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中国“和”哲学与持久和平——以对道家、儒家、墨家“和”哲学的分析为中心

从对中国道家、儒家和墨家的“和”哲学的分析和研究中我们发现,儒家和道家的“和”哲学强调“和谐”的同时,也重视“和”的“和平”内涵,或者说和谐与和平是“和”的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而墨家的“和”哲学,“和平”的内涵成为重中之重的同时也强调“和谐”,三家共同之处,就是“和谐”的最高境界是实现持久和平。如何取得和平,道家以辩证思维主张大小国家互相“谦下”但大国应该率先垂范,同时,道家重视高级政治和低政治的平衡以建立和谐,儒家重视和平机制与信守条约,而墨家除了在理念上更注意“兼相爱”和“交相利”的结合之外,同时也特别重视实力后盾特别是强大的科学技术在阻止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并用实际行动劝阻侵略行为,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创造和平的篇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社会观及其当代意义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而和谐社会观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观主要体现在儒家、道家、墨家等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中。他们的和谐社会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庄子与道家、道教及宗教文化

如果说中国的哲学,那么就是道家与儒家的思想体系.它几千年来主宰着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和思维方式.道家、儒家、道教和宗教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有着各自的界定与区别.我们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从先秦本体哲学看儒家的“显学”地位

先秦哲学对宇宙本体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两种，即天本论与道本论。儒家、墨家属于前者，道家、法家属于后者。与古希腊哲学的始基相比，被先秦哲学奉为宇宙本体的天与道具有相同性和相通性，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先秦仅有的两家“显学”均出自天本论。作为中国哲学的初始形态，先秦哲学与宗教天然合一，儒家、墨家的尊天、祭天满足了人的宗教诉求，在孔子、孟子和墨子那里，天是宇宙本原，也是祭祀对象。这表明，天与道又有差异性，天本论浓缩着宗教情结，有宗教功能，这是道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在先秦同为“显学”的儒家与墨家，在秦后命运悬殊——儒家被独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墨家式微、甚至成为绝学。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是伦理本位，强调以道德完善的方式与天合一，并且突出天人之间的上下关系，这些迎合了‘宗法等级的需要；墨子崇尚功利，把天人关系说成是互利互惠的平等关系，功利主义旨趣尤其是其平等意识为社会所不容。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儒家终极关怀论的现代建构--牟宗三“内在超越说”论析

“内在超越说”是牟宗三建构的现代儒家终极关怀论,它基于天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而肯定人之超越的可能,基本内容包含了“境界形态”和“实有形态”两条超越理路,相应地体现出“注重理则”与“注重实践”两大理论特征。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峙,“内在超越说”借鉴中国哲学独特的实践观念得以贯通上述两个方面,对现代儒家终极关怀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     

西方哲学视野中的庄子哲学

“西方哲学的视野”是指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一种有别于中国哲学视野的探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方式,它用西方哲学对哲学分支学科的归纳方式(例如本体论、认识论等)及概念系统和评价体系(例如相对主义、不可知论等)来分析、审视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就庄子哲学而言,中国很多哲学家虽然采用了以西方哲学的视野来探讨庄子哲学的方式,但却未能正确地立足于西方哲学的视野来评价庄子的哲学。庄子哲学就像西方哲学中的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的典型形而上学一样把世界分为由具体事物构成的现象世界和由本体构成的本体世界两个部分,通过否定现象世界的不确定性以论证本体世界的确定性,然后再通过认识论通达本体世界并在此基础上走向人的应然生活(自由),其中,否定不确定的现象世界是手段,通达本体世界是目的。那些未能正确用西方哲学视野来评价庄子哲学的哲学家的不当之处在于：他们只抓住了庄子哲学的手段而忽视了它的目的,仅仅根据庄子对不确定的现象世界的否定就简单地把庄子哲学定性为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而忽视了他在追寻本体时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换句话说,庄子重视的是形而上的问题,而这些哲学家在评论庄子哲学时紧紧抓住的却是他哲学中的形而下的问题。为了公正地对待庄子...     

