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

挖掘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可以为人的生命实践提供哲学指引。从《中庸》的相关原文出发,分析“知、仁、勇”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所体现的内涵及其关系。分析认为,《中庸》提出“知、仁、勇”思想是基于儒家对人的精神价值及其人格生命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儒家“知、仁、勇”思想的精神智趣及其道德价值对当代社会人们道德信仰缺失和道德体系重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从“仁、知、勇”谈孔子的人格心理学思想

孔子的心理学思想非常丰富,本文只是对“仁、知、勇”的分析,探索孔子的人格心理学思想。在奴隶社会里,“仁、知、勇”就作为奴隶主贵族上层人物的一种完善品格。当时,人格的核心是“忠君”,是臣对君的政治态度体系。到孔子时,其内容更充实,并把它推广到更为广泛的阶级、阶层中去,作为这些阶级、阶层的人格模式。这就使得后人得以通过剖析“仁、知、勇”的含义,探索孔子的人格心理学思想。孔子的人格结构——“仁”、“知”、“勇”“仁”孔子“仁”的含义既广泛又深奥。所以儒家学者称之为“众德之总”。(《六经     

论“诚”在大学生道德情感教育中的当代价值

高校大学生的道德情感现状呈现出复杂性,在加强大学生道德情感教育方面,高校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以《中庸》为例,其中"诚"的思想不仅推动着当代大学生道德情感教育从实然走向应然、从外化走向内化,而且诠释当代大学生道德情感教育的终极意义,即教会大学生成就自己,达到仁的道德境界和智的知识境界,使其成为儒家所说的"知、仁、勇"的"三达德"的"内圣外王"的境界,即是圣人的境界。引导大学生树立终身道德观。     

同途殊归:论戴震对朱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为例

受乡贤朱熹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戴震认为儒学经典包含着古圣贤对自然、生命和社会规律的体认,主张以文字训诂为手段发掘经典文本之义,运用心证方法探讨古圣贤立言之旨。尽管朱熹与戴震走上了相同的经典诠释之道,但是由于心证方法的运用,面对同一部经典,他们往往做出了大相径庭的诠释。经典诠释明显地带上了个人偏好和时代意义。然而仔细比较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戴震思想来源于朱熹理学,并发展了朱熹理学的合理内核。戴震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也是时代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朱熹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以体用一源思想为视角

朱熹继承和发扬周敦颐、二程体用一源思想,既突出体用的同源与无间,又强调体用的不同,并将其贯穿于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之中。一方面,他分别体用释仁,强调仁是体,其逻辑理路为：性是未发,仁是性,仁是未发,未发为体,仁是体;情是已发,爱是情,爱是已发,已发为用,爱是用。仁作为体,与为用之爱层次有别。另一方面,他强调仁兼体用,突出仁之体用不离,“全德之仁”统体用,“专言”之仁兼体用。朱熹以体用一源思想进行仁的体用诠释,既驳斥了二氏“体用殊绝”之截然两分体用的思想,警惕了其不良影响,也对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回应,彰显出坚定的儒学立场和现实关怀,推动了理学的全面建构。     

孔子所说"知仁勇艺"的心理与教育内蕴

孔子所说的“知仁勇艺”,既与教育有关,也同心理相符,即“知”(智)相当于智育、认识;“仁”相当于德育、情感;“勇”相当于体育、意志;“艺”相当于美育、艺术心理。四者既是四特征的人格结构理念,又是四因素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孔子从知(智育)、仁(德育)、勇(体育)、艺(美育)的意义与目的、内容与任务、途径与方法等方面作了论述和分析,提出的观点和举措,至今仍有一定的生命力。     

《论语》论仁

《论语》是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源泉。在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中，“仁”是五德之首。本文力图从“仁”的情感内化、“忠恕”是仁的外显、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和“仁”与“礼”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由内而外的进行论证分析。     

《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钩玄

《中庸》所谓“道问学”乃是经典诠释学问题。“尊德性”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宗旨,即在经典诠释中“诚身”。因此,“尊德性而道问学”乃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总纲,即通过“道问学”来实现“尊德性”的目标。（一）“尊德性”宗旨的要领,是“隐恶扬善”并“择善固执”。（二）“道问学”就是在经典诠释中“致知”,具体展开为：1．“尽精微”（学、问、思、辨）以“道中庸”,意指经典本义的理解。2．“温故而知新”,意指经典新义的生成。不仅如此,这里还涉及诠释者的自我主体性的更新,因而具有前主体性的存在论意义。3．徵万事以证经义,意指经典意义的证明。（三）“敦厚以崇礼”则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旨归,意在“鉴往而知来”,指引未来的制度建构。作为诠释宗旨,“尊德性”是其“内圣”方面,“鉴往而知来”是其“外王”方面。     

“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概念、关系及路径选择

“克己复礼为仁”内含儒家思想系统的基本范畴,是掌握孔子思想的关键。后世尤其是现当代对这一思想的研究从未停止,且争论不断。“克己”涵盖修身、“约己”等含义,“礼”可诠释为周礼、节文乃至人性修养,“仁”可诠释为人际关系乃至内在德性、实践理性。“礼”“仁”之间至少有仁先礼后、礼先仁后、仁礼统一、仁礼分疏等不同关系。“克己复礼为仁”研究属政治学、社会学抑或伦理学,争议明显,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也存在治学方法旨趣上的差异,作为内证文本的《论语》《左传》也有优劣之别。未来研究中,我们应从诠释个案出发,立足多维视域,予以综合考察。     

