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补(趋向补语)短语的自由和粘着问题

本文提出了以复合趋向动词作补语的述补短语单说与否的判断方法     

汉语粘着词语的相对性

本文针对学术界关于粘着形式和自由形式区分问题的几种论点提出问题,认为它们均与语言事实不符,在汉语里是行不通的.在理论上也有斟酌的余地.并用事实证明汉语粘着词语具有自己相对的特点,它不是“在任何语境中都不能成句的语言形式”.     

主谓动宾可变换结构与动词语义多功能性

有时一个名词性的受事成分与动词结合时,既可以在动词前做主语也可以在动词后做宾语,无论做主语还是做宾语两序列的语义结构是相同的;不同的词类序列代表不同的句式,两序列可看做两种不同的句式,具有不同的句式意义;句式的整体意义与其构成部分是一种互动关系,作为句法核心的动词在不同的结构中自然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语义特征,显示了动词本身语义的多功能性。     

主谓式标题的语法特征

主谓式标题,从表层形式上来说,主语、谓语都不欠缺,与自然语句相比,句法结构似乎毫无二致,即标题性不太明显;但是若从语法的三个平面综合来考察,则有许多不同于自然语句的地方。     

论三种自由

最近,政治哲学家们对社会自由、政治自由,尤其是无干涉自由和无支配自由概念给予了较多关注。概括而言,目前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自由理念,它们分别是心理自由或精神自由、伦理自由或道德自由、政治自由或社会自由。这些自由在人的自由体系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价值,依次呈现为意志自生自由、意志自主自由和意志自为自由。意志自生自由是指人们拥有对呈现在任何一次选择中的诸多选项进行慎思的心理能力。意志自主自由是指人们具有与可靠地实践那种能力相匹配的道德品质或技能,展示人们对将引导其开展慎思的诸多考虑的真实感悟。意志自为自由则是指人们在做出自由选择时得到政治保护,以至于他们能被视为自由人。无干涉自由和无支配自由具有本质差别,后者更接近人的本质。当我们讨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时,最终必定会触及无支配自由。     

自由及其限度——关于自由的两种面相

自由先天地具有两种面相。基于人性的限度,属于“应然”范畴的人的绝对自由由于受制于社会环境而走向相对自由。基于平等的限度,消极自由主义看到了自由对于正义、美德、平等等价值的重要性,却局限于平等问题的解决;积极自由主义强调依靠人为努力获得自由,但对自由的强制追求却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追求具有社会伦理规范意义上的实质自由。基于宽容的限度,走向普遍主义的单一自由必然以自由的名义剥夺人们的自由;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以宽容为核心的多元自由则认为价值没有中心与等级之分,因为自由是一种宽容的哲学,宽容的目标是共存而非共识。     

古汉语是否存在主谓谓语句

主谓谓语句是现代汉语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古今语法具有承继性 ,古汉语语法著作对主谓谓语句涉猎极少 ,在教学中 ,我们以先秦作品为语料进行分析研究 ,认为主谓谓语句存在于古汉语句法结构中。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     

超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从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说起

伯林划分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概念不足以涵盖人类对自由的理解与感受。根据历史上思想家们对自由含义的不同界定,自由从概念上应分为内省型自由和外缘型自由两大类,而后者又可以分为守卫型自由、发展型自由和依附型自由三种。伯林所界定的消极自由可以归于守卫型自由中,而积极自由可以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属于内省型自由以及三种不同的外缘型自由中。     

自由与贫困——试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区分后的一种影响

伯林式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实质是形式化自由与实质性自由的区分。这个区分将社会经济因素从自由的限制奈件中排除,实际上切断了自由与能力之间的概念联系,由此带来的一个推论是：贫困只是自由的手段的缺乏而不是自由本身的丧失。一旦我们重新将社会经济因素引入到自由的限制奈件,自由从一个形式化的概念转化为一个实质性的概念。在积极自由的意义上,贫困可能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一种不自由的形式。     