什么是心理学

以现代心理学的观点，心理学可以说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心理学源于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都把“心”的探讨，视为哲学上的主要问题之一。到了19世纪末，受生物科学的影响，心理学才开始脱离哲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此后，心理学的内容不断变更，但名称仍旧不改。     

"节用"与"侈靡"的现代诠释

中国古代存在“节用”与“侈靡”两种有关消费的思想:儒家、道家、墨家崇尚勤俭节约;法家强调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二者是辩证的关系。其对建立“节约型社会”、树立新的节约观、提倡科学消费观,具有深刻的启示。     

试论墨子的文艺美学思想

作为小生产者利益的代表，墨子创立了与儒家学派对立的墨家学派。在文艺美学方面，他提出了以“非乐”为核心的、同儒家文艺审美观针锋相对的理论观点，使墨家美学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占据了令人瞩目的地位。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墨家学说研究

墨学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学说是包含经济、政治、伦理、教育、哲学、逻辑学、军事、科学技术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从战国到秦汉年间,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思想主要贯穿于《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篇论述中,其中蕴涵着墨子改革社会政治、建立由"贤良之士"主政的"爱利百姓"之和谐社会理想。儒家和墨家一样,也是致力于"经世济民",但其治世的依据原则和践行     

"上帝"与"爱因斯坦"--论牟宗三哲学中的两个隐喻及其对时代与世界的关注

从中国哲学与民族精神的立场出发,透过西方哲学而重新发现与肯定古老的中国哲学的精神价值,基于儒家哲学为主干而融汇东西方哲学智慧的基础与支点,寻求“上帝”与“爱因斯坦”的沟通渠道,实现“价值”与“知识”、理想与实践的统一,重新找到世界与人生意义之根,找回世界与人生的意义,———这在混沌、多元与变动的时代中代表了一种洪钟大吕般的声音。作为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儒学大师,牟宗三自觉地充当了时代这一声音的传达者。通过对这一声音的传达,牟宗三为他的哲学思想作了一种儒家人文主义的历史定位。     

“显学”的衰落——论墨学骤衰的主阅

本文认为,墨家的“兼爱”“尚贤”以及科学、逻辑思想违背了商周以来日趋成熟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得它无法与儒家抗衡,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同时,墨家理论体系以“同”为基调,充满着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缺乏内调机制;它又不能象法家、道家那样与儒家一表一里,相互补充,外调机制失灵。这些原因综合作用,终于使墨学骤衰而无法复兴。     

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哲学

从20世纪上半叶起,西方哲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学者尝试着从大量经典中梳理出“中国哲学”,他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构建了若干重要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内涵,在西方哲学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如果“中国哲学”受制于西方哲学框架的限制,便会失去其丰富的涵义。中国哲学要对世界哲学作出贡献,必须在立足中国自身的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当前西方哲学的新成果来影响世界的哲学界,使“中国哲学”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中国哲学中的特殊的名词概念也不必套用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可以采用音译加注释的办法,这样才能真正保持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及其特点。     

道家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文明的契合

本文认为,道家哲学所包含的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文明的诸多观点相契合,提出道家的主客共体的认识论方法,超越“中心主义”的“天人不相胜”观念及对科学技术要循道而为的警戒都为建构当代科学的生态哲学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而使道家哲学的生态视点成为当代生态文明中的有机元素。本文阐述的最终结论,就是要充分认识道家生态智慧在解决当代人与自然关系危机中的重要价值,建构未来绿色文明的过程中做到科学的扬弃。     

“实践”对“知人”“爱智”的超越

中西方哲学各有不同的特色,中国哲学的实质在于“知人”,把人际关系作为反思的中心;西方哲学的实质在于“爱智”,把物质世界及人类自身的知识作为探索对象,由此形成了中、西方哲学理念上的重大差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建构原则,实现了哲学主题的根本转换,完成了对中西方哲学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