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朱谦之的文化观

略论朱谦之的文化观洪九来（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１９３３年，朱谦之（１８９９－１９７２，字情牵，福州人），一个“唯情主义者”，一个“不向政客堆里钻，能保持在文化中心地当穷教授的人”①在完成了《文化哲学》一书后自认其思想历程由第一期（宗教的虚无主义时...     

朱谦之生命哲学初探

中西合流是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特征。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瓦解,在中西交汇处,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线,包括现代新儒学(生命派非理性玄学)和科学实证主义(科学派理性哲学)在内的三条主要哲学发展线索。朱谦之哲学显然应归属生命派玄学一线。令人不解的是,被吴稚晖老先生视为二十年代中国思潮四个代表者之一的朱谦之哲学,在现有的哲学教科书或哲学史论著中,却没有他的位置,即便在论及柏     

试论朱谦之唯情哲学的理想人格

朱谦之以"情"为本体的唯情哲学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学者中曾有过广泛的影响,而他热情呼唤的"情人"人格理想,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朱谦之在强调"情人"行动的品格和"真"的价值取向的同时,不仅比较合理地回答了"情人"与"他人"的关系,也为"情人"注入了"自由"、"平等"的时代之音.他对"情"的高度关注,也启迪着后人更加合理地在人的性命中安置"情"的因素.     

荀学与西汉儒学之趋向

继孔、孟之后,荀子着重对善的现实化和普遍化问题进行了探讨,重视善得以实现的外在力量,开创了经世儒学的路向,对西汉儒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荀学与西汉儒学之趋向分别体现在性命观、儒士道统与政统精神和礼法观这三个方面。     

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之比较

本文认为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的同时 ,也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认真分析它们的异同及其形成原因 ,对于认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道路有着重要意义     

传统美学的承续与超越

中国传统美学具有生生不息之品格,它缘于中华民族文化一以贯之的民族认同心理与忧患情结,同时,这种文化又具有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气度,故能历经冲撞而走向未来,为今人承续与超越提供了可能性。由于中国传统美学就其最深层的意蕴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地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审美心理的体现,因此,只要中华民族还存在,这种传统美学的经典性与理想性就会在解体中再生,在扬弃中发展,因为它具有内在的永恒性与超越性。中国传统美学的渊远流长,生生不息,决定了它即使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依然能够传承下来,而不会走向衰亡。传统美学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概念,固然有许多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的因素在内,就此而言,它与现代性和西方启蒙思潮是相冲突的,但是传统文化中的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真善美价值的不懈追求的内在精神,却是与现代启蒙精神有相通之处的,是人类文明的精萃,是可以通过传承改造与现代性互相发明的。     

儒学与后汉士人的归隐之风

儒学与后汉士人的归隐之风刘厚琴隐士普遍存在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色之一。而中国古代隐士之盛始于后汉。范晔在《后汉书》中新辟《逸民列传》记载其事迹。作为一股潜流，后汉隐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风貌。汉代独尊儒术，以经治国。儒学对汉代士风有较大影响。儒学对...     

论儒学与两汉复仇之风

论儒学与两汉复仇之风刘厚琴汉代独尊儒术，以经学治国。儒家思想渗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考察汉代社会风俗可知，其时复仇之风十分盛行，复仇已经成为汉代社会的突出问题。儒学与两汉复仇之风有无关系？若有，这种关系达到了何种程度？本文拟作初步探讨。复仇在上...     

中国人文传统的承续与发展

2010年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陈来学术论著集(十二种),这是继陈寅恪、钱钟书之后,三联书店推出的第三位清华学者的文集。为了进一步促进国学研究、儒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与三联学术出版中心于2011年3月26日在清华园联合举办陈来学术论著集出版座谈会,谢维和、李昕、万俊人、王博、何怀宏、张学智、胡军、肖鹰、舒炜、高瑄、梁枢、段伟红、辛鸣、曹峰、强昱、向世陵、彭国翔、干春松、郑开、杨立华、吴增定、唐文明等首都高校学者参加了座谈。发言稿经翟奎凤整理和参会学者审定,现将部分内容刊发出来与读者共享。     

影像认知能力的断裂与承续

人类对影像的认知是十分古老的,但由于对影像复制能力的局限,影响了古代人类影像认知能力的发展.在影像复制技术和影像传输技术全面发展的今天,人类基本实现了用视觉判断来理解世界的古老梦想,影像化生存,在今天的社会里已经不是神话.但我们人类对人类影像文化的理解并不深刻,有影像化语言支撑的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文化,是用两条腿走路的文化,它能与原有的语言文字符号系统一起结构人类文化的未来.     

