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伦理：一种程序的企业伦理

对话伦理的理论基础是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对话的根本作用在于使人们相互理解，它内在地具有交往合理性。对话伦理的核心是（相互）理解理论，而论证是现实生活中达成理解的主要形式。企业伦理的终极目标是使企业获得内外和谐。和谐在这里的含义是所有利益相关者自由独立地达成一致，即形成“非强制约束力”，而以论证为特质的对话是解决冲突促成和谐的手段。     

当代西方正义理论的深层分裂及其哲学根源——以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视角

围绕现代民主法治国之合理性问题,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论证,二者之间存在思维方法、哲学立场、论证结构上的根本差异,以致互相之间实际上不可对话和难以融通.因此,尽管他们表面上一致肯定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理念,但却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根据和本质,相应地,政治正义也在其中获得了不同的定义.作为一般正义概念下的一种特殊正义,政治正义的这种理解方式的逻辑冲突必然损害普遍正义概念的统一要求,构成对人类理性的挑战.为了能够提供统一的正义理论,当务之急在于构造比他们的正义理论具有更强论证力量的正义理论,方法就是把正义理论建立在能够提供更充分根据和完备论证形式的新哲学之上.     

共轭视角下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价值分析

当前,关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探讨成为共识性的时代问题,也是大学发展的重大主题。但是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规范性论证相对匮乏:大多数学者的目标依然是区分差异和对立,而忽视两种权力的对话空间。通过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价值的解读,以及对现实的回应,我们尝试以更为开放的视界来完善相关论证,注重对话交流,从而开显高等教育权力理论更为广阔的思想图景。     

非形式逻辑和人工智能

近年来,非形式逻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开展了颇有成效的合作。非形式逻辑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渗透到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法律”的研究领域。一系列范畴和分析工具,如论证概念、论证型式、可废止论证、对话类型、相干性、对话中的承诺等,既从非形式逻辑领域传输到人工智能研究中,又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得到深化。非形式逻辑启发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向,而人工智能研究开发了非形式逻辑的巨大潜能。     

从方法论看抽象法学理论的发展

抽象的法学理论在19世纪之前是由法学外的思考者们来推进发展的,法律家与专业外的法律思考者之区别在于他们始终不能完全游离于各个时代发生效力的实在法.面对实在法,抽象法学理论的姿态有时是极为尴尬的.二战以后,法学家们有关"疑难案件"所引发的理论论争为抽象法学理论续造生命活力做出了贡献.建立在现代逻辑、语言哲学、语用学和对话理论基础上的法律论证理论在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悄然兴起.尽管这个理论本身在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特别是有关法律的道德评价之类的实质哲学问题)方面还存在着应用的局限性和具体方案上的缺陷,但它代表着一种在实在法之实践问题上寻求多知识进路、多学科方法之研究论证的努力方向.     

民主作为程序--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民主观及其现实意义

自由主义的民主与共和主义的民主,构成了当代社会民主模式的两大景观.在比较分析与综合这两大民主模式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论证了他的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民主作为程序,意味着商谈和对话成了民主模式的核心内容.这种以交往与对话为特征的民主理论,可以为当代中国的民主法治理念的更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法庭论辩中的诉诸权威及其评估

诉诸权威的论证作为一种发生于对话情境中的可废止性的论证型式,应经受一系列批判性问题的检验。法庭论辩中的各方主体需针对不同的场合对该论证提出不同的批判性问题,并在批判与回应的对话剖面中检验诉诸权威论证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使主观的怀疑接受客观层次的审视与检省,并从中识别出与专家意见制约条件不符合的例外情形予以排除或反驳,以形成心证或内心确信。     

逻辑与对话

法律论证是法官对法律推理中大前提的合理性和推理过程的有效性进行的说明。其中,对于法律推理过程的论证主要是通过以三段论为代表的形式逻辑来完成的,即推理过程的验证必须符合形式逻辑的演绎规范。由于法官在对法律推理大前提的选择过程中会融入价值评价的因素,因此这需要法官通过对话等方法使论证结果获得更高的可接受性。     

关于哲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12个问题——与约翰·塞尔教授的对话

约翰.塞尔是认知科学最早参与者和创建人之一,在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哲学、心智哲学、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篇对话中,塞尔教授就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言语行为理论和心智哲学、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政治学和社会哲学、人工智能和“中文房间论证”以及与认知科学相关的其他重大理论问题表达了他的深刻思想和真知灼见。塞尔教授还对清华大学目前正在开展的认知科学研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也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中国学术的期望。     

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揭示了一个观点多元、价值多元、体验多元的真实而又丰富的世界 ,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理论自身的范围。对话成为联结古今中外文化和文论的桥梁。它在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立性、自由性、未完成性和复调性等特点。对话———独语———对话的不同形态 ,展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对话理论、对话思维对中国文化、文论的发展 ,对推动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进步 ,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对话：21世纪语文教学新视野

