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

金融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作用尚不明确,文章旨在分析金融创新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并对其进行验证。以我国2003-2011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衡量了各地区金融创新及技术进步水平,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创新、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考虑金融创新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内生性的情况下,金融创新对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是显著且为正向的。     

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价值内生性实证研究

探讨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价值外生与内生实证检验方法对实证结果产生的影响,通过建立一个由大股东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外部独立董事比例、债务融资水平与公司价值5个治理变量5个模型的联立方程模型系统分析框架,采用沪深922家上市公司2007-2011年4610个样本数据,分别采用单方程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一阶估计与联立方程的二阶与三阶估计方法进行检验,通过实证结果比较分析三种检验方法存在的不同。实证结果表明:OLS与2SLS估计有所不同;2SLS与3SLS估计结果也存在差异,由于OLS、2SLS估计是有偏的,应该采用三阶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且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内生性,公司治理机制之间也存在内生性。     

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与居民消费率——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系统GMM的检验

利用中国199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影响,但具有很大的区域性。东中西部地区比较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由大到小为东部、中部、西部;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由大到小为西部、中部、东部;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由大到小为东部、西部、中部。     

国内价值链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在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促进技术创新成为重要战略基点。从国内价值链网络角度出发,基于2012、2015和2017年我国城市尺度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国内价值链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如下：(1)地区国内价值链网络连接强度提升不仅可以增强本地区企业创新能力,还可以促进邻近地区企业创新能力,并且经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替换空间权重矩阵和GMM估计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内价值链网络下,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创新效应空间溢出更明显,而中西部地区随着国内价值链网络连接强度提高对本地企业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更明显;(3)机制分析显示,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产业多样化集聚在国内价值链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产业多样化集聚的调节作用小于产业专业化集聚。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基于误差成分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

文章利用1985-2004年我国省区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从工资、生产效率、国内投资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研究FDI对东道国的就业效应;使用EC2SLS(误差成分两阶段)和EC3SLS(误差成分三阶段)方法估计该模型.研究在模型构建和计量方法上做出与现有文献不同的尝试,以增强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实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产生显著的正向就业效应.     

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基于199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探讨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对于释放居民购买力,促进消费内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199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更加系统地研究了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随着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负向和正向作用均会被强化,并且少儿抚养比的负向作用要大于老年抚养比的正向作用;(2)受教育水平、性别比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会增加居民储蓄率,城镇化会抑制居民储蓄率的提高;(3)老年抚养比、性别比、家庭规模、受教育水平和城镇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和转换计量方法,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模型稳健性较好.基于结果,本文提出了私人养育成本社会化、建立动态的社会保障制度、注重城镇化质量、缩小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鸿沟、持续提升人力资本等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将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划分为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并阐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然后,基于199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静态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估计方法对理论机制进行了严谨的实证检验,并运用替换关键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显著降低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2）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和阻碍技术进步两条机制,阻碍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本文提出,为缓解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质量和数量约束,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的农业知识和技术培训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技术进步路径转换对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影响研究

本文探讨了技术进步路径转换导致居民消费率呈现U型变动的规律,并基于对我国的经验观察以及运用199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以技术引进为主的外源式路径,技术引进获得的属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且为吸收引进技术而进行的研发所带来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往往偏向资本,这造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当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内源式路径,技术进步类型从资本体现式为主逐渐转向以非体现式为主且呈非资本偏向性,这导致了我国居民消费率止降转升。因此,为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应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及协调各方力量联合研发,加快自主创新进程。     

科技创新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创新驱动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创新资源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推动作用,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运用2005—2014年河南省创新资源投入和创新产出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借助知识函数,利用GMM估计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财政科技投入、固定资本存量等创新资源投入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影响显著。因此,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积极引进创新型人才,提高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是加强创新型河南建设,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税收营商环境、创新与企业出口

利用“2012 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 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将企业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采用 OLS、Probit 和中介效应等估计方法,考察税收营商环境、创新与企业出口三者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将税 收营商环境划分为税率水平和税务管理两个维度衡量,发现税率水平和税务管理均对企业出口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企业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上充当着部分中介和完全中介的作用;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潜在的 内生性后,结果仍然成立。 基于此,从税收营商环境方面提出促进企业出口的建议。     

