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徐志摩诗歌的两种独特用韵格式

徐志摩的诗,用韵十分灵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句尾用韵既有规律,但又格式多样,千姿百态。如《雪花的欢乐》和《为谁》两诗每节均为五句,但前者每节采用的是aabbb的韵式(即前两句用一个韵,后三句换用另一个韵),而后者每节采用的是abbba的韵式(即首尾两句遥相押韵,中间三句换用另一个韵);《三月十二日深夜大沽口外》每节均为六句,其中     

从交韵的处置看《诗经》韵例的分析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修订本)对《诗经》的韵例作了如下分析:一、从韵在句中的位置看,可以分为句尾韵和句中韵,句中韵又叫变相句尾韵。二、从一章中所用的韵数看,可以分为一韵到底和换韵。三、从韵脚相互距离看,可以分为句句押韵、隔句押韵和交韵。其他的古汉语教材对《诗经》韵例的分析与此大致相同。例如,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白居易半格诗规制考

白居易作为元白诗派的代表人物,创造了半格诗这一新的诗体,融合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格律规范于一体。就字数而言,半格诗不受字数限制,多用12句、16句、20句等句数类型;就平仄而言,合律诗句和不合律诗句同时存在且比重大致持平,多用粘对律和拗救;就用韵而言,其韵式分为一韵到底、邻韵互押和中途换韵三种,平声韵部使用频率较高;就对仗而言,主要分为律诗的工对、古体诗的对仗和无对仗等三种类型。其规制介于古体诗和近体诗之间,别具一格,"似古非古,似律非律",为古典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玄、佛语境与陶、谢诗旨

南宋陈善在《扪虱新话》中说,一日他与林俯论诗,“林倅曰:‘诗有韵有格,故自不同。如渊明诗,是其格高;谢灵运句,乃其韵胜也。’予时听之,瞿然若有所悟”(下集卷一)。这段话在历代评陶论谢的浩繁文字中也许并不显眼,因而较少为人所重。但依笔者之见,此说实在称得上卓尔不群,独出机杼;一“格高”一“韵胜”之论,可谓直达陶、谢诗旨之神髓。 笔者之所以对陈善所述的这段文字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它言简意赅地概括了陶、谢诗作的中心旨趣,而且它还涉及到了中国诗史在唐以前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迁,那就是诗美观念由重“格”(人格、品     

从唐代赋韵诗看《滕王阁序》“一言均赋”的解释

<正> 王勃《滕王阁序》中有“一言均赋,四韵俱成”两句话。王力《古代汉语》(修订本)第1179页注[6]说:“这是说每人技分得的韵字赋诗。完成一首四韵八句的诗。一言,即一字,指分韵所得的字。”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第265页注[80]说:“意谓与会的人,各分一言(字)为韵,以四韵八句成篇。赋,分。”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下册第763页注[6]中说:“古人集会赋诗,往往规定一个统一的韵,或者规定一些字分配给各人做韵脚。一言可能指规定的韵字。均赋,指每人都赋诗一首。”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三位先生都忽略了分韵字赋诗的种种严格限制,把不     

蒙学教材《千字文》的用韵与用典

《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识字教材中的精品,其句式整齐押韵,用韵采用隔句押韵,使用了换韵形式;文中融汇大量典故,使其成为内涵丰富的四言韵书。     

论“花间”词调及其奠定的词体特色

作为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在奠定词体特色与促成词体意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参照作为词源的诗体、盛中唐文人词调与宋代流行词调，对“花间”词调作综合统计与对比分析，可知有两大类词调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一是基本律句主导类小令，包括纯奇字句式，从中唐起已占据文人词主流；奇偶句混合式，由《花间集》兴起，在南唐词中发扬光大。二是混合类小令，由《花间集》兴起，尤能彰显词体特色。“花间”词调特色由温庭筠奠基，主要表现为篇句短、韵密、偶字句增加，押换韵频率、句式长短、结构、声律更灵变。因此，“花间”词调以繁促著称，更擅写细美柔婉意境，能别于诗源，奠定词体本色，促成词体演进。     

朝鲜崔淑精汉诗用韵研究

崔淑精是朝鲜李朝初期一位重要诗人,其汉诗集《逍遥斋集》鲜有学者研究.通过与《东国正韵》和《洪武正韵》韵部比较,发现崔淑精汉诗用韵与两部韵书相合率非常接近.我们认为崔淑精作诗用韵主要依据《洪武正韵》,同时也受到《东国正韵》的影响.     