论前汉儒学之隆兴

一般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儒学即取得独尊地位。其实,这只是儒家由衰特盛的一个转捩点,儒家的真正的独尊应是后来的元、成二帝时期。元帝和成帝不仅十分推崇儒教,而且他们自身也是儒教的躬行者。这个时期十分重视儒家文化建设,重视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刘向领导的文献整理活动,是自孔子以来最重大的文化工程。《别录》、《七略》不仅是文献学上的巨著,也是思想史上一面旗帜。后来,班固承《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汉志》不仅保存了刘向、刘歆的目录学思想,也反应了儒学地位的崇高,是儒学独尊的标志。     

儒学发展动力之思

儒学的发展是多种力量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动力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异。社会需要是儒学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但对思想、理论而言,社会需要只有当它被意识、被思想之后才能成为思想、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力,因此,思想、理论的生成和发展有赖于人们的理论自觉。儒家的理论自觉是儒学发展的内驱力,这种理论自觉主要包括儒家学者的问题意识、现实意识、批判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等内容。儒学是在与非儒家、儒家内部的思想冲突、融合中发展起来的。儒学的未来发展既有赖于社会的需要,更取决于当代儒家学者的理论自觉。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     

经学与理学之历史及儒学未来

文化文明是一个生命体,要与外界不断进行"开合、出入、聚散、化",其生机才能旺盛。依此而论,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华夏不同部落的文化融合成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这种文明体演变到魏晋南北朝,遭遇到佛教的巨大冲击和挑战,中华文化融合印度佛教文化形成了禅宗,进而产生了宋明新儒学。就儒学而言,第一期为六经儒学,第二期为四书理学,经学与理学存在着老蚌结新珠的关系。晚明西方天主教与科技文化的传入导致了儒学与中华文化演变第三阶段的展开,从明清之际到民国新文化运动,可谓是儒学与中华文化不断深入反思与痛苦解构的历程。"打倒孔家店"可以看作是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凤凰涅槃。随之而来的是儒学与中华文化融合西方文明进行重新建构与结构的过程,我们今天正处于这种大开大合、中西融合孕育新文明的关键时期。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

2017年4月25日,应尼山书院邀请,中国儒家学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先生与美国儒家学者、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安靖如先生共聚济南大明湖畔,以"中美儒学对话: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为题举行对话,共同探讨世界儒学发展方向。安靖如先生是西方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提出"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理论,以表达对儒学发展方向、理路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把儒学理解为一个活的、发展中的传统,强调进步儒学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是"有根的全球哲学",即儒学的发展必须既是源自儒家传统的(有根的),又是敞开的(全球的)。黄玉顺先生所创立的"生活儒学"理论,意在发掘儒学所蕴涵的某些能够穿越时空、超越历史地域的观念。生活儒学突破"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揭示"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观念层级,强调回归生活本身及其仁爱情感,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和形下学,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对话过程中,两位儒家分别阐述了各自理论的创构背景、方法架构和核心观念,并且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深入地互动交流,在展现了各自独特的思想个性的同时取得了广泛共识。特别是在儒学发展之"有根的"立场和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上,"进步儒学"与"生活儒学"可谓高度一致。     

儒学的地域化与江南儒学

儒学的发展过程既经历了时间中的历史展开,也涉及空间中的地域分化。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心南移,儒学也出现了某种地域上的变化。与经济文化的南移相联系的是江南地区的地位逐渐突显,后者在儒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之一,是所谓"江南儒学"的出现。江南儒学作为儒学的地域性形态,无疑包含儒学之为儒学的普遍品格,但同时又呈现了自身的发展趋向,并有其具体的个性特点。同时,正如广义的儒学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取得新的形态一样,江南儒学也并非仅仅是以往的历史陈迹,而是面临在当代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种发展既基于时代的具体背景,也以不同学术观念和取向之间的互动为前提,后者不仅关乎儒学自身不同取向之间的交融,而且展开为儒学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儒学的内在生命与儒学的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学能否实现现代性的转化?究竟怎样才能使其现代化?现代化的儒学在当代中国文化建构以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又能发挥何种作用?或如何发挥其作用?是每一位关心儒学命运、关心中国文化建设大业的学者都认真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儒学形成于中国封建化进程的始点。生存、活动在权力下移、礼崩乐坏之看秋时代的孔子,在继承、     

真情的默识方法——朱谦之唯情哲学方法论探析

朱谦之借鉴柏格森的"直觉""绵延""进化"等范畴,将《周易》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互相发明,以真情为宇宙本体,用以信仰为基础的默识的方法来达到至神的境界,建构了他的哲学方法体系。真情的默识方法分为爱美、尽性、至神三步。朱谦之的唯情哲学体现出强烈的本体意识和方法自觉,体现了他对中国哲学直觉思维方式的承继,昭示着他归宗孔孟的为学旨趣。     

“儒学复兴”之管见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