体路径,在于践行一种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伦理思路。     

当代灾疫预警实践的社会伦理考察

在当代社会,面对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频繁灾疫之难,重建社会整体动员的灾疫预警方式和灾疫预警体系,乃卓有成效地展开灾疫预防的关键环节。立足当代存在发展,灾疫预警必须从人出发,以＂生命重于一切＂和＂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为根本价值诉求,遵循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之伦理原则,以灾疫情事实本真真实和全民问责为基本内容,创建并不断完...     

展开全民灾疫教育的伦理方向

在灾疫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今天,防治灾疫的根本之道,是重建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生互生的生境之道。展开全民灾疫教育,乃是人类生境重建的必由之路。展开全民灾疫教育,其首要任务是引导全民了解灾疫、认识灾疫,使人人具备灾疫防治、重建生境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其根本任务是对全民进行生存教育、生活教育和怎样做人、如何待物的教育,引导人们重新向自然学习,学会与地球生命共在互存。基于此两个方面的考量,展开全民灾疫教育,需要全方位的伦理引导。     

灾疫生命伦理研究的实践论视域

灾疫生命伦理研究就是对灾疫防治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生命权利、尊严、救助、治疗、康复等问题予以系统的伦理检讨,为灾疫防治实践如何遵循生命本性而维护、弘扬生命并创造生命的自身价值和意义提供可行的伦理方案。为此,灾疫生命伦理研究应遵循一切生命的存在权利必须平等和完整之伦理准则,并以亲生命性和生命的非计算性为实践原则。灾疫前预防性治理实践,应以引导人人平等善待,人人学会敬畏、学会关爱、学会为重建生境而努力为根本任务;灾疫爆发后救助性治理实践,应以如何更人性、更有效地拯救生命为重心;灾疫后重建性治理实践,应以如何更卓有成效地使所有生命获得生理和心灵的康复为要务。     

根治当代灾疫的社会学思考（上）

当代灾疫,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需要进行全球生态化的社会学重建。这一重建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重建灾疫防治的伦理认知体系：首先引导社会重新认识人性和再造人性,为重建当代灾疫防治伦理认知体系奠定基石。在此基础上,一是构建以生命中心论、整体生态观和生态逻辑优先观为基本内容的灾疫防治伦理认知论;二是创建灾疫防治伦理方法论,主要包括灾疫...     

灾疫伦理学：一种生态文明的话语方法

灾疫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文科学,以生态理性哲学为指导,拷问频频爆发的当代灾疫之难的历史性生存之因,引导当代人类从伦理学角度入手检讨自我,重建生境,重续人与自然宇宙、生命世界的亲缘性存在关系,恢复日常生活的安全感、稳定性和生存的家园归宿感。灾疫伦理学的最高使命,就是为当代人类开创生态文明构架起一座全新的实践理性桥梁。这座桥梁即是负载灾疫伦理认知体系、观念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的生态理性实践话语体系,它以＂灾疫伦理＂为基本范畴,以＂生境重建＂、＂生态利益＂、＂生态安全＂为核心概念,以灾疫防治宏观伦理方案设计和微观伦理方案实施为两维指向。     

灾疫伦理：应用伦理研究的视野廓大与重心转移

当代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以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为基本内容的灾难,就变成了日常生活内容,人类为了重建生活的安全感、生存的稳定性和存在的根基,寻求重建生境和家园的根本之道,由是,灾疫伦理学应运而生。灾疫伦理学的诞生及其走向未来的发展,必然肩负起为当代人类创建生态文明世界搭建一座认知桥梁,并为国家灾疫防治和灾疫后重建提供伦理化的实践行动方案。因而,灾疫伦理学的发展,必将为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灾害伦理学、制度伦理学、法律伦理学、地球生态伦理学、生物伦理学、科技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市场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管理科学、生态科学、环境科学、人类文化学的发展,提供一种生机勃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开放的视野与方法。     

风险社会灾疫后重建的社会伦理思考

灾疫一旦发生,就面临重建。灾疫后重建,涉及物理和精神两个领域,因而其重建必要接受符合全球生态化的和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要求的伦理引导与规训。具体论之,当代灾疫后重建应接受"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之伦理理念指导,以灾疫民人人安居乐业为现实生活目标,以灾疫区生境化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区为社会发展目标。基此双重要求,当代灾疫后重建必须遵循民权原则、生生原则和协调原则,将重建环境生境和家园精神体系作为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面引导灾疫民学会感恩,学会敬畏,学会善待一切和珍视一切。前者是灾疫后重建的首要社会方法,后者是灾疫后重建的基本社会方法。     

试论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其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随着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也日益凸显出来.一般而言,法律与道德的合理限度内的冲突对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有着积极的功能.而一旦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显得比较激烈并有可能超过必要的限度时,就可能会对社会的正常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甚至可能成为阻力.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这一现象及其深层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限制这一冲突的法律途径,以实现"在和谐中的冲突"和"在冲突中的和谐".     

当代灾疫防治应该共同遵守的普适道德原则

以自由原理为导向,当代灾疫防治必须遵循权利为核心、以利益补偿为方向的普适道德原则体系的规范。在这一道德规范体系中,惟生命原则是其奠基原则,它为灾疫防治提供了价值导向系统;普遍平等原则是其前提原则,它为灾疫防治构建起多元开放的社会平台;全面公正原则是其行动原则,它为灾疫防治提供了行动规则体系;而惟生命安全和惟生存健康原则...     

"天"的伦理意义与当代伦理崇拜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主神和至上神.天没有超越性,天人不分,天人合一,心理合一.天具有强烈的伦理意义,伦理上升为类似于天的崇拜对象,形成伦理崇拜现象,即崇拜的对象不是终级的天或者其它至上者,而是特定的伦理体系或伦理原则.了解伦理崇拜及其文化来源,才能理解当代中国民间膜拜倾向的特点,才能理解无神论与膜拜迷狂的两极舞蹈.     

论责任伦理的基础

责任是现代伦理学的重要概念或观念之一。它包含三组概念、两组关系,即行为人、相应的事实或结果,以及对该事实或结果的评价,前两项构成因果关系。责任还是评价的对象。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评价包括道德评价都是相对的,因此作为评价的责任具有相对性。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说,因果必然性也是相对的,因此,行为者与相应的结果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本身也缺乏确定性。这两个结论表明责任认定具有相对性并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未经审查的责任观念存在着风险。相反,个体主体性才是责任的基础,弘扬个体性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责任。传统儒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责任伦理。     

论民间伦理的特征

作为一种不定型的、由普通民众在其实际生活中自发形成、在话语表达上居于主流之外的价值观念,民间伦理具有边缘性、实用性、包容性和地域性四大特征。其中,边缘性是对民间伦理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勾画;实用性表明了民间伦理对现实人生的根本态度;包容性体现了民间伦理在内容上的无所不包及对多元价值的宽容;而地域性则是对民间伦理地域差别的描述。     

汉语棱镜中的华夏伦理观

伦理观念是一个民族心理文化的核心,总是从属于一定的民族群体。汉语作为汉民族伦理观的载体,其运行的时序性是汉语伦理等级、辈次顺序的真实写照。这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平面以及语言运用中都有映射,由此也印证了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