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农民参与:缘由、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农民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力量。但是,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基层政府仍缺乏现代治理理念并且习惯采用硬性的治理方式,缺乏与农民的柔性互动,这使得农民参与积极性低,加之农民主体意识淡薄、乡村人员外流,严重阻碍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基层政府应从树立现代治理理念、采用柔性的治理方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农民主体意识四方面入手来促进农民参与。     

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及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并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乡政村治”制度性及其他非制度性治理模式,它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渗入了市场运行、市场竞争的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参与模式、政治参与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促进农民增收、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等效果。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将敏捷治理思维和方法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之中,提供了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经验样本,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运作呈现出三种实践取向：一是智治主义取向,指涉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搭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打造完善的信息基础架构和治理模块,变革治理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形塑“整体智治”的治理形态;二是简约主义取向,指涉增强乡村治权和主体性,赋予村级组织必要的治理权力和资源,发挥社会内生性力量的自治功能;三是人本主义取向,指涉依循“以民众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使民众成为参与治理流程和评判治理绩效的主体,将民众需求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决策依据和运行基点。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漠视"现象解构及其破局 ——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

农民治理参与缺位是影响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障碍,解析农村治理中的农民参与不足对改善乡村治理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基于"基层(乡镇)政府-农村-农民"整合分析框架解释农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漠视"现象.结果表明:农民"漠视"本质是农民治理参与不足、意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政府层面,基层政府治理悬浮、功能缺位,导致行政动员能力不足;农村层面,农村转型期空心化,治理机制(利益、情感和规则)不健全,导致治理能力不足;农民层面,农民进城、精英缺失,缺乏收益分配和利益关联机制,导致村民参与不足.破解该问题关键在于夯实基层政权建设、提升政府权威及其行政动员能力,健全乡村自治体系、提升自治能力,培育治村能人弥合治理结构洞、构建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等.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何以可能 ———基于 L 市 Q 镇乡村治理积分制实践的案例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政策要求。 L 市 Q 镇通过“133”乡村治理积分制,即用好“一 种制度”、成立“三支队伍”、完善“三种机制”,对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政策要求进行了实践创新探索。 实践结果表明 Q 镇乡村治理积分制模式增强了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提高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培育了良好的文明乡 风,形成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抓手,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互惠共生:政府与农民互构式治理机制

政府与农民的互构式治理意味着乡村治理现代化和长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实现,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双轨道有效耦合。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认知范式,以“互惠共生”关系为视角,以红岩村“村民议事会”作为案例,政府和农民的互构式治理过程呈现“强政府-强农民”的良性互构模式,以此化解乡村治理困境、创新基层民主治理,通过互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互构域四个要素相互作用以达到互构式治理机制运行最佳效能。未来互构式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需要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实现赋权增能、强化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互动、加强文化和情感建设。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

乡村振兴离不开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农村居民、社会组织以及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但事实上,基层党组织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基层政府的角色表现不明显,农民的参与意愿不高,社会组织的参与力度不够,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为了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并形成合力,必须探索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互联网为依托,以协商为手段,以网络治理为平台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新路径。     

走向协同治理:社会治理的内涵解析及其创新前景——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论域

基于社会治理内涵的解析,分析指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战略布局可采取政府和公办社会组织主导、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格局,策略选择上应注重党和政府的引导策略与地区策略,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策略。现阶段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模式可以采用协同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     

嵌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研究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是对乡村治理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一个崭新课题。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于乡村社会,其产生与发展必然使其成为新兴的、重要的治理主体,逐步嵌入到乡村治理中,形成新的乡村治理模式,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章基于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视角,从这一崭新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目标、主要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来探讨嵌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乡村治理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传统的政府为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适应,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因此,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更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村组联动：简约治理视角下的村组关系模式

