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8年川省政府对县长人事的整顿及影响

1935年2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川政统一。刘湘政府在蒋介石帮助下收回防区民财两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县长人事。刘湘进行县长人事调整的每一步都给当事各方势力带来冲击和影响,川省地方军政势力的不断消涨、变化及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纠葛其中,随着各项措施的出台和县长人事的不断调整,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逐渐激化,蒋介石对刘湘整顿县长人事的措施也由支持转为干预,最终随着刘湘的去世,刘湘时代任命的县长群体逐渐势弱、分流。川政统一初期县长人事调整的过程,也是当事各方博弈、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这一现象贯穿着川省统一初期的政治进程。     

清末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地方自治成长

“地方自治”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路径,深深吸引了面临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晚清社会精英,这种“爱慕”之情汇集成清末地方自治热潮.清廷对地方自治予以勉强回应,并小心翼翼地限定控制着地方自治实践,以谘议局为依托的地方自治力量迅速壮大起来.作为一种改革尝试,它预示着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势和地方自治的成长.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探析

民族自治地方的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其经济决策和环保管制,在根本上影响着当地的环境质量。环保责任,关系到自治地方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整体生态利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自治地方政府的环保责任大量流失,这是自治地方生态趋于恶化的主要原因。环保责任的实现,既要求自治地方政府加强自身建设,大力推进环保自治权的行使、理顺环保行政管理体制,也需要其努力争取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各族群众在环保治理过程中的广泛参与,更需要在环保责任问题上加强对自治地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     

孙中山与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政权提出来的,后来成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管理制度。 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阐述他们的民主思想时,不少人谈及地方自治问题。卢梭认为,实现全民政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领土不能太大,一是人口不能太多。在他看来,实现全民政治必须让人民能直接表示公意,人口太多,领土太大,作到这点是很难的。这种理论,已隐约地显示了近代地方自治的特点。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著名的思想家杰弗逊,对地方自治尤为重视。他认为,地方自治和普及教育是实行“民治”的两大基础。实行地方自治一方面可以吸引人们关心政治和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可以使人民卓有成效地实行对政府的监督,以防止政府“蜕化”,“防止它的一切权力集中到一个人,少数人,出身名门的人或多数人手中”,亦即防止出现独裁和暴政。     

从1932年中苏复交看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采取的依靠国联抑制日本侵略的政策前途暗淡 ,这是国民政府决定与苏复交的根本原因 ;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曲折过程 ,体现着国民政府以是否对“剿共”战争有利作为与苏复交的根本标准和最高原则 ;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不加推进 ,而是利用苏日矛盾上升之机 ,加强了“剿共”战争 ,这是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目的的最好印证。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原因、过程以及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的态度和“剿共”战争的加强等有关史实 ,展示着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实质 :与苏联复交 ,以此牵制日本进一步南犯 ,使“剿共”战争顺利进行。这进一步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本质     

财权与庶政：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自治财政的困局（1941—1945）

自治财政即县地方财政,是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的经济基础。从自治财政收入结构及地方事业经费筹措机制来看,新县制的经济基础并未得以巩固,主要问题在于财权与庶政的二元结构矛盾。     

论日本地方议会的地位与特征

日本作为世界上较早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之一 ,通过《日本国宪法》以及《地方自治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有关地方自治制度的法律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其中 ,日本地方议会作为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政治制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日本宪法的规定 ,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包括地方议会 )是一种对等并列的关系。但大多数情况下 ,两者的关系依然是国家对地方公共团体的干预关系。当然地方议会也会对中央机关的活动起到一定的影响。另外 ,日本地方议会在日本国家体制中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地方议会受国会的影响 ;地方议会与竞选者的动机存在密切的关系 ;地方议会具有浓厚的日本文化特点。     

社会基础如何形塑城市基层自治——以小区自治为中心

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正在高速转型,以国家力量和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基层治理需要“找回社会”,推动基层自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社区自治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以小区自治为形态的城市基层自治模式正在兴起,而在不同类型的小区中,居民自治的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小区自治的兴起和差异格局表明,公共事务需求、积极分子、社会规模、社会关联度是影响自治生成和运转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形塑着自治的形态与特征。城市基层自治主要遵循“事—人—空间—关系”的逻辑结构展开,公共事务需求是触发自治的主要原因,以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主导力量承担着自治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自治单元的社会规模和社会关联始终制约着自治的运转,影响着自治的过程和效果。深入研究城市基层自治的中国经验,不仅有助于认识“自治”这一传统学术命题的内涵与前景,也有助于廓清和发掘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源,开拓有效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     

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地方自治 ( Local self- government)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性结构 ,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中国 ,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 ,是随着西方思潮的东来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活动 ,才得以在中国出现的。晚清的地方自治 ,在当时形成一股风潮 ,范围遍及全国 ,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拟从现代化的角度 ,对晚清地方自治运动作一评析 ,并分析其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一、近代中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地方自治制度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标志之引进中国 ,既与中国历史上“郡县论”和“封建论”的争论有关 ,又与近代西学东渐、列强环伺的形…     

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控制与权力异化

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权力更迭,国民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以恢复原有秩序、强化国家控制为主基调。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建构了农村两种统治力量,同时辅以对农会组织的渗透,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农村。但农村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国民政府推行的各种制度,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权威的盈利化和权力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民党的放任和退让最终削弱了自己在农村的政权基础。     

从村民自治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继续推进村民自治,必须处理好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与国家行政管理、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有赖于发展和完善经济、文化等诸条件,还要澄清对“重民”与“民主”的糊涂认识。当前应该推动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迈进,促使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整体发展。     

控制与抵制：民国时期国家行局与川省合作金库关系研究

民国时期，农本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等国家行局与川省合作金库都是执行国民政府农贷政策的金融机构。在国家行局与川省合作金库这种“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中，处于同一农贷链上的双方既存在共同利益，也相互博弈。一方面，国家行局不仅是合作金库的控股者和农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还控制着合作金库的人事任免大权；另一方面，合作金库为了争取自主权，也试图摆脱国家行局的掌控。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村民自治研究的研究

村民自治研究有“政治民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两种视野 :前者把村民自治看作是中国政治民主制度的起点或实验场 ;后者认为村民自治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转型提供了客观的活动空间。这两种研究范式遇到了中国村民自治由“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制度短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反思关于村民自治的已有研究 ,分析村民自治的变量 ,总结出村民自治的新的政治理论资源。     

浅论晚清江苏地方自治中的官办模式

本文从近代伦理精神、中外自治史比较、国家主义的兴起、“法哲学”等不同角度分析江苏地方自治中官办模式的缺陷、形成原因 ,及与绅办地方自治间冲突 ,认为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两种关系模式冲突结果 ,并使地方自治处于困厄中。     

近代地方自治中的“权利缺位”探源

始自清末的近代地方自治始终缺失“权利”主题,沦为“官治行政”的附庸和公权力扩张的工具.之所以产生这种局面,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理论准备不足,权利属性未被充分认识,权利保障也未能纳入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清末以降的地方主义借地方自治之名大行其道,其要旨却在于扩充权力,扩张和保障地方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自治的权利主题.此外,近代立法未将地方自治的公民权利予以法定化,地方自治之权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凡此种种,导致近代中国屡兴“地方自治”之风,却始终不能摆脱“权利缺位”的困境.     

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基于苏州市S街道的案例分析

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苏州市高新区S街道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社区“微自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化效应揭示了行动结构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因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提升其治理效果。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洪”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１９３５年９月至１９３６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