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研究——以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为例

作为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共同体的传统行为,中越边民通婚并未因两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排斥而中断,但却因之而给入境通婚的越南女性及其家庭、子女的权益、以及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通过对位于中越边境前沿地带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边民通婚的调查研究表明:便利的地理是导致边民通婚的自然基础,作为以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建构出的核心共同体、边境地区远离政治国家权力中心的特殊生活场域、以及两国边民在地缘、族缘、血缘的亘久认同依然是促成中越边民跨境通婚的重要动因;中越两国在人口、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差异或互补也是中越边民通婚不可忽视的现实促动因素。     

云南跨境民族多元历史文化与身份认同

云南跨境民族具有多元的历史文化,与境外同一民族在族源历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共通点或差异.云南跨境民族的多元文化对其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处理好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必须正确认识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系.     

制度视角下的边民跨国婚姻研究——以云南德宏州为例

边民跨国婚姻的产生除了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之外,还与边境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特殊场域——跨疆界传统小社会及其内部孕育的民族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紧密相关。国家为履行社会控制职能而制定的跨国婚姻相关法规,是从控制跨境人口流动和保护入境通婚人员权益的角度进行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对跨国婚姻的有序管理,然而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跨国婚姻行为选择与正式制度社会控制职能之间难以弥合的张力,使得边民跨国婚姻面临一定的制度困境。     

近代云南段国界线变迁与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

云南跨境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既是长期以来社会文化发展形成的结果，同时还与各种政治历史变动密切关联，在这些政治历史事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近代以来云南段国界线的变动。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中国边疆危机，发生在云南的中缅、中越、中老边界交涉活动，通过国家政治以及国家意志对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云南边民涉外婚姻中的法律问题初探

过去云南边民结婚一般只按当地少数民族的婚俗进行，而以往的研究只涉及全国涉外婚姻的共性问题。该文对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边民涉外婚姻现状及危害；边民涉外婚姻中事实婚姻产生、存在的原因以及防范措施进行探讨，以便为我国的婚姻立法、司法提供可借鉴的材料。     

选择与困境: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学分析

从社会选择的视角看,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是边民基于跨疆界传统小社会作出的主体性选择。在历史、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影响下形成的跨国婚姻社会事实,是跨境边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事件。从跨国婚姻的行为结果来看,跨国婚姻在社会控制与主体性选择的冲突中面临明显的制度困境。     

中缅边贸、产业联动与边贸产品加工

历史上云南省德宏、保山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这为今天发展边境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中缅两国边民跨境而居,通婚互市,和睦相处,有着传统的贸易习惯。另一方面,通过双边贸易可以实现经济优势互补、互通有无。中缅边贸的发展走向取决于我国边境地区是否能建立起强大完善的工业及边贸产品加工体系。笔者认为,只有充分重视边贸内在的联动作用,适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才能壮大边境地方的经济实力,促进边贸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云南边境贸易发展现状、问题及政策

本文论述了近几年来云南边境贸易在边民互市、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方贸易方面迅速发展的现状，阐述了云南边贸得天独厚的区位、地缘、族缘。悠久历史等优势，指出并分析了制约云南边贸扩大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发展和扩大云南边境贸易、促进对外开放的相应对策。     

清前期西南少数民族越境务工述论

中国与越南交往的历史悠久,两国形成了诸多习惯条例。清朝入关至乾隆末年,在云南、广西等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作为朝贡体制下宗主国的清朝理论上对双方边民管理均拥有处置权,所以,清朝也是越南边民的"管理者",但清朝充分尊重越南地方政权意见,对入境的越南边民根据实际情况区分对待,并未严格执行相应管制。清朝对中越边民的跨境管政策核心是保障中越边境的安全与稳定,体现了朝贡体制下"和平主义性质"。     

论云南跨境教育和跨境民族教育

在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跨境教育与跨境民族教育越来越普遍,国家间教育合作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得到加强,但跨境教育中的问题也日益显现。随着跨境教育类型的日趋多元化,出现了跨境教育、跨境教育服务贸易和跨境民族教育等概念上的混用。在扩大云南对东南亚、南亚开放人文交流平台建设中,厘清跨境教育和跨境民族教育的性质及其对象,对扩大云南面向东南亚、南亚人文交流,推进云南沿边境跨境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人文交流的桥头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反映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该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由个别通婚向集群通婚发展、由上层统治者通婚向下层民众通婚发展、由一般通婚向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影响该地区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五种因素。     

