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的融合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呈现出水乳交融的态势。历史考证中的纠谬、考异、商榷等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历史考证中蕴涵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同时,史学批评也离不开历史考证,史学批评总要涉及历史考证的问题。历史考证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可以给予史学批评以学风上的滋养。     

批判与继承：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史学史考察——以《读通鉴论》为分析样本

就法制史学史角度而言,王夫之的代表作《读通鉴论》是针对《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某段史实而发表的议论。在书中,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法制问题提出了自己个性鲜明的见解和主张。尤其是在法制史学理论方面,他提出法制要“趋时更新”、“循天下之公”等进步观点,在改造封建法制正统体系的学说基础上,对历史上各代的法律体系、立法史学、司法制度史学等进行多角度考证,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探讨和研究其发展规律,并提出了许多带有民主主义倾向、复兴民族国家的新型法制史学见解,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法制史举内容．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易学“变通”思维与王船山史论探析

王船山易学上的成就和特色造就了他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和显著特点.正是在易学“变通”思维的照耀下,船山对历史盛衰、制度沿革、得失成败等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始终贯穿着通变的历史见识.可以说易学变通思维是船山历史通变思想的基础,而对历史通变之理的总结则反映其对易学变通思维的运用和印证,二者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船山通变的史识.他的历史通变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重要遗产,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认真总结.     

章太炎光生史学的核心—通史致用

章太炎先生是我国晚近经古文集大成的大师。大家谈论到章先生学术上的卓越成就,都着重在他的经学。实则,章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在史学、诸子及文学等方面,均有卓越的的成就·他在史学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极有价值的论著,如《清建国别记》等。当他晚年,目击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寇祸日深,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他力倡通史致用,激发人民的爱国心,以图救亡。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鄙人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而作。”这表现了他高度的爱国主义精     

焦Hong的史学思想

焦竑是明代后期的著名学者,其著述中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体现了他对一系列史学问题的看法.在刘知几"史学三长"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史职"说,拓宽了对史官外部条件的要求.同时,他也发表了对史馆修史、史料收集、修史原则的看法,构成了他的历史编纂观点.在目录学方面,焦竑继承了前人的成就,在分类上有所新创,形成其独特的目录学思想.此外,焦竑对历史考辨的态度以及所运用的方法,也对传统考据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散论

陈寅恪是著名的中古史与文化史专家。他对于中古史实的考证,诗文证史方法的创获,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探讨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他成为继王国维之后的又一位史学大师,其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代学者的研究与思想过程中。近几年对于陈氏学术思想与成就的介绍和研究的论著纷呈迭现,几乎成为与“钱学”不分轩轾的又一学术景观——美籍华人汪荣祖教授著《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出版公司84年版),就陈氏的生平与学术成就做了较全面的叙述与评介,是为继陈氏弟子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之后最为详实的传记。刘梦溪先生《中西体用资循诱——谈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一文就陈氏中国文化本位论思想中包含的文化底蕴做了辩证深入的阐发。卞僧慧先生的《试述陈寅恪治学特点》一文则对陈氏治学特点与成就做了生动具体而又较为全面的评介。傅璇琮先生在《一种文化史的批评     

论王船山的史学思想

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王船山在学术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就其史学思想来说,在继承古代学者治史优良传统的同时,无论是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还是在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方面的独特视觉和眼光,都具有自己鲜明特色。对于他的史学成就,从近代以来,有一个逐步重视和推崇的过程,船山先生的史学思想对诸如曾国藩等湘籍名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其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论傅斯年的史学贡献

<正> 傅斯年(1896—1950)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学者和政客。他一生奔波于“亦官亦学”之间,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锋开始,到台湾大学校长为止,他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却又时常议论政治,卷入政潮,始终按照自己的信仰、志向不停地求索奋斗。然而,他毕竟主要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评论以及教育思想等各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其中尤以史学成就最大。本文专门论述傅斯年的史学贡献,至于其史学理论和方法则留待另文再述。由于傅斯年学术生涯的最大特点是既长治事又善治学,所以他的史学贡献既包括他在学术行政方面的工作成绩,又包括他本人的史学研究成果。     

刘节先生的治史态度和方法

刘节先生是一位学有专长的先秦史专家。他的学识渊博,对于中国古代的考据学、历史学包括思想史和史学史都有研究。尤其对考证先秦古史问题和诸子的学术思想,取得较多的成就。他毕生研治史学,态度严肃认真,研究方法也有可供后学借鉴之处。由于刘先生已经去世,我们对他的整个学术造诣又了解不深,本文只是作一简单介绍,如有误解之处,望读者和熟悉刘先生史学思想的前辈专家不吝教正。     

