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太玄集注》研究

司马光认为《太玄》与《易》"道同而法异",故《太玄集注》多援《易》以释《玄》;并以为《太玄》合于圣人之心经典之义,故《集注》广引经典以释《玄》;《集注》以卦气学说和首名义训,重新厘定玄首拟卦之序。要之,司马光把《太玄》置于易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整体观照,以透显《太玄》熔铸百家的学术品格。     

《花间集》现代意义读本的奠基之作——试论华锺彦《花间集注》编撰特点及学术价值

华锺彦先生的《花间集注》于1935年出版,是《花间集》最早的注本。《花间集注》与古典形态的版本不同,开创了解释词句、疏通意旨兼及鉴赏者的新体式,以教学或普及推广为目的,呈现出突出的现代学术性。《花间集注》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版本目录、文字音韵校勘、名物考证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花间集注》出版之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花间集》的传播和接受上做出了突出贡献。《花间集注》本身已成为学术范本．其中重要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应为令人借鉴。     

朱熹《楚辞集注》成书考论

对于朱熹<楚辞集注>的成书时间,学界多有歧见.<集注>的成书原因,论者多谓"有感于赵忠定之变",亦有失简略.事实上<集注>八卷的写作始于庆元元年,成于庆元四年;<集注>的写作并非只是朱熹一时激愤之举,而是朱熹建构其文化学术体系的缜密安排.<集注>写作的情感因素是多元的,既以申汝愚之冤,又以申"忠君爱国"的理学集团之冤,更寄寓了朱熹对屈原的知音之感、对父亲的追思缅怀以及对赵汝愚乃至宁宗对自己知遇之恩的感激等多重情感因素.     

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意义

饶鲁在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中,颇富新意地阐释了理气、心性、工夫、仁政诸论题,主张理主气辅、理德气势,反对程朱“孟子论性不论气”之说。他将性与理、仁通而论之,反驳朱子性论的诸多看法,强调仁义当从道而非事的角度论述。饶氏思想流露出注重综合而非分析的心学倾向,主张仁与心一体,提出操存之心与仁义之心皆是一心,批评朱子心论的二分说;重视存养扩充工夫,认为孟子对克治工夫有所忽视;在仁政、王道上对《集注》亦提出不少具体批评。饶氏对《孟子集注》之批判性阐发,源于其自身工夫受用及欲矫朱子学弊病的动机。尽管因立说“多不同于朱子”而招致学者批评,然饶氏之学以其思想之深刻新颖,对此后的朱子学产生了持久影响,显示了“后朱子学”演变发展的轨迹。     

高闶《春秋集注》正误七则

高闶博通经史,尤精于《春秋》,所撰《春秋集注》为学者所推重。然于众多注疏本一样,《春秋集注》也存在着一些征引失当、考论不精之处。但瑕不掩瑜,在宋代诸经解中,《春秋集注》仍以其独到的见解,在经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的特色

简朝亮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以洽于经义为旨归,折衷汉宋精粹,不但补朱注之略,而且正朱注之讹谬,所作述疏深入浅出,解读翔实,代表了清季及民国初年《论语》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重要的数据价值,在《论语》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对用事之法的阐释

北宋任渊的<山谷诗集注>对黄庭坚诗歌的用事之法作了详尽深入的阐释,包括典故的继承与袭用、变化与生新两方面,并进一步揭示了黄庭坚"无一字无来历"的诗法.<山谷诗集注>在诗歌注释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论沈钦韩的《范石湖集注》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并将经史考证方法移植到诗歌注释中。在《范石湖集注》中,沈钦韩发展了孟子的知人论世观点,赋予了传统诗歌注释以史证诗方法的新内涵,将证诠释为考证,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转化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范成大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范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解释说明,同时还指出了范成大的不少错误。     

宋代理学的逻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察文本

<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学术的重要载体,朱熹为此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工夫.<四书集注>表明,朱熹通过发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一关键论述的深刻涵义,证明了创建宋代理学的首功者当属二程(程颢、程颐),从而揭示了宋代理学成立的历史逻辑.同时,朱熹还从孟子的"性善论"演绎出"四端皆善"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元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宋代理学建立起了它的伦理逻辑系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语法分析

《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对一些语法现象有所认识,注解中有许多解释语法的例子,有对词类的认识,有对词组结构的分析,有对句法成分的认识,有对句式句型的分析。     

论高闶《春秋集注》的理学特色

高闶是南宋四明洛学的开创者 ,他的《春秋集注》继承了胡安国的学术路径 ,以义理解经 ,道德化、政治化的倾向非常突出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南宋初年四明洛学者的伦理、政治思想。高闶在《春秋集注》中 ,尤其强调封建纲常 ,突出“尊王攘夷”并表达了一系列经世主张 ,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 ,对后世的《春秋》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黄宝华点校任渊《山谷诗内集注》指谬

黄宝华点校任渊《山谷诗内集注》的印行出版,对黄庭坚研究无疑有着推动作用.然而,在其《内集》校注中,黄校随意改变书中原文,虽然纠正了任注中的一些错误,但率意处甚多.对任注中的一些错误和可疑之处,黄校也未能予以校正或说明.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释文商榷三则

吐鲁番出土砖志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材料,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整理价值较高。从文字学、词汇学和古籍标点等三方面入手,通过胪列有力证据,详细辨析《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一书中的三处不当释文。     

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

借用经典注释的形式创造和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这种传统和思想创构的内在思想机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缺少深入的探究。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可能是借重经典注释而创建新的哲学体系的两个关键性因素或方法。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若干实例可以说明朱熹是如何运用跨文本诠释方法的;同时,朱熹将理学的主要概念一以贯之地全部注入对语、孟、学、庸的解释之中,则是融贯性诠释的范例。在经典诠释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定向的紧张和冲突。两种定向的简单表述即是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客观性定向和面向当下和现实的主观性定向。一部诠释作品就是两种内在定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思想“化石”。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之形式与体系之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朱熹都是成就最突出的。但是朱熹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和抹煞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以及语孟学庸与二程学说的不同。     

曹旭《诗品集注》补正

曹旭《诗品集注》被誉为钟嵘《诗品》校注本中的“集大成”之作。本文对该书的讹遗分校异、人事、生卒、籍里及其它等五个方面略作补正，多发前人未发之覆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诗学批评

宋代诗歌注释者任渊有较高的文学创作才能,并曾亲身跟随黄庭坚学习诗歌创作。他注释了黄庭坚平生最得意的《内集》,对黄诗中许多含蓄未尽的言外之意作了发挥补充,评论了其中一些精妙的对偶和用典,还总结了黄诗"有为而作"的立意特点及"有味"的风格,并对"点铁成金"等创作方法做了细致的分析说明。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论《太玄》研究的历史变迁

扬雄准《易》而作《太玄》,在历史上引发《太玄》研究之学。汉末三国时期,《太玄》研究形成第一次高潮,推动和促进了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晋范望《太玄解赞》成为象数学的代表之作。唐王涯注《太玄》,引入王弼解《易》方法,《太玄》义理学张显。宋代的《太玄》研究极为兴盛,对宋学尤其是象数性命之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明清两代,《太玄》研究转入低谷,但仍有值得关注的著作传世。现代的《太玄》研究更有兴起发展之势。《太玄》研究与传统学术发展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