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伦理与市场理性的融合——“农二代”创业实践的中介作用

互联网时代,乡村社会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渗入以顺利转型,已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点.借鉴费埃德伯格的组织分析框架,以闽南地区“农二代”互联网创业为例,从观念、关系、规则三个层面考察传统伦理与经济理性的融合途径,通过对伦理与理性的概念辨析可知,新进的“农二代”创业实践可作为两者融合的中介点.创业实践的中介性,成为国家视野下市场体系和乡村共同体,家庭教化与组织运营之间的一种平衡机制.     

"三个代表"思想的政治伦理解析

政治伦理是政治和谐之应当。对政治伦理的考察可以从政治伦理价值、政治伦理原则和政治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入手。“三个代表”思想具有政治伦理的特性 ,“三个代表”的价值目标是政治伦理价值在阶级社会里最充分的体现 ,“三个代表”思想中有关执政的原则要求充分体现政治伦理的一般原则     

传统人际伦理变异与权力寻租及其矫治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熟人社会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熟人”待统中的人情、面子与权力的三要素的运作逻辑,在当下人际交往中发生扭曲性交换,并进而产生人际伦理的变异与权力寻租。因而实现人际伦理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熟人”传统。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层面探讨人际伦理矫治。     

论"经济人"的理性精神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作为其主体的“经济人”既有主观上个人性、自利性的伦理秉性 ,在客观上又有利他性、社会性的理性精神 ,正是这种“利己性”与“利他性”的统一 ,才使得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经济人”的理性精神 ,必须有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及新闻舆论监督制度等一系列市场经济制度来保障。     

概念、历程和立法综述——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之一

“安乐死”的争论已形成了历史,争论的问题是一系列的,如:“安乐死”的对象与标准的争论、伦理争论、法理争论等。“安乐死”的定义众说纷纭,“安乐死”的历史久远,现实的争论激烈,未来的争论还将继续,由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持续不断的争鸣和人类理性的觉醒,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确信,对“安乐死”态度的差异会逐渐缩小而走向趋同,人类文明的脚步一定会在激烈的争论中向前迈进。     

从教育供求视角对"知识失业"问题的反思

从教育供求的角度分析,引起我国“知识失业”问题的原因是：教育扩张引起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教育的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矛盾、教育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等。对此,应深化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使教育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转变就业观念,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推行“校企合作”模式,培养定向应用型人才;积极创设有利于学校发展的“软”环境;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合理调整高校的专业设置。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探析

乡村治理对于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理念不深化,乡村存在着"微腐败"问题,直接侵蚀着群众的利益;乡村治理关系错综复杂;当前乡村仍然呈衰落的趋势,农村社区治理的伦理路径也遭到忽略。因此,当前社会治理需要健全"三治结合"的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和强化追责问责;维持村民现有自治制度,梳理乡村治理内容;通过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引进等手段,改善乡村衰落现状;正视乡村居民群体的主体性作用,依靠伦理路径促进乡村治理。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中间人心态"、"纯诗"立场与"现代"价值观念 --论"现代派"诗人群体的思想特色与文化心态

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 ,因《现代》杂志而得名的“现代派”诗人群体 ,在当时社会矛盾激化 ,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的环境中 ,形成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和“中间人”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他们从“新月派”继承下来的“为诗而诗”的“纯诗”立场和艺术态度 ,与重视自我、强调艺术自律性和纯粹性的象征主义诗潮取得了契合。同时 ,他们还具有鲜明的“现代”时间观念和价值立场。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

近代以前 ,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 190 5年科举制度废除 ,标志着“新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最终确立。新式学校的迅猛增加 ,“新学”教育机会的拓宽 ,以及失去往日旧学教育内在社会整合机制的“新学”教育体制 ,为绅士阶层提供了社会流动资源。与此同时 ,近代“新学”教育体制在学堂地域分布、各专业学堂比例、主要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始终疏离于乡村社会 ,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     

