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经济主体的人格类型--"斯密悖论"的时代解读

本文以"斯密悖论"为切入点,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究市场经济主体的社会精神气质与人格类型,进而试图揭示市民道德精神特质对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意义.     

道德悖论与道德选择

道德悖论是悖论的一个特殊领域,是道德现象世界中一种特殊的矛盾,是一种出现在行为选择的结果、具有善恶绝对对立和对抗性质的自相矛盾。道德悖论是由道德价值实现的特殊性、人的道德价值判断能力的不足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而造成的。可以从道德选择的角度,通过改造德性主义的道德传统,提高道德选择能力,用"道德智慧"消解道德悖论,以推动伦理学理论更趋于科学性。     

“斯密悖论”与现代企业和谐价值观的构建

"斯密悖论"表面上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人性假设问题,实际上蕴涵着深刻的和谐伦理内核。作为社会一员的企业,树立和谐价值观不仅是生存的必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企业构建和谐价值观必须订立基本的价值准则,实施正确的领导,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完善伦理反馈机制及激励机制。     

"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

本文依据作者本人对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针对学术界出现的一些以韦伯的“价值中立”为名,要求在社会科学中消除“道德专制”、强调经验科学的“纯粹技术性”等观点和立场进行分析和批判。作者认为,韦伯不但没有为经济学等经验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提供任何理论依据,相反,他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始终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目标上的根本区别,强调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文化价值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文章通过对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的理解,着重分析了经济学自然主义倾向中实际隐蔽着的“伪道德中立”。     

经济学、市场与道德:“斯密问题”的发展与超越

斯密在《国富论》中将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利己”,在《道德情操论》中将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利他”.20世纪60年代后的现当代学者多数倾向于认为斯密的两大体系具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但是,此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在经济学、伦理学、管理学甚至社会学、法律学中演化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围绕由人性基础引发的对道德因素在学科中的影响的讨论.“斯密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演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经济学讲不讲“道德”的讨论,即经济学本身范式中应不应涵盖以及如何涵盖道德内容的讨论;另一个方面则是由对转型期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引发的市场经济与道德的讨论.     

经济学与道德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不同时期都产生了不同的关注问题,与此对应的是在学术界、理论界也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思想、观点的探讨、争鸣。回顾不同时代人们所言所思,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中国社会行进道路的指向,人们思想嬗变的曲线。自本期始,本刊设【思想备忘录】一栏,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注、争论的问题予以综合评述。     

对斯密“同情心”和“自利心”概念的再解读

“同情心”概念和“自利心”概念是斯密“两论”(《道德情操论》和《富国论》)最为重要的核心概念。本文试图对这两个核心概念作深入的再解读。     

《白鹿原》:历史与道德的悖论

本文认为,<白鹿原>从家族宗法制的变迁透视现代史的演进,堪称新时期最有力度最有分量的作品之一.但作者以这一新的视角进行创作时又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文化困惑历史观与道德观的二难处境,作者在处理宏大历史文化题材时力图揭示的历史文化必然性却又被一种旧的伦理道德观所消解,因此,就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基本立意的阐述上表现出深刻矛盾.这与作者尚未从精神上真正走出"白鹿原"有关.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伦理思想之比较——兼论新时期道德建设的理论出路

亚当·斯密在西方伦理思想发展的过程中 ,其作用是将情感主义伦理学说进一步推向了功利主义 ,最重要的是他开始从纯粹人性的研究转向从经济条件上确立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然而 ,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相比较 ,尽管二者都求助于经济关系 ,但却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其中的原因正好是今日进行新时期道德建设需要关注的问题 ,成为道德建设的理论切入点。     

论“价值无涉”原则的合理性因素

韦伯的“价值无涉”不同于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而是与价值关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进行经验研究的一种策略,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具有相近的合理因素,正确认识和理解“价值无涉”原则对推动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国际化进程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亚当·斯密的交换正义理论——基于《道德情操论》的探究