简约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而村民小组是实现乡村简约治理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比两个村庄的村组关系模式,发现“村组联动”的模式更契合乡村的简约治理目标。“村组联动”指的是村级组织负责统筹村庄工作及资源分配,村民小组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村组之间形成有效联动的一种合作机制模式。这一模式以村级统筹、小组自治、双轨治理等作为实践表征,并通过激发村民的参与意识、促进村庄内部整合、构建弹性治理机制等实现了低成本的有效治理。近年来,由于村级治理行政化、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自治的基础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村组联动”可以是当前体制约束下的一种机制调整路径。有鉴于此,基层应通过小组重建农民与村集体的内在关联,促进村级组织与村民小组协同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农民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民政治参与是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新时期,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出非公利性、非自觉性、非均衡性、非制度性等特点。农民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联性表现在: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农民政治参与行为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农民政治参与质量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农民政治参与目的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追求。因此,现阶段必须抓好基层党建,激起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创新参与平台,鼓励农民政治参与行为;加强亲民教育,提升农民政治参与质量;提供参与保障,引导农民政治参与目的。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乡村治理框架研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加快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有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我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面临治理主体权限模糊化、治理内容复杂繁琐化以及治理方式刻板形式化等多重困境。为实现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相契合的乡村治理机制创新,运用PDCA循环理论,建立以“状态分析-机制构建-机制评估-机制改进”为主线的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计划阶段明确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村民协同参与的现代化治理主体职能结构,依托“一建五治”模式推进治理创新;实施阶段积极优化基层体系结构、产业发展布局和集中建设布局打造党建“红色引擎”,通过平台建设、秩序重塑、信任机制和领导协调四方面形成多层次资源支撑保障机制,同时设立乡村现代化治理的差异化调整机制;检查和处理阶段强化绩效评估结果反馈的应用,加入公众参与的视角,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重评估路径,满足乡村社会村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结合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的实施,提出乡村基层应继续推进多元协调治理,正确处理社会内部矛盾冲突,以“五治融合...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及乡土文化的治理功能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传统治理主体在功能定位、职责权限、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宗族组织、民营组织以及乡村草根组织等社会力量、组织的兴起与参与,又因价值取向、文化水平、自身利益等催化了乡村治理失衡.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以其显著的乡土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多元主体提供了主体认同;以其文化意识形态功用,内化民众的思想,促进乡村社会有序发展和自治调控;以其独特的秩序意义助推乡村社会矛盾整合、多元主体价值观趋同以及各阶层利益归一,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以乡土文化提升乡民的文化自信和公德意识,通过"文化+产业"模式推动经济、文化双赢,实现乡土社会的良性共治.     

新时代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功能提升

农村基层组织不仅是农民个体融入农村社会治理过程最重要的平台,也是其参与国家事务的微观组织载体。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意味着仅依赖政府垄断和强制特性进行的公共管理模式必须向依靠多元利益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当前,作为农村公共治理重要载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功能发挥不够、不当的情况。为此,农村社会建设必须更加突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其他基层组织的合力作用,积极用好乡村外部力量的协同功能,借助于现代网络化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为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充分发挥提供政治、体制及技术的支撑。     

多中心治理:新农村的治理模式

将多中心治理理论引入新农村建设,能够改变政府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性管理和控制,让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秩序维系、冲突矛盾化解等多个领域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拉近地方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恢复草根民主和公共精神。应尽可能地实行多层次的地方治理,依靠政府、市场、民间组织、农民等多方主体的协商合作来解决农村公共事务问题。     

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与基层善治路径

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村两级机构关系异化、村民委员会的自主性趋弱、村民原子化状态突出、农民在政治沟通中的作用逐步萎缩等困境。社会资本作为重构成员关系、增进共同体利益的组织网络与规范,有利于构建顺畅的群体之间及向上的沟通机制,培育农民的责任意识,引导具有公共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的形成,同时能够强化农民的团体合作意识,增强群体竞争力。增强基层治理中村级组织的自主性和责任感,规范村民的自组织行为,强化政府对基层治理事务的法治规约,有利于发挥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达致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