“贯通之以经术,弥缝之以渊元”——评林家骊《谢铎与茶陵诗派》

林家骊《谢铎与茶陵诗派》以明代茶陵诗派二号人物谢铎为研究对象,考证了其籍贯故里、家世、生平事迹、交游、著述编纂与流传、诗文系年等问题;把谢铎的研究和茶陵诗派的研究紧密相联,深入论述谢铎理学、史学、教育思想和文学成就;重点论述谢铎的文学理论和创造实践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考证严谨,论述透彻;点面结合,浑融清晰;重点突出,内容丰赡。《谢铎与茶陵诗派》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中的空白,也是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论荀悦的历史哲学思想

荀悦的历史哲学思想是复杂的。他以正统思想审视历史,通过总结西汉的兴衰成败,美化其统治,神化其地位,为东汉王朝提供历史借鉴;他以变易思想考察历史,认为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各种制度应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强调分析事物应注意其相对性,对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他既受天人感应思想的深刻影响,又试图从人事来考察灾异大量出现的原因,指出民为治国的根本所在,从而将天人感应思想与民本思想结合起来;他以儒家思想作为评价人物与评判史事的标准,反映出东汉学者师圣体经的经学思维方式。荀悦的历史哲学思想值得认真研究与总结。     

白寿彝论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白寿彝先生十分注重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他看来,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历史课程具有适合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丰富内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欲使爱国主义教育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历史教师必须正确处理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虚无主义,正确处理历史感、时代感与历史前途教育、民族团结与民族斗争、乡土观念与爱国主义、光明面与黑暗面等多种关系。白先生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具有较高的时代价值。     

牟宗三儒教观评议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牟宗三主要是作为一位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的形象出现的,与他的儒家哲学的研究成果所受到的重视程度相比,他对儒教问题的研究被严重忽视了。实际上,他是五四运动以后重新肯定儒家宗教性的思想家之一,从儒耶对比角度对儒教精神做出了系统阐述,并得出了儒教是内在超越的结论,成为当代新儒家里程碑式的思想贡献。但是,牟宗三的儒教观存在一重要局限,他所谓的儒教其实只是士林儒教中的心学一系,而同样在儒家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朝廷儒教、民间儒教,均未能进入其分析视野,甚至同为士林儒学的理学一系也因为别子为宗的判断而被排除在外,从而严重影响了内在超越说的概括性和说服力。     

论二三十年代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冯友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出版,标志着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成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冯友兰既不取他早期"哲学是求好之学"的定义,也不采纳胡适的哲学定义,而是通过哲学的分类以显示哲学的内容和意义,并以此为标准来取舍中国哲学;同时,又对哲学的性质及功用、价值作了系统的阐发。冯友兰关于"两种哲学史"的划分、关于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的诠释、关于哲学史的分期等,表明他的哲学史观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     

梁启超眼中的史家素质述论

梁启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史家素质作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取得了新的进展。他非常强调史德,把史德放在第一位。他对史学作了明确的界定,史家的主要功夫应用在专、精上面。他认为史识主要指史家的观察力,并介绍了如何做到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在史才方面,他认为最关键的是组织和文采。他的这些论述与前人相比更加清楚,更易于把握,使后来的治史者少走了不少弯路。直到今天,梁启超对史家素质的论述仍值得重视。     

浅析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

普列汉诺夫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的过渡环节。普列汉诺夫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唯物史观方面不仅把马恩著作的基本原理具体化,而且独具匠心地提出了新的见解和主张。例如将历史观发展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提出＂五项因素公式＂等。然而,普列汉诺夫在历史观领域的研究存在着缺陷,到了晚年在政治上又犯了严重错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值得肯定的是,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确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应该辩证的看待。     

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

提出“民间”理论和倡导对“潜在写作”的研究,并非要建构一种新的“主流/非主流”的二元对立,而恰恰是要摆脱建立于权力基础上并导致了对文学史全面遮蔽的二元对立式的历史叙述模式,使文学史在文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的多元的平台,从而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     

历史等于历史学:海登·怀特治史主旨简述

作为名闻遐迩的当代史学思想家,海登·怀特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引起了史学界许多人的注意,中文学界也不例外,但现有的著作比较侧重分析他的论著,特别是《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内容及其影响。其实,怀特的治史路径有着几个明显的转折——怀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成为一个史学理论家,而是想成为一个"正宗"的史学家,但他自学生时代起,又受到老师威廉·博森布洛克的影响,寻求一个经世致用的理想。他的这一追求称得上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怀特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理论,通过历史书写中"叙述"的功用,写作包括《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在内的许多论著,为的是实践这一理想,让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形成积极的互动。而到了晚年,怀特又探讨超越"叙述"的新路径,以求历史学展现"实用的过去"。怀特的思想遗产既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亦在于他在革新历史学性质、观念和方法上所做的不懈努力。     

如何看待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关于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有的人感到迷惑不解,更有的人据此认为李大钊的历史观是多元的、对唯物史观点持批判态度的。事实上,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教学研究与他对唯物史观的宣传是有内在联系的两件事。他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意在说明,唯物史观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方进步历史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进步的西方史学思想的发展是唯物史观产生的重要前提。他在对史学思想史的教学中虽然没有更多地讲唯物史观,但他进行这种探索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他在头脑中初步形成的唯物史观。