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共有的空间何以可能

在中国,农民工在现代化语境中进入城市空间的悖论在于难以实现社会同化或融合,难以实现在城市中的"空间并存"或"空间嵌入",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化,阻滞了农民工弱势群体在城市空间中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对社会融合、社会政策、社会经济、社会参与度、社会交往网络以及社会认同和社会归属框架理解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农民工在城市中共有的空间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空间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城市不融入”探究

现阶段,农民工作为城市化的建设者和贡献者,遭遇到无法融入城市的不公平境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空间理论为解释农民工“城市不融入”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基于空间理论分析,造成农民工“城市不融入”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空间设计下的户籍制度具有双重逻辑：既带来“城”和“乡”空间对立,又形成“农民”和“市民”身份排斥;地域空间中,住房的缺失与“城中村”形成,“寄生空间”与“城市空间”对立;认同空间中,“市民”的空间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怀疑无法达成心理共识。要解决农民工“城市不融入”,应在制度空间、地域空间以及认同空间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融入。     

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内卷化了吗？——基于对“内卷化”概念比较性的理解

内卷化概念兼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双重内涵,其预设了一个对比的参照物。将内卷化概念运用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研究,或者说,认为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内卷化”了,是有疑问的,因为：第一,将城市市民的社会交往作为参照物,同样具有同质性和有限性的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并不能称之为“内卷化”;第二,这样做掩盖了农民工内部的分化和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差异;第三,对于农民工社会交往的状况是由于移民身份所造成的,还是由于阶层差异、职业差异、民族差异等其他变量所造成的,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城市社区视角下农民工组织管理体制更新的推进重点

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闲暇生活具有与传统农民和城市市民不一样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单调化、庸俗化、问题化三个特征．由此农民工闲暇生活对城市社区建设产生了新需求。但多元化的趋势与过去沿袭已久的单一行政化组织管理体制模式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由此促使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更新改革成为一种必然。政府引导的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模式将是城市社区管理农民工的有效管理体制模式．可从五个方面加以重点推进。     

包容性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

农民工文化需求从公民权的解释中获得了合法性基础,保障农民工享有和城市市民同等文化权利是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及其市民化之前提。传统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在空间、范围和内容等方面的封闭性与排异性,造成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体系"短路",农民工文化生活荒漠化。从公民文化权利的角度考量,城市社区被赋予更强的吸纳与整合的包容性治理功能,以常住地街、区级行政为主导,社区为平台,协同社会组织参与,是城市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居住空间、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目前学界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关注较多,但对于居住空间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空间角度入手,探讨居住空间和社会距离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住房产权有利于增加农民工对"本地人"即城市居民这一身份的认同。居住的区位越靠近市区,越有利于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与农民工聚居形式相比,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混合社区更有利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社会距离会降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同时社会距离在居住空间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文章据此提出,我们要保障农民工拥有自己的住房,减少居住区位带来的机会差异以及尽量实行分散居住,同时要不断缩小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从而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建构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是一种场域与规则的统一体,也是实现公共空间这一功能的最小单位。除具有公共空间的一般特性外,还兼具结构松散与潜规则并行、市民和新市民社会整合的初级单位、文化内涵的符号统一等特点。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从单一走向多元,但其建设过程中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居民公共意识不够、空间建设特色不明显等诸多问题。需要把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建设成为人性化场所,把它当成一种可回收的资源．一种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途径。     

多元化与非均衡性：“内陆型”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以武汉市农民工为分析个案

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承载能力等客观条件的约束下,加强政府对农民工的服务和引导,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水平,强化社区融合、城市认同与公共参与,不失为提升"内陆型"农民工获取正式社会支持、改善社会支持结构的一个现实途径。     

农民工分化视角下的城市社会融合阶段划分研究

研究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阶段的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经济融合、社会关系融合、制度融合、心理融合和社区融合等为主体的指标体系,是测量和划分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阶段的重要依据。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农民工已经分化为四个群体。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农民工仍处于低度城市社会融合阶段,农民工中的自雇佣群体(农民工老板和个体农民工)已进入城市社会融合的中期阶段。研究旨在强调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进一步强化我国社会政策的整体性改革和适应性创新。遵循社会建设的规律,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推动我国农民工实现城市社会融合的根本出路。     

