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能吏张敞评论

张敞是西汉宣帝时期 (公元前 73- 49年 )一位重要的人物。宣帝号称西汉的中兴之主。他曾多用文法吏 ,以刑名绳下。当有人劝他应该重用儒生时 ,他却严厉训斥说 :“汉家自有法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 ?”① 这颇能概括其治国的方略 ,即杂用霸、王之道 ,儒、法揉杂 ,综核名实 ,权操于上 ,而责成臣下 ,尊崇儒术而不为其所拘泥。而他达成的“吏称其职 ,民安其业”② 的中兴局面 ,是与他的这一方略分不开的。张敞是学术修养颇高的大臣 ,他的政疏充满深厚的儒学色彩。如此高深的儒术修养使他适应于西汉中期儒学昌盛的大环境…     

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试论汉代长者及其历史影响

长者广泛分布于汉代各个时期、各个地域,涉及不同社会阶层,主要指年长德艾、广为公论推许的贤能士人。长者称谓具有丰富的内涵,侧重于道德,如厚重、宽仁、谨慎、恬静、忠义,尤崇宽厚。汉家制度经历了"霸王道杂之"至"纯任德教"、"多行宽政"的转变,长者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两汉之后,仍有不少士人以宽厚长者见闻于世,活跃于朝廷乡里,敦励政风,美化时俗,影响深远,而这与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崇尚宽厚之德密切相关。     

略论汉武帝集权之术——以尊儒和霸王道杂之为主

尊儒和霸王道杂之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上台伊始的汉武帝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尊儒活动,尊儒为中央集权的加强奠定了思想基础;大权在握后,汉武帝并未实行儒术独尊之策而是采取了霸王道杂之之术,霸王道杂之的实施打击了地方豪强与不法王侯,加强了中央集权。总之,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霸王道杂之——《太平经》对汉家治术的发展

汉宣帝刘询曾明确教示"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家"治国方略,其政治运行结构实出居阴潜御思想模式,即以君为阴、臣为阳,君居阴而御其阳(臣)的思维观念去设定和理解君臣上下关系;究其文化渊源,则与汉代天文思想中北斗"居阴布阳"、北极(北辰)为"天之中"的观念密切相关。战国时期"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的申、韩法家,至此与儒道合流而为汉家所用,以图"王道"与"霸道"并用之效。《太平经》展现了这种治术在东汉的发展形态,其地方施政模型是在汉代儒生"宣明教化"观念主导下,模仿北斗统率群星模式而来,以法家"潜御"之术为内核,融汇、改造"形名"理论及阴阳"正位"等观念,从而实践了君居阴而御其阳(臣)的新模式。这一模型可谓黄老治国模式在东汉时期的"再现",其最大特色在于将"任贤"与"清净无为"融为一体,充分实践、发展了汉宣帝"以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秘诀,而以君、臣、民、阴、阳各正其位、治世"太平"为其最高宗旨。     

"罢黜百家"还是"熔炼百家"——论董仲舒思想的"杂家"特征及其历史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董仲舒亦因此获得了"儒首"、"儒宗"的地位.但从思想成分看董子并非"纯儒",而是"杂儒",他延续战国后期诸子"百虑一致"的趋势,把百家思想与传统儒学熔于一炉,炼就了迎合帝王政治需要的新儒学.由于这种"官儒"已采百家之长,既适应国情特点又可"通万方之略",这就为"罢黜"与"独尊"提供了条件,为战国秦汉以来的治道探索划上句号,并开创了后世王朝"霸王道杂"的先河.     

