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治理——以江苏南通十总居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村改居"社区中的邻避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势必影响到"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甚至社会和谐稳定。"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产生,既有居民个体的原因,也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方面的原因。要有效治理"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问题,在理念层面要注重政策之"公"和社区营造;在制度层面要完善民主参与、风险评估和利益补偿等制度;在机制层面要适时合理地选址、规范利益主体间的行为互动等。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的探讨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存在一些问题: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偏低、文化设施建设相对落后、队伍建设较为薄弱等。必须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特殊性,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握质量互变规律,做到循序渐进、有张有弛;抓主要矛盾,积极化解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各种问题。     

“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建及其意义

中国在城镇化发展中,许多农村社区正在经历社会生活秩序的改变与乡土团结的动摇,特别是"村改居"的推进所产生的问题,不仅仅是化乡为城,化农民为市民的直线过程。"村改居"最核心之"改"应是"公"与"私"之间的意识转换即"公共性"的重构。追溯"公共性"理论,其可划分为侧重于"共同体"的"公共性"、侧重于"公民道德"的"公共性"和侧重于"公共参与"的"公共性"。"村改居"应是重建社区共同体、形成公民道德、建立公共参与的社会进程。"公共性"的重建有利于"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归属感的增强、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公民参与的激励,对于农村社区社会凝聚力的维护、农民自组织的萌芽和农村社区治理具有促进作用。     

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问题及创新模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村改居"社区快速发展的集体经济组织也暴露出了深层的问题,产权制度、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管理机制等引发各种社会矛盾。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让集体经济组织成为产权明晰的合伙企业或者法人组织,对破解"村改居"社区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绩效.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村改居"社区的大量出现,处在城市的新社会空间之下的"村改居"社区.由于进行"居站分设"治理模式的变革,出现了治理困境,给和谐社区的构建带来了难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利用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必要性.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

与成熟的都市社区不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结构转型具有自身的本源性特征,其演化逻辑深植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与此同时,村改居社区内生的传统性与现代城市化建设导向之间存在矛盾的一面,并引发了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相关困境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权、责、利分离;治理制度规章落实不到位;社区共同体内在凝聚力不强。推进村改居社区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打造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承接机制;畅通治理过程的互动渠道;打造社区共同体生活世界的平台,从而实现村改居社区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愿景。     

村改居社区及其问题:对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反思与改革

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工作旨在改善城中村居民生活状况,提高改居村民收入水平,加速城中村"再城市化"进程,由于政府的"越位"规划与"错位"治理,导致大多数村改居社区在建成之后因为得不到有效的制度引导与可靠的政策保障而不同程度地陷入一种"无序"和"失序"的状态。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改居村民不仅面临"再贫困"危险,还因为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而始终处在不断"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因此,秉持新型城市化发展理念,重新审视城中村改造转型发展的推进路径,宜从政府强力推动向优化村改居社区规划空间布局转变;以大拆大建为核心的城市化向拆建管并重的城市化转变;从权利义务失衡型向需求型和自治型转变;从"生存型"社区向"发展型"社区转变。深化村改居社区治理机制综合改革,促进其与城市社区对接并轨。     

论“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村改居＂社区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中的过渡类型,其文化形态表现出独特性。和谐文化是＂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的基础,必须坚持科学性、主体性、渗透性、开放性、实践性等基本原则,夯实思想底蕴,创新文化形式,从而促进居民个性发展,增强社区文化建设的实效。     

加速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所谓"村改居",就是由农村村民委员会改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目前,在城市化进程中,失业农民几乎整体性地沦为城市社会的贫困阶层,其生活景况应当予以高度关注.反思被动型城市化,可见农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剥夺和侵犯,其土地收益权也受到侵犯,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权受到损害.由此,要确立真正让全体农民成为城市化受益者的指导思想,进而设计"村改居"的几项主要制度,包括(1)由农村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城市的管理模式.(2)完善处理"村改居"过程中有关土地问题的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实行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3)原有集体经济的资产处置,要公平公正地量化到个人.此外,要加强"村改居"后社区配套建设的制度化.     