儒家之“仁”的意象诠释——仁道的本体论建构

“仁”是中国哲学和儒家文化的内核,含义丰富而深刻。其虽复杂而多变,然亦整体而系统。不同视角,或有不同发现。以“易”观之,仁即是易道,不外“意-象-言”。仁之义,有浑全、有流行、有本体。或象之以春气,或状之以流水,其实,不过“生生”二字,此即仁之浑全。及其开显,则有流行三变：仁-义-礼。仁者,意也,仁之体;义者,象也,仁之道;礼者,言也,仁之事。三态流转,循环往复。其卷而藏者,方以智,超言绝象;其展而现者,行以勇,神妙莫测;其中而枢者,性以仁,寂然不动。故仁之本体,亦有三性：仁、智、勇。以上三者,即仁论之总纲,诠释之理路。由此,哲学之诠释便是大道之流转,真我之主宰。此以“意-象-言”这一本源为思维脉络、结构原理而展开的诠释,便是“意象诠释”。同构同源是其体,同构相推乃其用,中道圆融实其质。故曰其神圆,其道中,其构同。     

孔孟与朱熹仁学阐释──兼论仁的历程

仁学由孔子发其端,孟子极力阐扬,至朱熹而孕育成熟,其间经历了“如何行仁”、“为何行仁”、“何谓仁”三个阶段。孔子提升仁为人生大德,孟子用性善论证明仁的内在性,朱熹定义仁为“爱之理,心之德。”朱熹之后,诸儒谈仁,都未能超越孔、孟、朱所建构的仁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仁”的五种诠释

在仁学研究史上，关于“仁”的诠释主要出现过五种形式，即本体之仁：意味着“仁”是一种超越的，绝对的，无任何限制的终极存在，它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根据和宇宙人生的价值根基；境界之仁：即彰显出一种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相融的至东境界；人文之仁：“仁”体现对人自身地位和价值的肯定和重视，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保护；生态之仁：展现人类世界与其他生命世界以及自然世界之间的本然和谐状态；贯通之仁：“仁”蕴涵着贯通天地万物，贯通物与我，贯通人与我的重要内涵。这五种诠释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仁”的内涵，也为诠释古代哲学范畴提供了宝贵经验。     

孔子“仁学”的三个层次

孔子“仁学”的三个层次包括仁之情感、仁之理性和仁之规范。仁之情感是指仁作为一种具有博爱精神的人文主义情怀，它由亲人及大众，由社会及自然，在具有广泛性的同时又具有层次性。仁之理性是指仁作为根本的道德原则，其基本内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之规范是指仁作为相对具体的行为准则，主要包括“义”、“礼”和“中庸”。     

朱熹的“理”:“生生之理”还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以唐君毅、牟宗三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唐君毅依据朱熹言理气不离不杂,认为在朱熹那里,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之流行中,从而从形上学的层面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从这一诠释出发,他不仅认为朱熹的"生生之理"是对于程颢言"生生之理"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对朱熹的理气动静作了自圆其说的阐述。与此不同,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是对程颢视道体性体为"即活动即存有"者的根本转向。重要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气动静的诠释,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而有所创新,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诠释相互对立,展现了朱熹学术的不同面向,并给予更多的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朱熹元教育思想发微

建立于书院教育基础之上的朱熹教育思想十分丰富.这一教育思想与宋代理学家的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反映在朱熹教育思想实践中,表现为朱熹主张以“形而下”的“格物致知”方法为指导,通过《小学》《大学》的学习,达到“为己成物”目的的初、中等教育;以“形而上”的“大而化之”的理想指向为鹄的,通过《中庸》的学习,达到“明诚两进”为目的的圣学(高等)教育.对朱熹《中庸章句》中呈现的理想色彩浓重的圣学教育思想,无论是文本的解读,还是意义的发掘,似乎长期被人忽视.探讨和研究从而揭示出朱熹的以“达贤成圣”为目的的这一元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理论意义,甚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熹《中庸章句》对“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中庸章句》对《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强调人对于自然只能起着辅助的作用, 认为应当通过与自然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达到“与天地参”,实现人与天地的和谐;同时还认为,要辅助自 然,必须“至诚”、“尽性”而达到“无人欲之私”,应当客观、全面地把握自然之理,并据此合理地对待自然,使之 各得其宜。显然,这不仅是为了人,而且也是为了自然,应当是一种与当今备受质疑的人类中心论不同的、以 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仁、勇、智”是林彪阴谋复辟的反动思想武器

“仁、勇、智”这三种道德,自从孔丘把它作为所谓“君子”之“德”,系统地提出来以后,备受历代反动统治者,以及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所推崇,不断被加封为“天下之达德”,“民族的优秀传统”,“优美的有用的遗教”,“人类三种伟大的德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为了实现他反党复辟的野心,成其“克己复礼”的“终身大事”,紧步历代反动派的后尘,一头钻进孔老二的怀抱,重新把腐烂不堪的“仁、勇、智”翻捡了出来,并公然把它吹棒为“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     

孔子“道”范畴的哲学阐释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及其意义。孔子的“道”范畴具有天道观与人道观的涵义，人道观是其重心。就人道观而言，孔子的“道”主要是指以“仁”为最高范畴的价值理论体系，它蕴涵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目标；以“礼”为核心的价值准则；以“正名”为核心的政治理想；以“中庸”为核心的方法论和以“君子”为核心的理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