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东西方文学理论的差异

这里发表的是一位越南学者对东西方文学理论差异的看法，作者认为，与西方文学理论偏重客体．注重“再现”不同．东方（主要是中国）文学理论偏重主体，注重“表现”。相应地，西方重叙事，中国重抒情：西方要求反映的“真实”，中国强调作家的“真诚”；西方强调的是对世界的确认．中国强凋的是对世界的感认，这一切与西方商业发展较早，中国自古重农不无关系。     

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与使命——对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再思考

本文认为,社会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就是它逐渐“中国化”的历史,把社会学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不能完全概括东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差别和冲突。文章分析了对社会学“中国化”的性质和目标的不同理解,认为正确全面地理解社会学的学科化问题,仍然是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目标的关键。在作者看来,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是“化入”与“化出”,即尊重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和规律,先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内部,批判地继承西方社会学,然后化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了社会的平衡与稳定发展而寻找有效的社会控制,始终是社会学最关心的课题,舍此而讨论社会学的“中国化”,是一种非学科化倾向。     

小农经济下的公共产品供给

从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相关概念和理论出发 ,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公共产品”供给与小农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一方面小农和国家两极结构在农业经济中存在的“互补性” ,另一方面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衰落 ,这种稳定的两极结构被逐步打破并被新的模式替代。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商业银行“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新结构经济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自主理论创新的成果。本文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的背景、模式、原因、挑战以及意义。本文总结梳理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模式与相关主流理论解释，对比后发现，中资商业银行对于境外业务的拓展没有照搬西方发达国家银行“走出去”模式，而是坚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前提，结合中国自身与外部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与融资需求特点，综合自身发展战略与外部国际环境等各方面因素，不断调整和优化跨境网络结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道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了有力的金融保障。     

对西方经济学发展中“沟通—融合”思潮的思考

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西方的历史命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马克思在世时的“缄默抵制”和马克思逝世后20余年的“非难”与“攻击”,转向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研究”,乃至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沟通——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某些学者——不管是采取褒扬、还是采取贬责态度的——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沟通一融合”中,一般都是以“重新认识”、“重新发现“、“重新研究”马克思思想为旗号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自诩为“发展”了马克思思想。然而,这种所谓的“发展”究竟是把马克思理论推向前进,还是扼杀了马克思理论的生命力?这需要我们作出冷静的思考。一、西方学者“重新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两个阶段纵观近50年来西方经济思想史,人们不难发现,西方学者“重新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沟通”乃至“融合”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思潮,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危机为契机的;当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危机只是西方现实经济危机的结果。一般地说,同起始于     

“中国价值观”与当前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中国价值观”是相对于“美国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华盛顿共识”等而言的,是中国社会价值体系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是当代中国价值复杂性的观念表现和理论提升。在历史与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多维背景中分析中国当前复杂价值状况的历史生成、演进逻辑、多元构架、深层原因与内在依据,透视西方几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历时性矛盾在当代中国的共时性并存,我们主张以复杂性的思维与方法来看待当前中国的复杂价值现实和价值观念,在多重线索汇聚和多元变化整合的动态过程中积极守护“中国利益”,合理履行“中国责任”,自觉探寻“中国道路”,清醒回应“中国期盼”,自觉化解“中国难题”,恰当彰显“中国信心”,更好地发挥出哲学社会科学在解读与引领社会发展的积极功能。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想理论发展的流向与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

本文对20世纪初期以来近70年的中国文学思想理论的发展和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进行了宏观考察和研究,认为中国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建构起多元开放的“人的文学”观念体系,到了30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又分化成两大主要理论体系,即以鲁迅、周扬、冯雪峰为代表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由于适应了中国急迫的社会政治革命要求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念,以朱光潜、沈从文为代表的非功利的文学审美理论,在唯物史观和艺术社会学范畴之外丰富了现代中国文艺思想。上述两大理论体系中一些真诚的理论家,在把握“文学-人”这个核心进行艺术思考时,不断突破自身的理论局限,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对立面的某些理论思想,从不同的方面改造和发展着“五四”开创的“人的文学”的思想,构成了总体历史发展的多向分离和总体趋近的运动轨迹。这将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有两点历史启示:一是文学观念的建设必须以文学和“人”为核心,对于文艺规律的探讨不能偏离人所创作的这个文学主体;二是新时期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应该向着历史的“新的综合”目标前进。     

论七八十年代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

本文认为,70年代,特别是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是西方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及此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所提出的任务,是如何克服“停滞—膨胀”的局面,怎样抑制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作用,为资产阶级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新保守主义经济学自由经营论卷土重来,对此作出理论论证,从而使当代西方经济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者强调,我们应该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注意在这一演变中提出的新观点、新学说、新的政策主张,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大胆吸收西方经济学对我有用的东西,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     

