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战斗文学”的发展及其终结原因

在五十年代兴起以反共为目标的“战斗文学”,是“外省作家”的文学,是来自仇恨和反映动乱时代的文学,是认同一个中国的文学.像《未央歌》一类只有少量“复国”词句的作品,不能视为“战斗文学”.“战斗文学”之所以走向衰亡而非王德威所说未曾“逝去”,是因为1991年当局正式宣布“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作废,使“战斗文学”存在失去了根基.此外,“战斗文学”的倡导者心理不健全；创作源泉枯竭；存在着严重的公式化倾向；生产“战斗文学”的体制尤其是监管手段存在着许多缺陷；台湾社会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年代,读者早已厌倦这些打打杀杀及血泪控诉的作品,故作为一种因意识形态而兴、因意识形态而颓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战斗文艺”到了九十年代只好成为历史名词.     

世纪末浪潮——近十年台湾文学走向

自７０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后走过了２０年历程的台湾文学,和整个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一起,即将跨入２１世纪。笔者虽非预言家,但从本世纪最后２０年、特别是近年来台湾文学的变化看,或许也能试着勾勒出台湾文学在跨越世纪时,其发展的大致轮廓和趋向。首先从政治层面看,“政治文学”的崛起是近２０年台湾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它使台湾文学赫然增加其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在８０年代以前的“威权时代”,台湾虽然有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作品,但实际上并没有以国民党专制统治为直接批判对象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学”。８０年代后,所…     

台湾女性文学中“新女性”形象概观

发轫于五十年代的台湾女性文学,在整个台湾文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台湾的女性文学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台湾的女作家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多以自己生活的世界为创作题材,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去观照生活。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是受封建礼教、传统道德和宗法制度的迫害,精神肉体备受摧残的弱女子。这些人物,在控诉封建礼教的罪恶,表现妇女的人生悲剧和要求解放的愿望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进入70年代以后,女性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尤以“新女性”形象的出现为显著标志。     

五十年代台湾女性作家——兼比较海峡两岸文学史书的不同注释观点

同样以“台湾文学史”为内容,由海峡两岸不同作者撰写,不同地区出版的文学史书,对同一作家及作品,经常出现全然相反的评价.在近十年间,海峡两岸台湾文学史专书相继出版,合计超过十种.在参阅各家文学史的时候读者将发现各书的注释观点、论述角度,差异取最大的,正是从1950年1959年这一段.这是台湾文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五十年代”.     

八十年代台湾都市文学

所谓“都市文学”,指的是反映都市生存情境及人在其中的生活状态的文学作品。这是以作品题材的地域范围加以界定的概念,也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是与“乡村文学”相对而言的。长时间内,台湾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受到格外重视,然而随着都市的扩张和乡村的萎缩,特别是近10年来飞速发展的都市文化进程,无论是乡土题材,或是仍耽留于农村的作家,都越来越少。在乡土文学无可避免地式微的同时,都市文学逐步兴起;进入80年代后,更以其笼罩、辐射台湾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的广度和深度,磅礴于台湾文坛。正如台湾青年作家黄凡和林耀德所说:都市文学业已跃居80年代台湾文学主流。当然,在这一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中,无论是作品的具体内容或不同作家的情感特征,都有很大的区别。根据作家的情感、价值取向和美感经验特征,可以分出如下几个类型。     

八十年代台湾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凡是深入研究过台湾当代文学发展的人们,都不难发现,光复后至70年代的台湾文学史,具有鲜明的阶段性:50年代,由于台湾当局基于政权的考虑,奉行"政治挂帅"与"经济挂帅"并举的路线,致使反共、怀乡文学应运而生,一度占据台湾文坛;60年代,台湾经济上逐步开放,政治上则加紧控制,西化风潮席卷全岛,使现代主义文学得以流行并一度取代反共、怀乡文学而成为主流;70年代,由于国际重大政治事件的冲击,加之开放带来的过分西化使台湾多数人不能适应,岛内民族主义热潮空前高涨,本土运动层出不穷,因而使沉寂多时的乡土文     

杨逵小说的政治诗学

日据后期出现的台湾新文学，同祖国大陆，以及当时世界上其他被压迫、被殖民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并无差异，既属于20年代以后，国际上崛起的反帝反殖新兴文学的一个分支，又是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故在台湾新文学中，不仅有对殖民当局统治意识形态的抵制，还有对民族身份的坚守，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或公开或隐蔽地消解、颠覆、破坏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各种“统合”措施和“同化”政策。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以杨逵为代表的“台湾左翼文学”。虽然杨逵使用殖民者的语言创作，却仍然完整保留了强烈的“中国意识”及“台湾属性”，     

对“横的移植”文学主张的再思考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台湾文学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最受评家议论的,是五、六十年代有过一段“横的移植”的发展历史。冷静地回顾一下台湾文学走过的这一段坎坷的历程,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于发展我国文学艺术事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当“横的移植”旋风刮过之后 五十年代中期台湾文学界那股“横的移植”的旋风,首先从诗坛上刮起。三十年代即已接受现代派艺术观的纪弦,从大陆去台湾不久又重新打出“现代派”旗号,认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是来自欧美的移植之花”。这种文学主张,当时受到许多同行的批评与反对。“蓝星诗社”的覃子豪对“现代派”的“六大信条”提出两点怀疑:一、“怀疑完全标榜西洋诗派,是否能和中国特殊     

“台湾文学独立论”与“文学台独”

“台湾文学”并不是新名词，在台湾光复前就有作家使用过。但这不等于说，“台湾文学”在任何时代或对任何人来说，意义都是相同的。“譬如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是殖民地台湾的心声，是精神与灵魂的表达；是挫折、希望、悲哀、喜乐的交融。但在同一时期，从日本统治者的观点来看，     