进入对话时代,对话精神回响于教育领域,为语文课程改革带来了新的气象,成为21世纪语文教学的新视野。本文以对话理论为基础,从语文教学与对话理论的关系角度探讨了对话理论特别是阅读对话理论这一新视野在语文教学上的运用。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及其对介入系统的启示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Martin和White发展的评价系统中介入子系统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可以从语言哲学观、对话性来源、对话性的体现三个方面来系统归纳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基本内客,并进一步考察对话理论与介入系统的关系.介入系统和对话理论有相似的语言哲学观,它部分地借鉴了巴赫金关于对话性来源、体现方式的观点,并有一定发展;但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观点没有涉及,而这些方面对介入系统以后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基于德性法律论证理论的程序正义标准

从广义的法律论证理论角度看,西方学界主要从德性伦理学理论和人文主义两条路径来解决法律决策的程序正义标准问题,但前者不能满足法律论证程序标准的公共性要求,而后者能够确立但不能证立法律论证的程序正义标准。通过变造现有德性伦理学理论而得到的德性法律论证理论认为“事实—价值—共同善”是价值选择行为的结构,人类繁荣是法律论证的最高依据,而人类繁荣有其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德性法律论证理论致力于克服人文主义和现有德性伦理理论的逻辑困难和公共性问题,能够确立并证立法律论证的程序正义标准。因此,可以依据德性法律论证理论的基本立场,尝试建构起法律论证的程序正义标准。     

罗尔斯政治价值的论证逻辑及实践限度

政治价值的中立原则是否恰当是政治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争论的焦点。社群主义从"目的"出发,对政治自由主义展开批判,认为中立原则的结果是政治价值把道德价值括置在外;政治自由主义从"手段"出发对自身理论进行辩护,认为中立原则只是理性对话的中介——谈话过滤器而已。其结果表明,罗尔斯政治价值的论证逻辑虽然通过精心"剪裁",但由于缺乏现实社会的"奠基"和现实批判的维度,其理论的理想性和现实性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张力。     

对话教学实践中的反思与改进——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对话教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已经被广泛重视和应用。但对话教学的实践并未如同理论上研究的那样深入和有效。主要表现在：师生对话意识不健全、教师的提问行为与提问意识不相符、师生间拥有对话资源的不对称。究其原因,主要是对话教学理论研究不完善,不少教师对话能力有待提高等。因此,加强对话教学理论研究,提供充足的对话资源,加强教师培训,才能真正提高教学实效。     

政策科学的现代性重建

政策科学的现代性重建需从知识结构、话语体系、主体观念、理论功能等多方面着手。本文认为,政策分析和研究应当重视公共政策中的政治和政治理性;倡导具体且动态地互相关联的关系型政策主体观念;建立一种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多种话语共存并相互对话的政策话语体系;“求善”优先于“求智”,“求同”胜过“求真”;进而超越简单的经验论证,关注政策价值。     

21世纪批评方法的重建

新旧世纪的更替 ,会给作为文学研究者们的交际方法———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研究的方法带来哪些变化呢 ?我们是否能够在研究传统批评方法和理论的基础上 ,探索一种更符合时代变化和文学自身特点的批评方法呢 ?这些问题显然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尽管在 2 0世纪 ,这一被理论界称为批评的世纪 ,批评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 ,纷繁复杂 ,研究成果丰硕 ,但是其基本的发展走向还是较为明显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研究的方法越来越趋向多元 ,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对话局面。然而 ,我们同时又注意到 ,这种“多元化”和“对话”的格局仅仅是就各种理论和方法之间…     

对话：人的存在特性——论巴赫金的对话主义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思想体系的核心.作为巴赫金学说的哲学出发点和理论归宿,对话主义的核心精神是对人的存在和价值的关注.巴赫金从关于人的存在、人的本质的命题出发,提出了"对话是人的存在特性"这一重要命题.     

获致法律上妥当的裁判——对法益衡量思维与方法的全面检视

法益衡量是否是一种裁判的方法,一直以来聚讼纷纭.由于法益衡量的多重面向和可分析观察的多个维度,造成了时之认识和理解的复杂性,以及建构法益衡量方法的多种路径.法律诠释学、原则理论和法律论证理论等成果,从多个维度为法益衡量的结构以及合理的衡量方法的建构提供了思路.法律诠释学澄清了作为一种本体论事件的法益衡量的思维过程及其合理性问题.法律论证理论则为具有主观性的法益衡量获致一个妥当结论提供了方法上的可行性和可能性.寻求合理的法益衡量方法,需要结合对法益衡量的论证以及对其结构与过程的重构两个方面,透过法益衡量的结构框架,实体的内容或价值判断借助法律论证的理论和工具被恰当证立成为可能.     

一种转型期的文化理论——论巴赫金对话主义在当代文论中的命运

本文评析了巴赫金以对话为核心的美学与文化理论,以及巴赫金理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深远影响,认为巴赫金关于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理论,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既宏观又微观,结合了“历史与美学的思考”。巴赫金对文学本文作的语言结构和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的重要发展。巴赫金理论主要包括:复调、语言杂多、狂欢化现象;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和主体性建构;言谈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对话主义不仅是对转型期文化的不确定、未完成性的一种理论概括,而且提供了思索、把握当代文化的历史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