陷入“惩戒牢笼”:失信惩戒是否抑制了企业创新?——来自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的证据

失信惩戒对企业污染违规治理已初见成效,然而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却鲜有关注。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制度基础观理论提出失信惩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惩戒牢笼"假说,并通过使用地区腐败作为工具变量的截面数据模型的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发现:（1）失信惩戒与企业创新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因果关系,受"惩戒牢笼"所捕获的企业其研发创新活动受到了显著的抑制,惩戒强度越强,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越低;（2）国有企业正向调节失信惩戒与企业创新的负向因果关系,且主效应为正,这在于国有企业的"合法性"基因使其具有更强的惩戒免疫力,高压惩戒反而提升了其创新意愿,其研发创新与惩戒强度正相关。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系统G MM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

基于中国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同时检验传统金融发展、消费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传统金融发展、消费水平以及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但表现为遮掩效应。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同时还应推动传统金融转型、刺激消费,推动科技创新,形成一条可持续的实体经济发展道路。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但对低质量创新没有显著影响,且在考虑内生性、替换关键变量和固定效应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研发投入扩张效应、沉淀冗余扩大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高了创新绩效。进一步地,相较于企业单独的创新行为,数字经济对企业间的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数字经济对创新的促进程度越大;数字经济对拥有海外市场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低于只拥有国内市场的企业。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在企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丰富并扩展了数字技术的效应研究,同时对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与促进企业创新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异质性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城市创新圈是创新要素的高聚集、高密度的创新系统。本研究尝试将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同时纳入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2005—2020年2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GMM模型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产业集聚均对城市创新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促进效果顺序是制造业集聚大于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排在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南方地区城市均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北方地区城市则只有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只在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均发挥出负向调节作用。     

研究型教育消费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研究型教育消费是在现有的知识存量基础上,通过研究学习、探索和创造新知识而进行的消费行为,是一种高层次的教育消费,但又不同于传统的高等教育消费,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研究型教育消费自身的消费属性、人力资本外部性以及技术创新性3个方面来体现。基于中国2005~2017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角度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动态GMM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研究型教育消费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认为,2005~2017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优化和升级,但地区之间发展差异较大;研究型教育消费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受其自身滞后一期的影响显著;由于区域差异性,不同地区研究型教育消费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方式各不相同。因此,应当重视研究型教育消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采取差异化扶持方式推进各地区研究型教育消费。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以我国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资料,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DDF)的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GML)生产率指数法评价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构建回归模型,采用两步系统 GMM 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整体环境 TFP 指数有了提升且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但是存在地区差异;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呈现“∽”或者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大部分省区处于曲线的上升阶段;环境规制还通过产业集中度、企业环境管理战略、公众参与和 FDI 间接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新疆R&D经费投入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基于VAR模型的分析

该文采用1990-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AR模型对新疆R&D经费投入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疆R&D经费投入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上期的R&D经费投入对本期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科技人员投入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也有正向作用,但这种作用在统计学上不显著;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与VAR模型基本一致;当滞后阶数分别为1阶和2阶时,R&D经费投入是企业自主创新的Granger原因。     

创新要素集聚、反腐与创新效率提升

如何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既有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创新驱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点,而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则是实现创新驱动的必要条件。因此,现阶段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进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从理论上看,在创新要素集聚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腐败作为一种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政府行为,可能不利于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文章将腐败行为引入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理论分析的结论初步表明创新要素集聚有利于创新效率提升,行政腐败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当反腐力度加强时,这一抑制效应可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基于2002—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Tobit空间面板回归模型、IV-Tobit模型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的创新要素集聚有效促进了创新效率的提升,而腐败行为的存在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保持一致。同时,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即各地区之间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区域协同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力度的加强有效地缓解了腐败所造成的负向效应,同时也使创新要素集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了纠偏,表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行动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了制度红利,提供了有利于创新要素有效集聚与配置的生存土壤。以上研究发现对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此,文章认为腐败行为的创新抑制效应意味着加强反腐力度、简政放权能够改善创新要素集聚的制度环境。反腐虽然能够降低寻求政治关联的激励,提高创新效率,但市场机制扭曲才是腐败影响创新要素集聚的根源所在。因此,现阶段应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入手,转变政府的职能,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最终形成以市场配置为主、以政府引导为辅的创新要素集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