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语言学”运动和汉语的本质：中国国情的新表现？

在语言学界，中国学术传统与引进的西方思想之间的对立比任何其它领域都更加鲜明。自１９世纪后期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人们就反复争论这样一个问题：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于汉语的描写？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出现了一场名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新运动。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一群青年学者，其代表人物是复旦大学的申小龙。中氏提出了许多关于汉语本质的激进的新观点，号召全面摒弃目前语言学界使用的，在西方思想启发下建立的理论模式。然而，他有关汉语本质的看法中有很多谬误，这些谬误最终源于西方的语言观、同时，中著还强烈的暗示着这样一种错误看法：汉语不仅是独特的，而且优越于其它一切语言。中小龙在年轻学者中的广泛影响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即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意识，以及中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与西方的关系这一古老而现实的问题。     

"历史单位"合理性的选择与演变

民族国家等社会结合体是近现代历史哲学家构建理论体系的主要“历史单位”。随着人类历史由地域走向世界的历程,“历史单位”也随之不断演变。其中20世纪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文明形态史观把最基本的历史单位定义为“文化”或“文明”,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文明”既总结了以往历史哲学关于历史单位的思考,又是人类“世界历史”形成的反映。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囊括全部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范畴,超越了文明形态史观的不科学性和唯心主义色彩。     

对"文明"的再思考——兼论唯物史观历史单位的合理性

民族国家等社会结合体是近现代历史哲学家构建理论体系的主要“历史单位”。随着人类历史由地域走向世界的历程,“历史单位”也随之不断演变。其中,20世纪思辨历史哲学代表的文明形态史观把最基本的历史单位定义为“文化”或“文明”,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既总结了以往历史哲学关于历史单位的思考,又是人类“世界历史”形成的反映。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囊括全部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范畴,超越了文明形态史观的不科学性和唯心主义色彩。     

战国策学派文化形态学理论述评——以雷海宗、林同济思想为主的分析

20世纪30-4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受欧洲的文化形态学说的启发,雷海宗、林同济等人力图建立一整套独立的对世界及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及规律的认知体系,他们把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文化形态进行分类研究,同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清理,雷海宗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理论。雷、林还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的世界正处于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只有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坚定抗战信心,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于覆亡;雷海宗甚至预言:中国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这些主要的思想观点,被视为“战国策派”文化形态学理论的核心理念。     

汉语——二十一世纪的第一语言

本世纪三十年代,西方语言学者普遍认为,汉语是人类的原始语言,汉字是古老落后的文字。经过半个多世纪,西方学者的观点改变了,他们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汉语是人类智慧的语言,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是汉语的书面形式。对汉字的看法本应随着对汉语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但人们对汉语的看法似乎更凝固些,甚至某些中国语言学者也接受了汉字古老落后的观点,有人还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这是难以接受的。     

对对子与中国文化精神——略论陈寅恪的语言研究

陈寅恪认为 ,汉语的特点通过对对子可以得到集中的表现 ,对对子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 ,实际上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思维方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因此不仅不能简单地用西方语法体系来研究汉语 ,而且也不能仅仅把汉语视为工具 ,而应该从建设中国文化体系的角度来重新研究汉语。同时陈寅恪也对五四以来对文言否定过多的倾向给予了批评。陈寅恪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这种理解在今天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

本文从现代性与世界意识、先锋意识、民族意识、人性意识和创造意识等五个方面,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作了深入剖析,并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属性是近代性”的观点作了质疑.文章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真谛是对于西方乃至世界的反应.西方影响成为中国谈论现代的起点.20世纪中国文学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与转型,这种过渡与转型,常常把世界文学的近代性与现代性糅合在一起,所以,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又不同于西方的近代文学,它实质上是近现代交叉复合型的文学.     

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异质性及其对中西跨文化交往的影响

汉语与西方语言在语法、语音及文字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异质性,19世纪以来一些西方语言学家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汉语是一种比西方语言落后的语言.实际上,汉语与各西方语言地位平等,没有高下之分.语言的异质性是跨文化交往的障碍之一,在承认中西语言异质而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中西方之间跨文化的平等交往.     

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

20世纪 80年代新名词与 90年代新话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与国门开放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一现象在中国得以通行还与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品性有关。现代汉语是深受西方语言影响的新的语言系统 ,它与西方语言具有亲和性 ,这种亲和性使它对西方语言具有敞开性。本文主要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新名词作为新的术语、概念、范畴和新话语方式从根本上是一种新的思想 ;也就是说 ,它本质上既不是汉语所已有 ,也不是汉语所潜在的即汉语在机制上所能产生的 ,…     