“王”抑或“霸”——孟子“王道”学说之悖论

孟子的教导只能造就霸者,不能造就王者,这是孟子王道学说的悖论之所在。王霸之辨在于君主心术之辨,"王道之成"以君主的"王者之心"为基础,但造就"王者之心"却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孟子与诸侯对话时非常注意修辞,诉诸的根本不是君主的"不忍人之心",而是君主的"利心",试图用"利"或"无敌""王天下"来打动时君。孟子的教导不但不能在现实的君主身上造就"王者之心",而且只会诱导出"霸者之心",这就不免与他的王道理想南辕北辙。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霸王道杂之”的宏观管理思想──先秦秦汉时期治道的理论与实践

“霸王道杂之”的宏观管理思想──先秦秦汉时期治道的理论与实践沈星棣人们提到管理学，往往只是联想到经济管理，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错觉。其实，管理是一个广义的名同，除了经济管理外，还包括政治管理、军事管理、文化管理以及人才管理等等。因为人生活在群体之中...     

隋炀帝“以民为本”、“天下为公”思想再解析

关于隋朝为什么会灭亡,学者们颇多争议。隋炀帝不重视儒学,不讲究“王道”成为后人解释隋朝亡国之因的主要论据。但从现存史料看,隋炀帝不仅懂得“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的道理,还曾作过系统的阐释;隋炀帝的暴政和亡国之因不在于否认儒家的王道思想,而是由他的骄奢和折腾所直接导致的。汉魏以来,帝制统治思想,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于,构建了一整套理想政治模式理论,它成为治国施政的基本依据。如何运用、贯彻和执行这套理论,也就成为政治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现实思考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重要思想表明,今后我国治理国家,不但要重视法制建设,还要重视道德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德建设是治理国家之根本.     

董仲舒治国方略简论

董仲舒认为只有更化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更化的标准是：“为政而直于民”,更化的基本原则是“道不变”。教化既是人性的要求,也是巩固统治的需要。为搞好教化,一是君主立大夫做出榜样;二是安民,使民乐生;三是培养好实施教化的人才。只有罢黜百家,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儒家思想上,才能确保政纪法纪的统一,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研究董仲舒的治国方略,有利于我们理解汉武时期的政策,对今天的启迪也是不言而喻的。     

解休谟问题

从“是”能否推出“应当”的休谟问题,经一些西方哲学家的论证,变成价值判断决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的休谟法则。对此也有西方和我国的研究者不予赞同。可他们的立论大都经不起仔细推敲。依我之见,休谟问题乃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因为“应当”不是由于有“是”,而是由于有“可以”才被提出的。     

从本相存在与角色存在看"舜之封象"、"子为父隐"

黄裕生先生从“本相存在与角色存在”的方法原则出发,认为“舜之封象”、“子为父隐”是违背公正原则的。其实,即使从这一方法原则出发,也不能得出上述观点。“舜之封象”、“子为父隐”不仅没有违背公正原则,反而正是本相法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在运用西方思想分析中国儒学的经典时,一定要注意对经典的理解,否则我们的分析就无法触及中国儒学的核心。     

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

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本文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大背景下,从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依法治国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和实践发展,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推进依法执政。     

早期儒家诚信思想与我国古代民法文化刍议

诚信原则具有普遍的民法文化意义。我国古代民法以习惯法为主,深受儒家伦理的支配。从早期儒家诚信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诚信是儒家伦理的重要原则。早期儒家诚信思想对我国古代民法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     

黄老学“执一”政治观探析

黄老学认为"一"是万物的根本,相对于万物"一"具有优越的地位.在对"一"的深刻认识基础上,黄老学形成了"执一"政治观念.黄老学认为君主就是"一"的体现,"执一"是君主修身、治国的基本原则."执一"表现为以一应万的内涵,"执一"要求君主做到依法治国,"执一"的目的是实现天下的统一及各种政治集团的和谐共处.     

法治的反面是什么?──再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与一人之治的论述不是专门的治国　方略论，而是为说明全权君主政体的优劣服务的，行文中的“一人之治”指的是政体形式，　而非治国方法。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的反面是人治，而非一人之治。他的人治是不受法律约束　而受执政者个人情感左右的治国方法，它既可以存在于单个人统治的政体中，也可以为多人　统治的政体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