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结构非范畴化为副词

非范畴化是语言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演变机制。在汉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一把＂、＂一下＂和＂十分＂等数量结构逐渐非范畴化为副词,并与数量结构的句法特征明显不同。其非范畴化的认知基础是量词和副词在概念表达上的邻近性和相似性,认知方式则是转喻和隐喻。     

探析定数量词“双”与“对”

定数量词“双”与“对”的本义都隐含“双数”这一相同义素,从古至今,它们都可以计量成双的具体事物或事 物的两个部分。不过,由于“双”和“对”在语义来源等多方面不一样,致使它们的搭配原则存在差别。从历时的角 度对量词“双”和“对”的使用情况进行梳理,一方面考察、分析其演变原因,另一方面勾画出它们称量事物的演变 轨迹。量词“双”侧重于强调事物“成双”;“对”更强调“配对”。     

汉代铜器铭文中的数量词

汉代铜器铭文是研究汉代语言者值得参考的原始语料。本文即以汉代铜器铭文为材料，对其中的基数表示法、序数表示法、分数表示法、虚数表示法、量词及数量词的组合情况进行了描述，并对各种数词表示法及量词、数量组合的形式特征与语义特点分别作了必要的探讨     

量词的非范畴化特征及其动因机制研究

量词以其形象性、生动性著称于世,是英语、俄语等外国语不能比拟的。量词概念的二元性(符号概念和类概念)使概念具有指称意义和陈述意义,构成了量词非范畴化的前提条件。量范畴的不同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内在统一性,这是量词能够非范畴化的认知基础,使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则是转喻和隐喻的认知机制。通过转喻和隐喻,量词实现了非范畴化,从而获得量词数量属性以外的范畴意义。量词的非范畴化促进了语言的多元化,使得语言不再是单一、枯燥和乏味的范畴,获得了语言的审美特性。     

基于焦点信息量化讨论的存现句类型分析

作为自然语言逻辑重要组成部分的广义量词理论在国内还未引起广泛关注。将该理论与语言研究结合起来,根据强弱性质的不同,量词可分为比例量词限定词和基数量词限定词。通过焦点信息的量化分析将英语存现句分成四类:表示基本存在、表示描述、表示任务、表示清单。其中,在表示基本存在和表示描述的存现句中只能出现基数量词限定词,在表示清单存现句中只能出现比例量词限定词,而在表示任务存现句中量词类型则不受限制。     

汉日语动词应用特点的比较分析

汉日语动词在应用方面各自有着许多独特之处。本文只就汉日语动词在重叠使用以及与数量词连用时的特点进行比较。在动词重叠的比较中,就双方动词重叠使用的规律、表义及日汉对译问题进行了说明。在动词与数量词连用时特点的比较中,概述了汉日语数量词的位置、量词单独使用的情况、带"一"的量词所指的含义及数量词在句中的语法作用等方面的区别。     

从“量词”英译看汉英量词系统对比

汉、英语中都有表示数量的范畴,区别在于汉语量词独立成类,英语中在名词之下有一个次分类表数量。通过对汉英量词(该文只指名量词)分类的分析,发现只有个体量词属汉语特有。该文解释了"量词"译成英语的译法,重在强调英汉量词系统的差异。     

数量词古今用法之异同

汉语数量词的用法古今多有相同之处 ,又有很多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地方。本文采用对比的方法 ,就数、量词的搭配使用情况 ,数量词的位置 (词序 ) ,数量词充当句子成分及古汉语数词的特殊用法等几个方面对数量词古今用法的异同情况进行了探讨     

论英汉表示数量的词的异同

文章论述了英语和汉语表示数量的词的异同。给出了表示数量的词之汉语定义和英语语言学家对表示数量的词的不同定义,从两种语言中表示数量词的对应程度、量词的缺省、色彩的差异、比喻运用的异同、移用的差异、替代的作用方面详细地论述了其特点。     

英语"极小"负极性词语语义特征分析

＂极小＂负极性词语属于有量词语,代表的量值为最小,与否定词共现在一起,词汇功能被归入英语语法模型描写的一个范畴。通过对英语＂极小＂负极性词语在语义方面所表现的语言事实简单描述,基于其词汇范畴的改变,解释了＂极小＂负极性词语与否定词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极小＂负极性词语和否定词组合等值于全称量词的否定,代表一种质的否定,是极限表达的一种方式。     