日本和韩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日本和韩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德〕Ｃｈ－Ｋ．科本文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更新》杂志第２６期里批判地探讨了“儒教”经济学的观点，同时指出了对“亚洲”资本主义从文化方面加以阐述的片面性。作者认为，关于“亚洲”资本主义的讨论应该把文化差异以及政治经济的一定关系...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本文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做了总体回顾与评析。作者认为,对现代性的追求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思想主题:就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而言,现代中国文化走过了一个现代化的价值理想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主要成就包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中国文化之民族慧命、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文化具备了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思想框架、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迈出了坚实步伐等三个方面;人类文化发展中后现代转向的出现使中国文化面临新的两难困境;面向21世纪,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切实完成既实现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又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双重任务。     

实践:在何种意义上成为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基石——经济学视域中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本文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思路为背景,深刻地阐释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真实语境。作者认为,马克思《提纲》中的实践规定是马克思自己在经济学研究中对社会物质活动的肯定,具体说,就是从狭义的经济学语义上“工业”向一般的“社会的物质活动”的总体——实践的过渡。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基础的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的真正起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规定,不是形成于简单的抽象的哲学演绎,而是丰厚的社会经济历史积淀的结果。这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的重要方面,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家和实践人道主义者们之所以误读马克思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经济学的源理论研究问题

改革开放20年来 ,中国经济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然而 ,中国经济学的成就主要仍然表现在引进、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方面 ,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路径依赖 ,创新不足。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上 ,中国经济学显然是缺乏原创力 ,形成不了具有足够自身价值观念与理论基底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文章认为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有其相应的制度背景与历史文化环境作为其创作的基础的 ,都包含有与其相适应的激励系统与制衡系统。脱离文化、脱离历史、脱离国民心理背景的理论移接 ,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效率损失。因此 ,作者提出了建立以人本主义为思想核心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设想 ,并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     

解读中国经济学六大困惑

经济学是客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基础,因此,现实的经济状况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决定和制约的作用。由于东方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无论是成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很自然的产生于西方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西方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经济腾飞,都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壮大需要能反映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来指导。但在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经济学者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理清,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三个代表”：走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进程前列的马克思主义

“三个代表”的思想是世界形势深刻变化进程中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次自觉的理论转型。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在自觉地从革命的理论转变为建设的理论 ,工人阶级政党正在自觉地从一个革命的党转变为长期执政的党。这一转变尽管还处在开端 ,但是它的意义是十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将又一次走在时代的前列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历程相结合的新飞跃 ,社会主义事业又将面临新的大发展的机遇。     

工业经济学

工业经济学在西方明确地成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这一学科的名称则是在五十年代确定,并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在此以前,研究这一学科的著作有许多不同的名称,诸如“工业的经济学”、“工业与贸易”、“工商经济学”、商业学等。在美国则一般叫作“工业组织学”。西方工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工业部门内各种经济力量的运动及其规律。研究的目的在于对这些经济活动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从而有助于实际工作。但是,由于学者们在基本观点、研究的重点以及方法论上的分歧,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并未完全一致。从近年发展的趋势看,分歧正在缩小,一致的部分正在扩大。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这一学科形成的历史有密切关系。虽然自从西方有经济学以来,对工业活动进行经济分析就是经济学研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理论经济学之重建

本文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既迫切要求重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也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重建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在学习和批判地继承现有的市场经济理论时把握好经济学的本质及经济学研究上的三个层次上的关系，将为我们提供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而理论创新才是重建中国经济学的灵魂所在。为了使中国经济学能够在科学的轨道上得以重建和发展，以经济学问题的论争中对理论创新应持严肃科学的态度，并在经济学界尽早形成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理论假说、批评、争论、接受、修正、摒弃的创新和发展的机制。作者指出，在目前应将注意力集中于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经济改革中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培植新的理论生长点，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矛盾、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进而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和学术思想。     

Reflections on the Proposition That “Literary Consciousness Arose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l Philosophy"

现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属于跨学科、跨专业的“大哲学”。“大哲学”是与“纯哲学”相对照的一个概念。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呈现出危机和发展的一盈一缩的现象,实际上是“纯哲学”与“大哲学”的交替。所谓的哲学危机是纯哲学危机和“大哲学”凸显的时期,而走出危机之后的哲学发展是“纯哲学”发展和“大哲学”淡出的时期。现在的哲学处在危机时期,现代中国的哲学应当自觉地发展“大哲学”,提倡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推进东西方比较哲学,使现代中国的哲学走向世界,朝着世界哲学的方向努力。     

“十二五”时期私营企业成长路径探索

中国已经迈入“十二五”新的发展时期,私营企业成长与“十二五”规划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中国当前针对私营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存在诸多不足,而西方的企业成长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十二五”期间,为促进私营企业健康、持续、稳定成长,需要在制度设计安排方面有新的思维和方法.要出台专门引导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构建中国的私营企业成长理论,完善市场机制,加强私营企业自身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