跨境婚姻行为的人口学分析

云南省边境一线地区的跨境婚姻问题近十多年来非常突出,重点边境乡镇跨境婚姻人数年增加幅度超过10%,最高的甚至达年均30%以上。跨境婚姻问题属于人口学的结构性研究范畴,也与社会经济、个人因素、文化和习俗、价值观等非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跨境婚姻行为并非由简单的个体因素引发,事实上是由很深刻的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所推动。从总人口性别比、农村人口性别比、适婚人口性别比以及流动人口的数据,从婚姻挤压的角度来分析边疆农村青年择偶的跨境选择,一定意义上解释了跨境婚姻行为的合理性。婚姻挤压因素造成的边民择偶外溢,是缓解贫困大龄边民的婚姻、家庭困扰的合理方式,同时也存在很多管理困难和潜在风险,期待着国家层面的法治化和规范化管理。     

楚雄彝族的婚恋习俗

本文通过对云南楚雄直苴彝族的恋爱方式、择偶标准及通婚范围等婚恋习俗的记述，说明了楚雄彝族婚恋习俗既有古朴、原始的特点，又有现代的内容，反映了彝族婚恋习俗的历史变迁     

当代云南文山苗族通婚圈变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在历史时期,云南文山苗族一直有着自己特定的通婚圈,主要表现在通婚对象与通婚地域这两个方面。在通婚对象上,文山苗族一直坚持族群内婚优先的原则。在通婚地域方面,则通常限定在附近村寨。当代,文山苗族通婚圈在原有基础上逐渐扩大。族内婚仍是个体择偶的优选项,但族际婚从开始的不被接受到现在已大量出现。通婚圈的地域限制逐渐被打破,发展出跨省、市乃至于跨国、跨洲的远距离婚姻。族际婚与跨地域远距离婚的大量增加,使得不同民族群体的生理性融合成为可能,并成为其他文化融合的基础,进一步促进了文山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从心理上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当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之一。     

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困境与路径探析

中越边境地区单一自上而下的国家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意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边民自发的跨国流动与严格边境治理的国家意志有相悖之处,国家的治边方略难以有效落实,治边意志面临着与边境地方逻辑的冲突与困境。在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问题上,要正确处理边民跨国流动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加强边民对跨国流动治理的认同,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边民跨国流动治理,创新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措施的有效性,深化与越南在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方面的合作。通过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文化的不断调试,从而实现边民跨国有序流动与国家有效治边的有机整合。     

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德令哈市蒙、藏、回、汉族际通婚调查研究

在对德令哈市蒙、藏、回、汉四个民族通婚情况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促成该市族际通婚的诸多因素，并分析了这四个民族之间通婚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     

生活政治：边境社会有序秩序的生成原理——滇越边民地方性社会构造的“本己观”探讨

秩序是一个多维概念,基于不同层面,有不同的意义和内涵表达。国家秩序是基于国家“大一统”意志来建构的,而跨境民族则依据族群自有的惯习来维持共同体秩序。国家秩序与边民秩序经常处于一种不调和的状态。边境民族地区有序秩序的生成必须坚持边民“生活政治”的理念。国家在进行整体性边疆制度设计和建设的过程中,要还“心”于民,充分尊重跨境民族自有的行为逻辑,决策咨询对象尽可能地“下移”到地方边民,让边民感受并充分享有作为国家公民的自觉意识,进而积极参与到国家边境秩序的建设中来。     

中越边民通婚的现状及法律思考

中越边民通婚的现状及法律思考金治泉中越两国相毗邻，在广西段的边界线就有１０５０公里。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自从中越关系逐步改善以来，许多越南女子便非法越境流入中国广西境内，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国公民结婚，企望能在中国安居。这种情况，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云南通海纳古镇回族的婚姻与家庭

本文依据田野调查的有关资料 ,对在云南乃至全国都知名的回族社区通海县纳古镇回族婚姻制度、通婚规则、婚后居处模式、家庭结构及亲属称谓制度的历史和当代变迁 ,提供了一份民族志式的社区个案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