中西隐喻文化及文学翻译的隐喻存在

沉浸在问题与思考中,我们往往会发现许多问题在传统的研究领域内已找不到答案,而这即是隐喻由一个单纯的修辞手段蓬勃发展成为一门热门学科的前提和原因。本文概述了二千多年来中西方隐喻文化研究的历史、现状的进程;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隐喻研究日趋白热化的代表人物、作品和观点以及90年代首次亮出“隐喻学”旗号的中方代表人物、作品和观点。对西方语言哲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及观点亦进行了借鉴,将隐喻理论引入到文学翻译实践理论中,并提出了非传统的文学文本翻译实践的思维方式与观点。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一瞥(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台湾海峡两岸的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有着共同的母体渊源和血缘关系。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之间的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密切关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台湾新文学兴起以后，随着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学的各种条件的变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回顾和探讨白湾新文学诞生以后，与大陆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相互联系、交流和影响．这对于认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不可分割的源流关系，促进它们之间新关系的建立，推动其共同繁荣发展，都将是有益的。大陆“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五四”新思潮、新文学的兴起，对台湾…     

论台湾女性文学的父亲主题

论台湾女性文学的父亲主题黄发有女性文学，是指由女作家创作的反映女性生活，探索女性命运，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品。台湾女性文学发轫于５０年代，当时文坛活跃着一群自大陆迁台的女作家，远离故乡的焦虑使他们热衷于表现乡愁主题。她们渴盼回归阻绝的家园，可现实却碾...     

重看海派文学的商业性

曾几何时，海派文学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称之为“商业文学”，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重农轻商的。人们认为它有商业运作的一面，散发着秽气，遭人们的鄙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商业”及‘满业运作”成为一些刊物及作品操作的重要话题。文学要完成它的认识。审美等作用，首先应被读者所接受，这就要走向市场。今天重新审视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学，会发现多年来我们对海派文学一直存在看某种误解。它对中国都市文学发展的独特贡献很少有人谈及。商业干扰文学，又促进文学的发展，两者纠缠如鬼魂附身。本文…     

管窥国共对峙时代海峡两岸抗日小说——以《大江风雷》和《狼烟》为阐述对象

上世纪50至80年代是海峡两岸严重对峙时期,期间两岸作家各创作有若干以大陆八年抗战为题材的小说,这些作品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文学观念,对同一历史题材作出了大相径庭的政治评判和审美表现,但两者间也有文化传统和民族风格的内在同一。本论文以大陆作家艾煊的《大江风雷》和台湾作家司马中原的《狼烟》为阐述对象,从时代背景、题材审视和审美表现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台湾20世纪文学与西方现实主义

在台湾，现实主义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最早出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思潮，它是在外国现实主义和大陆现实主义文学的双重影响下发生的。早在１９２６年，台湾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开创者赖和就指出：“台湾的新文学，虽不是创作，却是光明正大的输入品，决不是赃物……新文学是发见的世界，任各有能力的人去自由垦植，广阔地开放着，纯取世界主义，就是所谓大同者也。”①赖和这段话，阐述了台湾现实主义文学兴起时的三个事实和特点。首先，台湾新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不是本地传统文学的产物，而是“光明正大”的外来文…     

扫描台湾文学在大陆当代文学史上的定位曲线——以林海音人文为例

作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女作家在大陆文学史中的代表林海音,其人其作品一直是大陆方面于台湾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林海音人文价位评价是台湾文学在大陆当代文学史上的定位窗口。     

文学的特殊性与民族的认同感

我认为,叶石涛先生《总是听到老调》一文的观点,并非一时激动之辞,而是他深层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的反映。尽管个别观点可能与他以往的观点有出入,但就总体说来,是其以往学说的重申与实现。它代表了台湾一部分作家对于“边疆文学”、“支流文学”这一假想中的台湾文学定位的忧虑与恐惧。因此,当两岸学人各自站在不同的公理系统来对话时,往往说不到一块去。就“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这句话而言,其中“台湾”与“中国”的概念内涵,在两岸学人的认识和使用中,就有着细微的差别。前者涉及对具体文学现     

台湾的乡土派文学

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与现代派分庭抗礼的是乡土派文学。由尉天聪、陈映真等创办的《文学季刊》,对六十年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和现实感的丧失进行了批评,并表现出描写台湾现实的志向。其理论与吴浊流、钟肇政等人的创作相呼应。到了七十年代,乡土派成为文坛主流。乡土派作品从台湾本土人民的现实生活出家,以台湾现实生活为题材,以民族主义为统帅,主张文学的民族性与社会性。主要作家还有王拓、李乔、黄天     

评叶石涛的“对等阶位文学观”

1992年，台湾老作家叶石涛在《自立晚报》上发表了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一篇叫《谈退休生活与白色恐怖》，另一篇叫化总是听到老调》。文章的题日迥然不同，但却贯穿着同一意图，那就是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为他的“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文学”论张目。他毫无掩饰地说：“不要常说台湾人是附属于中国人里面，我们台湾人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学”，“我们台湾人一定要建立一个独立于日本、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人的文学，让台湾文学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占一席之地，建立一个可以代表台湾人民、代表这块土地的台湾…     

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与文学社会的重新整合

发生在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震撼了当时台湾文坛。参战的百数十位作家、学者在几十个刊物上,发表了不下百万字的文章。如今,这场沸沸扬扬的论战已沉寂十几年,然而,台湾文学界对它的研究、反省仍未停止。80年代论战十周年时,台湾举行过大型的回顾座谈会;进入90年代,《中国时报》又以《走过70年代的文学标竿,回顾乡土文学论战》为题,组织讨论,希望“使重出土的‘乡土文学论战’能成为刺激台湾文坛往前迈进的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