“群体性排斥与部分的接纳”——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与融入是一个农民工与市民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以及自身的转变,同时还需要城市的接纳。从总体上看,市民对农民工持排斥态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农民工。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既需要制度变革,也需要从非制度层面改变市民对农民工的排斥与偏见。     

区隔与融入：一个群体关系的模式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在城市社会交往中形成了复杂的群体关系。这两大群体彼此在制度、职业、文化心理和居住空间等方面区隔分异；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归属感诸方面又有融入的愿望和趋势。本文创造性地构建了“区隔与融入”模式，对这两大群体之间的社交关系作出了简明的剖析并提出了改善途径。     

发展视角下聚居型失地农民社区建设问题探讨

就我国推动城市社区建设而言,不应当只是将由市民所构成的社区视为建设的主战场;也不能只是强调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在城乡统筹发展大格局之下,失地农民卷入城市社会发展过程且卷入程度很深.建设“国家社会治理、公共服务覆盖以及居民利益表单元”的城市社区,失地农民在适应城市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社区形态以及社区所发挥的特定功能都应当被毫不犹豫地予以关注.随着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步入深水区,当前失地农民在城市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发展瓶颈”.如何借助城市社区建设实践解决失地农民城市发展诉求满足的问题,文章以聚居型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展开了具体分析,并基于发展性视角提出了“社区重建”的可行性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秩序再造：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

过渡型社区是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样态,具有“亦城亦乡”特征。过渡型社区居民面临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适应,空间形态重构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因此基于“空间—治理网络”分析框架,研究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空间重构包涵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以“主体-策略-关系”的内在逻辑,一是通过治理主体重组形式,重塑治理权威和整合治理资源;二是运用网格化治理,重视居民服务诉求,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三是加深社区治理关系,形成具有居住空间同质性和社会交往需求性为特征的“微共同体”。过渡型社区治理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感为重点,构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社区治理新秩序。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在当今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精神状态欠佳;影响其精神状态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社会交往层面,其中群体性交往尤为重要.研究认为,从根本上根除“流动劳动力体制”是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关键.在现有条件约束下,通过国家、企业和社区的协同努力,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性群体交往并进而增强其对城市的社会认同,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可行途径.     

未来社区的空间实践与调适治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

未来社区是以面向未来为特征、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以高品质生活为中心的新型社区形态,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社区营造理念。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未来社区的空间实践可以理解为以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在遵循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理念的基础上,致力于打造未来社区的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其中未来社区的物质空间可以理解为“硬性空间”,主要包括社区景观、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文化空间可以理解为“软性空间”,主要包括社区制度规范、价值观念等规范公约;社会空间可以理解为“韧性空间”,主要包括人际关系、人际信任等权利结构。在此基础上,未来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存在着空间需求不匹配、资源要素不充足、场景建设不融合和评价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未来社区需要从满足多元主体需求、完善资源要素供给、探索场景融合建设、健全标准制度保障等方面来提升治理效能,让社区生活更安全高效。     

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谱系：以街区、社区和楼道为考察对象

城市文化治理是在一定范围的城市空间内,政府、社会和市民个体在价值观、生活实践和物质实体等层面多元合作、协商共治的过程。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谱系研究从中观和微观层面将城市文化治理视为具有空间上的连续性,挖掘其在不同层级但又相互关联的城市空间中的开展过程。随着城市"微更新"的发展,我国的城市文化治理逐渐从大尺度空间向基层空间下沉,街区、社区和楼道构成了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谱系。城市文化治理在街区空间注重官方意识形态的引导,在社区空间注重社群文化和社区共同体的建构,在楼道空间注重居民个体文化参与行动的激发,三者共同构成了国家、城市、社群和居民个体之间多元互动与协商合作的空间治理实践。     

农民工城市融合理论述评

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发现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文献主要有社会认同、社会比较、社会角色、文化适应四种视角,进一步探讨四种视角的优缺点,并引入社会空间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