“赞”文分类与《文选》录“赞”

汉魏以来,因应不同场合与需要,赞文创作蔚为大观,可分为散文之赞和韵语之赞两类.散文之赞主要有经赞和史论赞,分别重在阐明与评论;韵语之赞主要有仪赞、画赞、史述赞和杂赞,为赞文之主体.其文或与仪式活动相关,或阐明图画、赞颂人像,或用于史书中概述大意、兼行褒贬,或随地取材、因材施赞.其体以四言体为主,兼有五言、七言、杂言,甚或骚、赋诸体,通篇押韵,多为隔句用韵,或一韵到底,或每四句、六句抑或八句、十句一换韵,或无一定之规,通篇灵活换韵.入选萧统《文选》的赞文,在类型上分属画赞、人物杂赞、史述赞和史论赞,其得以入选,主要在于情辞之美.     

《老子》韵读研究

本文分三大部分：一、依王力古韵三十部，将《老子》各章所有入韵之字表而谱之；二、自用韵之部居、韵在句中之位置、韵在章中之位置、用韵之数量、用韵比配之形式等角度，归纳出《老子》用韵40例；三、古今诸家对《老子》韵读之研究，多有失误所在。究其失误之由，则主要在于对《老子》韵例之特殊性及《老子》以古谐声入韵之特殊性认识不足。特略考数例，以明一般。     

唐代赋学思想发展脉络初探

受文体和资料零散的影响,学界在唐代赋学思想研究领域深入探讨得不多,更遑论对唐代赋学思想的整体把握。唐代赋学思想在人们直观印象上显得相当贫弱,而实际上却比较丰富。其赋学思想发展脉络从时间上看呈明显的阶段性,主要可分为初盛唐、中唐、晚唐等三个阶段;从内容上看,初期重在历史批评,中期形成古、律之争,晚期讽时赋学思想凸显,总体上是以尚用的功利批评为主。其整体风貌和发展脉络是比较清晰的。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再论“满俊事件”

成化年间发生的“满俊事件”对明中后期政局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文章从明代文献对土达的记载入手，就满俊事件的原因、结果及明廷对土达的安抚及由此而引起的对固原边备的政策调整等事宜进行了考论。     

论"操诗属汉音、丕植诗属魏响"——兼及"文学自觉说"

本文不直接论述目前学术界热烈争论的"文学自觉说",而是以考察汉魏诗歌之变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曹操与曹丕、曹植的诗歌的不同,对"操诗属汉音、丕植属魏响"之说的合理内核予以挖掘,兼及"文学自觉说".     

从西周气候的变迁看《豳风·七月》的写作时间

西周前期是温热天气,到中叶气候转入寒冷干旱期.根据西周气候的变迁和<幽风·七月>一诗中的物候现象,以及文献考古材料,可以证明<幽风·七月>作成时间不是在周初,而应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     

梁武帝代齐之前仕历考

梁武帝萧衍代齐之前的生平仕历,史书所载多不够详密.本文试对其自建元四年至中兴二年间共计二十年的仕历、行年作初步的考证,并对其间所涉部分诗文略加诠解.     

清末滇南猛乌、乌得界务危机中的政府应对探析

猛乌、乌得原为清朝普洱府辖地,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在清末法国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因清政府国力衰弱,在与英法等列强的冲突和博弈过程中,导致猛乌、乌得划归法属越南,最终成为今天老挝领土的一部分。清朝在猛乌、乌得界务危机中的应对和处置,是清末边疆危机和疆域变迁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国传统藩属体系在西方条约体系碰撞中的被迫转型,以及清朝边政、边吏、边民在这场社会变革中疆域观、夷夏观等治边理念和治边政策的近代化演进历程。     

顺治朝清廷经略甘宁青地区政策得失述评——以孟乔芳任职陕西三边总督期间为中心（1645—1654）

明清鼎革之际，地处西北边陲的甘宁青地区社会动乱不已，各种势力竟相争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顺治二年至十一年，甘宁青地区隶属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辖制，其在甘宁青地区的军事、吏治、民族政策等方面均有所施政。对孟乔芳督抚期间在甘宁青地区施政措施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顺治朝清廷经略甘宁青地区的整体情况。     

略论清末四川的鸦片烟祸

清末,中国土鸦片以“川土”数量最多。本文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鸦片泛滥情形的简要回顾,集中探讨了当时四川省鸦片烟祸泛滥的原因及其危害。     

明末清初善书风行现象解析

明末清初善书风行于世,从表面上看,它是受到了帝王及士人的倡导而风行起来的。而从更深的层面看,它既与当时的社会变动、社会矛盾密切相关,又与当时商品经济所造成的道德失控有关,同时它还是三教融合趋势的具体体现。这一时期的善书现世功利性加强,适应了几乎所有民众的功利需求而成为人们内心精神世界的寄托。另一方面,它是统治者进行劝善教化的一种手段,对传统伦理秩序的极力维护是善书无法摆脱的封建政治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