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村改居”后的社区,是按照“居民自治”的规则治理,还是按照“村民自治”的规则治理,是我国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社区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本文探讨了“村改居”后的社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的合理性;分析了“村改居”后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面临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将“村改居”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逐步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企业及有关经营开发行为分开,将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和社区企业经营分离;完善有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基本法规体系。     

“村改居”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差异及原因分析——基于对青岛市社区的实地调查

通过对青岛市四区中三个＂村改居＂社区和两个城市社区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两类社区在管理模式、社区经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状况以及社区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等方面存在差异,差异的形成在于国家行政性力量、社区经济实体、社区最初形成方式、社区所处发展阶段及居民需求的影响等。因此,两类社区的发展应实行不同的工作思路。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评价与建议"——基于2560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为量化研究“村改居”社区治理成效,笔者结合文献资料、访谈和初测,构建“三级”调查指标体系,对六个“村改居”社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2725份问卷,通过对256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指标值域分析,社会指标的因子方差、因子载荷矩阵以及验证性因素的实证分析,呈现了“村改居”社区治理总体发展趋势和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对社区管理、休闲娱乐和服务就业社会指标的评价较低,因此,针对性地提出了调动社会资本、创新网格化管理和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等方面的措施建议。     

“村改居群体”的城市就业徘徊——基于比较优势视角的认识

"村改居群体"的就业徘徊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通过实地调研,参考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和主流媒体的报道,从就业市场比较优势资源的视角来研究"村改居群体"的就业徘徊的结果表明,用劳动素质解释"村改居群体"的就业徘徊显得原发性因果关系不强和实证性不足,而简单地以政策导向缺失来概括"村改居群体"就业徘徊的主因并没有考虑到就业的本质与功能。基于比较优势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来看,"村改居群体"在城市社会经济活动中比较优势资源的合理有效投入比劳动素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村改居群体"的就业徘徊具有独立于个体内因之外的社会就业文化成因。     

实施“村改居”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要求与路径

实施“村改居”,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是转方式、调结构的现实需要,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潍坊市奎文区在实施“村改居”中,遵循因村制宜、分类指导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基础,公开公正、依法操作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保证,维护好、发展好群众利益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核心的基本要求,确立了“三改四化”的推进方案,即实施城中村改造、农村集体资产改制和“撤村设居”三项改革,实现社区建设多元化、管理网格化、服务信息化、党建区域化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由“村”到“居”的体制转换,全面提升了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心城区实际的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管理社区化、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的科学发展新路子.     

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路径

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制约,我国城市化大体可归纳为农村人口自发进城和村改居两条路径。与农村人口自发进城相比较,就地城市化、政府扮演主导和推动者的角色是村改居城市化路径的特点。村改居不只是简单地将村民委员会换为居民委员会或将农村户籍换为城市户籍,其内容涵盖了组织、管理、文化、环境、公共服务、居民转产转职、城市融入等诸多方面内容。目前村改居工作中存在城市化的非协调推进、居民主体意识缺位、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受损、居民的组织化程度不够自组织能力低等问题,值得正视。     

社区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与实现途径

社区党组织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社区党的建设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与社区党组织功能定位不准以及未能找到合适的功能实现途径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应该承担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功能:一是领导核心功能,二是服务群众功能,三是整合社区共同利益功能,四是维护社区稳定功能。要实现这些基本功能,必须加强社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强化服务意识,完善各项制度机制。     

"村改居"和增进城市特质

文章将“村改居”放在中国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村改居”使完成了居住地转换和职业转换的人们获得了制度化的确认,但是“村改居”并不是城市化的终点。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使“村改居”社区不断增进城市特质,从而增强城市的竞争力。贯彻平等原则,扶助弱势群体,创造祥和的社会环境让人们可以去努力创业、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的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现代化变迁中的乡村社区发展道路探讨——基于山东省新型农村社区的调查

从"村落"到"社区"的转变是当前中国乡村社区变迁的重要表现。基于不同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业产业化水平为划分标准,山东省目前形成了工业化推动下的就地城镇化型农村社区、城市化扩张下的"村改居"型农村社区和农业产业化推动下的合村并点型农村社区。对这三种类型农村社区的分析表明未来中国乡村社区的转型与发展不但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与整合,更需要借助国家"看得见的手"消除不利于乡村社区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提供新的制度供给,加强对乡村社区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城市社区党委“公推直选”的调查与思考——以天津市河西区秀峰里社区为中心的考察

秀峰里是天津市第一个进行党委班子"公推直选"的社区,该社区在2006年、2009年、2012年先后进行了三次选举改革试点。在"公推直选"模式上,秀峰里选择了比较具有体制内合法性、同时具有一定改革创新性的做法。这一做法启示我们,基层党组织选举改革,要用好用足制度内改革空间,要处理好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要把基层党组织选举改革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结合起来,统筹谋划。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互动:互补与镶嵌——基于行动者的视角

国家权力在社区的纵向深入使得国家和社会这两种力量交织于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种不协调因素制约着社区的良性发展。社区建设需要回归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最终要落实到社区的各类行动者身上。在社区建设中,党组织、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是主要行动者,通过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过程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社区层面的互补与镶嵌,并达致"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理论构想得到了杭州市XY街道社区建设实践的经验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