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中,正义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斯密的道德哲学著作《道德情操论》是研究其正义理论的重要文献。基于这一文本,文章试图对斯密的正义理论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厘清斯密正义范畴的基本含义,阐述作为斯密正义思想核心的交换正义理论及其重要作用,进而探讨斯密正义观的理论意义及其对建构我国当代社会正义理论的现实启示。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及其现实影响——从亚当·斯密说起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引申出了“经济人”与“道德人”两个概念,“经济人”与“道德人”反映了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两者并不是统一的,更不是和谐的,而是对立的和谐。“经济人”是利己主义,“道德人”是利他主义,而我们强调两者的结合是建立在两者的冲突的基础上,“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依赖于一种“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种和谐思想对市场经济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需要不断强调人作为“道德人”的一面,否则市场经济体系将无法建立,同时要促进两者之间的结合,达到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和谐,进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转型的悖论与悖论的转型——基于"中国模式"对新古典转型经济理论的批判

转型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转型而转型,转型的目的是更好地获得经济增长,如果忽视了转型的增长取向而把关注点仅集中到狭隘的转型本身,那么必然会造成舍本趋末的结果,而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在转型问题上的所犯的错误正是如此."中国模式"是一种寻求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断持续推进的有效模式,随着"中国模式"正被越来越的人们所接受,人们对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所倡导的那种简单化、绝对化和"为转型而转型"转型观表现出了更多的质疑和批判.     

“投票悖论”的分析及其矫正——理性选择理论的“投票现象”应用批判

投票机制是民主政治的制度性保障,但它却存在着一个悖论。这一悖论可被简单地表述为：在投票参与者意识到自己的选票对结果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牺牲闲暇以及交通成本等方面的付出到投票站投出手中的选票。美国大选仅仅具有半数左右的参与率似乎也在事实上为以上＂洞见＂提供了心理学依据和社会学依据。在试图解决投票悖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具体分析理性选择理论是如何从一个过分武断化了的前提出发,而走向一条循环论证的死胡同的;进而希望通过为投票动机添加新的变量的方式来缓解理性选择理论的这种弊病。     

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

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一文,将"蛊惑"人心的道德形而上的手段说成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启蒙作用",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的作用的微薄则说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区",无疑是放弃了启蒙学者"形而下"的担待,使本该清晰的启蒙与反启蒙的边界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时时散发着"道德形而上"必须和政治实用主义结合才有用武之地的气息.与此相反,笔者欣赏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为,而不欣赏固意"牢化"的"形而上"诉求.人文精神应该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和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观念的、僵死的和教条的,这才是文学生命的底线.     

构建大学德育环境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大学德育环境建设,是增强大学德育的科学性、实效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人的道德需要与全面发展理论,是构建大学德育环境的理论基础。大学德育环境的构建历史性地表现出时空性、主导性、主体性、生命性等实践特质,具体体现在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画龙点睛的校训、高雅的人文环境、师生的平等互动等方面。     

汉代情论的时代嬗变特性及其道德特征分析

无论是历史学、哲学还是心理学,"情"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西汉、东汉思想家们对"情"的认识是存在重大发展演变的,情的主旨从达道、王霸转移到了修性,情的认识论重心从人文逐渐转向理性,体现出时代嬗变的特性。两汉情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重视道德的实现,希望以君子为代表的道德精英们,运用自律、推己和移情等手段,通过情感的培养来塑造德性,发挥他们道德模范的影响,从而达到维护宗族稳定、引领和规范社会的目的。最终,汉代以伦理化、规范化的儒家情感价值观为核心形成了一套社会控制体系。     

意向性与心灵的“分界面”——普特南实在论思想探析

普特南通过意向性问题深入实在论研究,分析了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缺失,指出意向性的非还原性和开放型的构造,并且把意向性延伸到逻辑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在这个基础上,普特南试图通过消解实在与心灵之间的分界面来避免实在论的二律背反,进而从内在实在论走向直接实在论。     

《大学》的政德思想智慧及其现代价值

朱熹对《大学》做出了极高评价,称《大学》为修身立德的纲目。孙中山称《大学》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培养统治者的学问。以挖掘《大学》政德思想智慧为出发点,对《大学》的政德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基本精神,以及发挥这一智慧在当前领导干部政德建设中的现代价值等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