自由及其制衡——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研究

观念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错误观念产生的问题要通过正确的观念来化解。以赛亚·伯林认为积极自由具有容易变异的特性,因此,积极自由观念往往会造成对自由的背叛;消极自由的实质是绝对的个人权利,它可以对积极自由产生有效的制衡,促使自由内部生态实现平衡。制衡中要重视积极自由的重要价值,在凸显消极自由重要意义的同时不能因噎废食。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制衡实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在政治生活中,既要发挥权力的正面作用,又要保证权利的神圣领地。     

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梳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少数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的两种概念作了区分。虽然他们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含义上与伯林的阐释基本相同,但对二者的态度与对二者关系的处理则截然有别。张申府与吴恩裕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更为偏爱积极自由。张佛泉把自由分为两个指称,他虽然极力抨击积极自由,但也认为第一指称下的自由与第二指称下的自由并不冲突,二者毋宁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王弼的体无自由观和康德的先验自由观

王弼和康德都不约而同地通过对整体世界进行"本体"和"现象"的二重划分,以"自由的存在统摄不自由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来解决人的自由问题。尽管二者对于"本体"和"现象"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在人的自由问题上,他们一致认为人因其单纯的现象性而不自由,因其本体性而自由。在王弼那里,自由就是"体无",以无统有。在康德那里,自由是实践理性中的先验存在,自由就是自律。至于作为公设存在的"圣人无累""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则是人实现自由的外在引导和保障。进而,二者又从"人"的自由,过渡到"国"的自由,力图建立一个自由之国。     

恩格斯自由和必然思想与信息时代人的自由

在对人的自由的理解上,由于受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人将恩格斯自由和必然思想混同于近代旧哲学观点,并以这种旧哲学观点来思考信息时代人的自由,从而陷入要么肯定自由,要么否定自由的两极化倾向。事实上,恩格斯是在实践的哲学思维方式下来全面阐述自由和必然辩证关系的,并在哲学理论上真正确立了人的自由。这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对这一关系的理解具有本质区别。按照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思想可以发现：信息时代对信息科学技术的开掘利用,正将人的实践推进到新的阶段。人和自然的关系及其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都将被提升到与人的全面发展息息相关的复杂层面。人的自由也将在认识和利用更复杂的必然性,特别是在对人自身的全面提升中被赋予自觉、自为的现实内涵。     

试析粘着语的独特结构

语言学家们把人类语言分为:孤立语,曲折语,粘着语.日语则是粘着语的代表,本文将对粘着语的特点进行阐述,并对日语的SOV语序(主语 (助词) 宾语 (助词) 谓语的结构)进行了探索.     

马克斯·韦伯的"学术自由"初探

马克斯·韦伯这位社会科学的巨人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遗产,然而有关他的大学"学术自由"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空白。本文试图从韦伯的生平和学术经历中揭示出他对所思考的"学术自由"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并对他的"学术自由"作出初步剖析。最后,本文指出了韦伯的"学术自由"所不可避免的缺陷。     

追求自由与善——冯契伦理思想初探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智慧说”,以“转识成智”的认识过程辩证法沟通知识和智慧、科学和人生,奠定了当代道德的哲学基础;以“自由劳动”为基石,对包括道德价值在内的合理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论证;以“自觉自愿”作为道德行为的基本特征,并由此阐明了培养理想人格的基本途径,是一种综合了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中国哲学思想的积极成果,并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做出了创造性回应的哲学-伦理学说。“智慧说”在新时期我国伦理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对当代道德生活的启示意义,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两种自由的分与合——对贡斯当自由观的理论定位

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邦雅曼·贡斯当有关自由理论的最大特色在于他以时代的区分为基础把自由分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两种自由之间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存有一定的关联性。两种自由的结合是民主与宪政的结合,但由于两种自由之间的内在紧张以及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两种自由并不能完全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