"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

1943年开始全面施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针对过于激进的“妇女主义”影响到乡村社会稳定发展这一问题,倾向于寻找一种实际的方式,以避免乡村矛盾,强调妇女参与生产和增强她们对于经济生产的贡献。新政策在消除农村社会不和谐音、强化人民团结的同时,传统农村父权制家庭结构下性别问题被遮蔽了。延安时期,“新女性”的代表丁玲因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有所不同而饱受批评。而最终是以丁玲站在“党性和党的立场”作为收束,这固然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但是,也使得当时隐约呈现的性别问题被搁置了。“延安道路”对性别问题的态度,可以追溯到五四后期左翼革命话语如何整合女性话语,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依据的妇女解放理论有着密切关联。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有助于以更为积极的方式把女性主义结合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乡村环境治理中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

乡村环境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分散性、流动性、复合性等特征,“治联体”自治是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嵌入乡村以整体性推进环境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基于“价值—结构—制度”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T村环境治理实践,揭示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双向耦合的机理。结果表明,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是一个价值互认、结构互嵌和制度互融的过程。一方面,基层党建以理念嵌入、身份嵌入、制度嵌入等方式嵌入“治联体”,在“价值认同—结构优化—制度整合”的层层递进链条下激发村民进行环境治理的行动自觉;另一方面,“治联体”的嵌入性自主,不仅使“治联体”自治以新的简约形态复归落位,也为基层党建创新提供了中间渠道和行动空间。双向耦合下的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局部有效和整体有效的双重提升、政治定力和社会活力的协同进阶、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合宜性"及其伦理意义

“合宜性”是亚当·斯密一个具有独特话语意义的词汇,是对人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价值判断的伦理尺度。人类社会以“合宜性”为标准,通过“公正的旁观者”对他人和自我行为的道德评价来维系整个社会在伦理观念中的“一致的估价”,从而调和利己主义与同情心的矛盾,实现“自我赞同”向具有合宜性的“社会赞同”的过渡。“合宜性”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它有着深刻的个体自我伦理、社会经济伦理以及生态环境伦理的意义。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自主创新"实践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的根本理论依据

作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哲学框架 ,“自主创新”实践观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中 ,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同具体国情相结合 ,总结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的根本理论依据。这一基本哲学观念的提出 ,拓展并深化了理论创新与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里的对立统一矛盾规律问题 ,以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等重大哲学问题的理论视野。     

论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

从教育实践的实然性质来看，教师的教育实践与反思性实践有着内在的契合。“反思性实践”概念凝聚了认知的、行动的、省思的、伦理的特性，其中，伦理性尤为重要。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意味着，教师是积极主动的探究者，是教育知识的创生者，是学生人格成长的促进者和关怀者，是不合理的教育观念、制度的批判者和改革者。     

苏联与美国"二战"作品比较

苏联的以“二战”为题材的作品把要表达的观念建立在对战争正义性的理解上,并从道德伦理价值角度来思考战争,爱国主义精神是其最大的主题,其反战的实质也多是对战争破坏原有的人伦秩序而激起的对战争的深恶痛绝。而美国的以“二战”为题材的作品则是在思考战争本身,鲜明的反战主题掩盖了对其他价值的判断,通过对反人道现实的揭露,激起人类对自身价值与尊严的维护。如此所表现出的两种性质的“二战”文学精神,从两个侧面反映了全方位的人类生存意识。     

变法不变心:清末"新政"得失新透视

清末“新政”是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自救措施。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 ,清廷一方面希冀引入欧美、日本的富强之术来改革弊政 ,另一方面又紧紧把住“三纲五常”这个传统的伦理纲常不放。此种首鼠两端的变法模式 ,与以往的中体西用模式有联系性 ,但更有与当时的政治外交环境相适应的新特点。本文以清末“新政”的两个中心观念为线索 ,逐层揭示了“新政”得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新政”发动者难以克服其自身变法不变心的致命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