诬蔑与辩正：“支那”称谓之源流考论

＂支那＂作为古代印度对中国的指称,是一种尊称。然而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国势衰微,屡遭列强欺凌,日本一些＂居心叵测＂之徒将＂支那＂一词贬义化,用来蔑称中国。来自东瀛的蔑视,激起了中国官民的极大愤慨,并予以坚决回击。时至今日,＂支那＂虽已成为死语,但仍有日本人不时使用,对此我们应当保持警惕。同时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用和平崛起的不争事实来回应诬蔑。     

从“走”的变化看词义演变的复杂性——以民族共同语和广州话为比较

“跑”的概念上古汉语说“走”。在现代汉语这个共时的层面上,“走”在共同语表现为后起义“步行”成为“走”的基本义,本义保留在成语里,或只作为语素义用来造词,“跑”替换了“走”。广州话保留了上古义,古代的“走”至今单说单用,作根词大量造词;沿用引中义创制方言词;受普通话影响,以“跑”替代“走”在当代广州青年的口语里极为突出。研究表明：由于词义演变的复杂性,古汉语常用词在共同语和方言里的变化是不可能一致的;又由于广州方言和共同语是不同的词汇系统,表现出来的结果也往往是不同的。     

“学术”考释

“学”与“术”是分别独立出现,各具不同的语义;然后由分而合,并称为“学”之名;至近代才有今天所谓“学术”的意义。     

从语言接触看东乡语和临夏话的语序变化

东乡语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语言的一支,临夏话是汉语西北方言的一支。东乡语和临夏话的使用者同处于甘肃临夏地区。这一地区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所以语言间的接触影响也比较频繁。本文主要探讨东乡语和临夏话由于语言接触而产生的语序变化现象:东乡语受汉语影响已出现svo句式;临夏话受当地少数民族语影响,基本语序已变为sov型。     

“蜀左言”新解

《文选·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蜀王本纪》有"蜀左言,无文字"的称述,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古蜀人"左言"是与汉语性质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这几乎成为此前古蜀文化和古蜀语研究者的共识。现在古蜀有文字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可,而对"蜀左言"的词语结构、文献用例、构词语素含义的研究结果表明:"蜀左言"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民族语言,而是上古汉语的一个地域分支;它与上古汉语雅言并无贵贱之分,而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蜀左言"与上古汉语的区别并非体现在词序和语序上,而主要在语音的声调上。     

关于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的思考

词类活用是古代汉语中的常见现象 ,不同于词的兼类 ;词类活用的范围需限定 ;在实际应用中 ,词类活用不能以今律古 ,要从语义、句法、语用几方面综合考察     

动量词的流变

上古汉语中没有动量词,表动作的量,通常是把数词直接放在动词的前面,不用单位词,表示今天“数量+动”形式的是“数+动”形式。动量词产生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于唐时期,稳固于元、明、清时期。动量词的产生对汉语史是一件大事,对汉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的”字的引入与使用谈近代汉日的语言接触

文章以近代“的”字进入文言并逐渐取代“之”这一语言变化为例，分析以汉字为媒介的近代语言接触给汉语带来的诸种变化，并追问产生这些变化的方式和缘由。研究发现主要有三:(1)“的”字进入文言起源于汉日近代的语言接触；(2)文言中首先出现了“～的～之～、～之～的～、～的～的”等与日语相近的新结构，体现了语言接触给汉语带来的变化；(3)新结构中的“的”字具有与日语后缀「的」近似的语义。      

古代汉语教材词类划分分歧现象探讨

高校古代汉语语法教学由于词类划分体系不一 ,在代词副词的归属 ,助词的取舍 ,量词是否设置等问题的处理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这就给高校尤其是师范类院校的教学带来不便。文章具体分析并探讨了近二十年来古汉语教材在词类划分上的分歧现象及产生的原因 ,进而提出代词、副词虚实的确立 ,助词、量词的设置不仅符合先秦文献的实际语言情况 ,而且可与中学文言文教学衔接 ,因而必须在高校教材中加以体现     

英汉名词性成分的语法化--兼论英语句法语序

英汉名词及名词词组的构造、语法化、词序与词序变化过程显示:语言结构从句法到词法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语序调整或不明显调整两种情况,并依不同语言的语法特点而定。英语从句法到词法过程中经历语序调整,汉语则呈现词序与句序相互映照的关系。语言间的这种不统一使得以今天的词法构拟远古句法的设想并不能在所有语言中都可靠。另外,某些表面似与句法有关的词语结构并不来自于句法的演变,这是又一使得以上设想不可靠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