“王道”的再发现:传统文化与孙中山的国际观念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中国政治文化中“王道”的理念,发挥自古以来的“大同”思想,来构筑自己的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他提倡以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来改变当时以西方“霸道”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格局.他提出以传统的中国文明为基础,超越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超越近代世界几百年来西方列强奉行的大国强权的规则,扶倾济弱,主导世界进入天下大同的境域.孙中山提出这种思想,以近代西方列强欺凌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为背景,具有现实政治的原因.他的这种思想也是晚清以来的思想家们倡导大同理想的延续.孙中山的追求虽然只是一种理想,但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语言学不是西方人类语言学

本文通过对西方人类语言学产生、发展过程的评述，归结出了其缘起逻辑、理论基座与理论核心并相较于中国文化语言学，剖析了二者的本质差异，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既不是西方人类语言学也不是对它的简单模仿，再次论证了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在批判继承古今中外语言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融汇贯通了２０世纪以来人类文化研究对语言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探索汉语汉字的文化真谛和中华文化的语言本质而构建起来的学术新范型。     

中国模式与中国文明

中国模式问题讨论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又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其中既有中国模式将会改变世界、当中国统治世界如此中国震撼式的宏论,也有断言中国的崛起只是富强、而非文明的崛起的观点。面对众说纷纭的世界的中国观,重新认识与发现中国,已经不只是从经济数量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模式与发展道路,而是上升到文化、文明与精神诸层面来说明中国的当代巨变。因为文明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而文化则构成了文明社会的精髓,也是构成发展模式的核心所在。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富强的崛起,更不简单地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崛起的背后除了中国古老传统文明的资源,还融摄了现代人类诸多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其中更有马克思的伟大理想。而这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支撑中国模式背后的中国现代文明。     

西方文化侵略的再认识——19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探析

19世纪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 ,传播了大量的西方文化 ,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这是外教报刊在客观上产生的积极意义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外教报刊在华的作用 ,不能简单地把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说成是“文化侵略”。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外教报刊的作用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理性的毁灭和重建——卢卡奇《理性的毁灭》述评

自古希腊到19世纪,尤其是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后,西方文化的中心主题是对理性的颂扬,把人的自由解放寄托在理性的力量上,甚至称颂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理性的王国”。资本主义文明也确实是在理性的光照下建立起来的;19世纪这一百年的生产力     

中西哲学比较与哲学论证

近来翻阅多种中文报刊杂志,屡屡看到“二十一世纪文化的主导是中国儒家文化”,“中国文化是未来世界文化之主流”等宏论;而与此相对应的乃是“西方文化已经没落”,“西方精神面临无法克服的危机”等断言(为论证方便,我姑且称这一思潮为“儒学主导论”)。我们这些负笈西域的学子,多年来既在强势的西方学术水准前时感压抑,又对西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现实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态。它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着重大区别,具有强大的现实优越性。一方面,它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从国内外实际出发论证了一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选择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优越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另一方面,它既创新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又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中阐释了世界文明发展样态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在分析当前西方国家发展内外困境的同时,牢固树立了“人本”、“和谐”的执政理念,为世界各国文明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优越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     

论文题目: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一、博士论文摘要 本文主要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因,也即主要从理论上研究中国文学如何从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关于语言的本质,本文既不完全赞成传统语言学的工具观,也不赞成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把语言本体论绝对化,而提出“语言道器”论,或者说“语言本质的二层面”论,即：语言不仅仅只是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工具符号,同时还是世界观、思想、思维方式本身,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即工具的层面和思想的层面。语言来源于现实世界,但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具有自足性,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不只是人影响语言…     

论汉字的文化定义

目前普通语言学理论中对“文字”的定义 ,是以西方语言文字的关系为依据的。西方文字的拼音形式 ,适合西方词形屈折变化的语言 ,文字通过记录口语来表达意义 ,是依附于口语形式的。而汉字的方块表意形式 ,适合汉语形态简单而含义丰富的特点 ,文字直接传达意义 ,独立构成书面语言 ,不依附于口语。中西文字的这种差别 ,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别。因此 ,汉字的文化定义应该表述为“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而普通语言学也有必要重建文字理论 ,摆脱长期以来狭隘的“语音中心论”。     

世界变局中的文明形态变革及其未来图景

文明具有时间性,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世界变局历史地推动着文明形态变革。在21世纪的世界变局中,生产生活变革、世界政治调整、价值理想重塑、全球治理改革正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叙事。立足于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历史性出场,反思并超越了资本主义带来的“文明的悖论”。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思想体系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层精神结构。在世界变局的历史分界点上,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普世文明”构想,超越具有对抗性质的文明冲突陷阱,解决世界性的风险社会难题,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历史载体,协力走向文明自觉的多元现代性图景、更高历史位阶的社会主义文明图景、美美与共的文明交往图景,最终绘就各文明共创人类美好社会的生活图景。     

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的中西语言比较研究及其影响

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艾约瑟是19世纪后半期一位重要的汉学家,在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宗教等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本文以其中西语言比较研究为中心,通过分析艾约瑟本人的研究、其追随者的观点以及来自反对者的批判,再现那个年代西方世界对汉语的认识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